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审判中，经过华夏政府代表团法官们的努力，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约有一百多名。
这些证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第一位就是溥仪，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的那一天，溥仪身穿一套蓝色西装，戴一条浓茶色领带，立即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溥仪激动地控诉了日本侵略东北，板垣征四郎派人威胁他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毒死他的妻子谭玉玲，以及土肥原贤二挟持他离开天津到伪满洲国当皇帝等罪行。
另一个印象最深的证人是伍长德，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作证控诉中，说明了日军在金陵大屠杀的血腥日子里，自己被日军押送到金陵的汉中门，当时和他一起被日军押送过去的还有两千多人，这些人大多是精壮男子。
这些人被日军分批带到金陵城外，然后用机枪射杀，伍长德也被日军押运到尸体堆旁边扑倒在地，虽然没有遭到日军的机枪射击，但伍长德还是挨了日军一刺刀。
因为日军在尸堆中对那些没有完全断气的人乱刺，伍长德的证词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场的所有人听得毛骨悚然，华夏政府代表团的举证对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终宣判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其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日本战犯最后的量刑问题上，法庭内部也是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华夏政府代表团法官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部的争论中，也是据理力争的说道：“如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的话，那就有悖于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宗旨，又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
华夏政府代表团法官梅汝璈还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韦伯庭长，慷慨激昂的说道：“庭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受华夏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是来此惩罚给华夏民众带去严重伤害的日本战犯元凶祸首的，如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华夏政府代表团的所有人员都无颜见江东父老，唯有集体跳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
正是在华夏政府代表团的据理力争下，结果才以六票对五票的微弱优势，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这七名主要战犯判以绞刑，荒木贞夫等十六人处以无期徒刑，宣判东乡茂德等两人有期徒刑。
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上将批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但对死刑犯的判决却没有立即执行。
反而是把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的上诉书转给了美丽国最高法院，随后，美丽国的最高法院居然以五比四的投票同意被告上诉，这让整个世界的舆论全都纷纷对这个行为进行谴责。
华夏政府代表团法官梅汝璈也是愤怒的表示道：“如果代表了十一国的运动国际军事法庭所作的决定，要由某一国的法庭来重新审理，那不管那一国的法庭是多么高的法院，都会使人有所担心，以后任何国际决定和行动都要同样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审和改变。”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丽国司法部副部长也是致函美丽国的最高法院，指出美丽国的法院无权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法庭的判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美丽国的最高法院终于以六票对一票拒绝重新审理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提出的上诉。
就这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拖延了一个多月后，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东京时间零点至零点三十分，才在东京的巢鸭监狱对东条英机等七名主要战犯执行了绞刑。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是按照英美法系来进行审理，按照顺序是起诉检察阶段在先，法官量刑阶段随后，所以，检察官和法官必须各自独立工作。
但是，在开庭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华夏政府代表团的检察官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的同仁，有两个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
有的人认为，应当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那天算起，因为，这一天是日军偷袭美丽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日子，十二月九日，美丽国、英吉利国和华夏等国才对日本宣战。
不过，华夏政府代表团的检察官却认为，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华夏华北地区的“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就已经全面的侵略华夏了，而“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九三一年在华夏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时候，日军关东军在华夏东北地区的皇姑屯炸死了东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而有证据表明，阴谋在华夏施行“皇姑屯事件”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是日军关东军的同一批人。
所以，应该把在华夏东北地区发生的“皇姑屯事件”当作为清算日本战犯罪行的起点，华夏政府代表团的检察官说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的同仁们，并最终确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的审判中，被告的日本战争犯的犯罪日期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开始算起。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哪些人是日本甲级战争嫌犯，最后，各国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了日本甲级战争嫌犯名单，并经过初选后予以逮捕，最后由运动国际军事法庭的季南检察长和各国的检察官会商后挑选出二十八名日本甲级战争嫌犯作为被告受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华夏政府代表团第一批提出的日本战犯有十八名，其中就有九名列入了日本甲级战犯名单。
在这两个问题解决后，紧接着的任务就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前撰写并提交《起诉书》，华夏政府代表团的检察官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时间紧人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