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鲁国的庭院里，落叶随风轻扬，季路挺直身躯，向孔子抛出了两个直击人心的问题：“事鬼神” 与 “问死”。面对弟子对幽冥世界与生命终局的追问，孔子没有陷入玄虚的思辨，而是以两句斩钉截铁的回答，划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疆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这简短的问答，如同两把钥匙，打开了儒家生死观与伦理观的大门。孔子为何回避鬼神与死亡的具体探讨？“事人” 与 “事鬼”、“知生” 与 “知死” 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关联？在鬼神之说盛行、生死困惑萦绕的春秋时期，孔子的回答既是对时代风气的回应，也是对人生价值的重新锚定。循着《论语》的脉络，结合历代儒者的解读与现代社会的生死困境，我们不妨深入探寻这两句话背后的智慧，感受儒家 “立足现实、关注人生” 的精神内核。
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的人本优先与伦理坚守
季路问 “事鬼神”，本质上是对 “人神关系” 的追问。在春秋时期，鬼神崇拜盛行，祭祀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唯有恭敬事奉鬼神，才能获得福佑、规避灾祸。季路的提问，既符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也反映了弟子对 “如何安顿精神世界” 的困惑。而孔子的回答，却跳出了 “是否存在鬼神”“如何事奉鬼神” 的表层探讨，直指核心：人事未尽，何谈鬼事？这背后，是儒家 “人本主义” 的鲜明立场与 “伦理优先” 的价值选择。
1. 人本主义：将人的价值置于核心位置
孔子的回答，首先确立了 “人” 在宇宙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无论是鬼神是否存在，都不应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相比于虚无缥缈的幽冥世界，现实中的 “人” 才是价值的中心，“人事” 才是需要优先践行的正道。这种思想，打破了当时 “神本主义” 的桎梏，将人们的目光从对鬼神的敬畏与依赖，拉回到对现实人生的经营与担当。
春秋时期，鬼神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天子的宗庙祭祀到百姓的祈福禳灾，鬼神被视为主宰命运的力量，人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事奉鬼神，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的民生疾苦。孔子曾批评 “季氏旅于泰山”，认为这是违背礼制的僭越之举，本质上就是反对将过多精力投入到虚无的祭祀中，而忽视了对百姓的治理与关爱。他主张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强调统治者应将精力放在改善民生、教化百姓上，这才是 “事人” 的核心要义。
孔子并非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对其采取 “存而不论” 的态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 他不主动谈论鬼神之事，并非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在他看来，鬼神之事超出了人的认知范围，过度探讨只会分散人们对现实人事的关注。与其纠结于鬼神是否存在、如何事奉，不如专注于现实中的道德实践与人际相处 ——“事人” 做好了，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安顿；若 “事人” 未尽，即便事奉鬼神，也只是流于形式的虚饰。
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特质。它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实践，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无需依赖鬼神的庇佑。正如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儒家将 “知人”“知性” 置于 “知天” 之前，与孔子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的思想一脉相承，共同构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
2. 伦理优先：以 “事人” 践行道德准则
“事人” 并非简单的人际交往，而是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孔子所倡导的 “事人”，核心是践行 “仁、义、礼、智、信” 等道德准则，处理好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各种人伦关系。在他看来，“事人” 的过程，就是道德实践的过程；只有将人伦关系处理得当，道德准则践行到位，才能实现个人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
“事人” 的首要准则是 “仁”。孔子将 “仁” 视为道德的核心，主张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爱人” 并非泛泛的博爱，而是从亲人开始，推己及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 “爱人” 的起点；进而将这种爱心扩展到他人、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最终实现 “天下归仁” 的理想。
其次，“事人” 需要遵循 “礼” 的规范。孔子一生倡导 “克己复礼”，认为 “礼” 是调节人伦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事人” 的过程，就是 “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的过程：君臣之间要遵循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准则；朋友之间要坚守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的承诺；与人相处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宽容。这些 “礼” 的规范，为 “事人” 提供了具体的行为指南，确保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有序。
再者，“事人” 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孔子强调 “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认为人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应将道义放在首位，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对统治者而言，“事人” 就是 “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关心百姓疾苦，让百姓安居乐业；对普通人而言，“事人” 就是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诚信待人，关爱他人。这种责任意识，是 “事人” 的核心动力，也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认为，相比于事奉鬼神的虚无缥缈，“事人” 的伦理实践才是真实可感、切实可行的。一个人若能在现实生活中践行 “仁、义、礼、智、信”，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与安顿。反之，若忽视 “事人” 的责任，一味沉迷于对鬼神的祭祀与祈祷，不仅无法实现生命的价值，反而会陷入虚妄与偏执。
3. 对鬼神祭祀的理性定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孔子反对将过多精力投入到事奉鬼神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祭祀活动本身。相反，他对祭祀活动有着明确的理性定位 —— 祭祀的核心是 “诚敬”，目的是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而非祈求鬼神的庇佑。
《论语?八佾》中记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这句话深刻体现了孔子对祭祀的态度。“祭如在”，意味着在祭祀祖先时，要怀着诚敬之心，仿佛祖先真的在场；“祭神如神在”，在祭祀神灵时，也要怀着同样的诚敬之心，仿佛神灵真的存在。这种 “诚敬”，并非对鬼神的盲目崇拜，而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感恩，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孔子强调 “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如果自己不能亲自参加祭祀，而是委托他人代祭，就失去了祭祀的意义，因为祭祀的核心在于内心的诚敬，而非形式的完备。
在孔子看来，祭祀活动的本质是道德教化与情感寄托，而非宗教祈福。祭祀祖先，是为了缅怀祖先的功德，传承祖先的美德，培养后人的孝悌之心与感恩之情；祭祀神灵，是为了表达对自然与天地的敬畏，提醒人们要顺应自然、敬畏生命。这种祭祀活动，与 “事人” 的伦理实践是相辅相成的 —— 通过祭祀培养的孝悌、感恩、敬畏之心，能够促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 “事人”；而 “事人” 的道德实践，又能让祭祀活动的意义得到升华。
孔子对祭祀的理性定位，打破了当时祭祀活动中 “祈福避祸” 的功利主义倾向，将祭祀从宗教迷信转化为道德教化与情感表达的载体。他让人们明白，祭祀的价值不在于是否能获得鬼神的庇佑，而在于是否能培养内心的道德品质，传承优良的传统美德。这种理性态度，既尊重了当时人们的祭祀习俗，又对其进行了积极的引导，使其与儒家的伦理思想相契合。
二、“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的重生轻死与生命担当
季路在问完 “事鬼神” 后，紧接着追问 “死”，这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终局的天然困惑。在春秋时期，人们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与迷茫，普遍认为死亡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开端，而这个世界的状况却无人知晓。季路的提问，正是这种困惑的集中体现。而孔子的回答 “未知生，焉知死？”，同样跳出了对死亡本身的探讨，将人们的目光拉回到现实的生命历程中。这背后，是儒家 “重生轻死” 的生命态度与 “活在当下” 的责任担当。
1. 重生轻死：珍视现实生命的价值
孔子的回答，首先确立了 “生” 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终点，而 “生” 才是需要重点关注与经营的阶段。人们连现实的生命都没有真正理解，没有好好把握，却去纠结死亡后的世界，是本末倒置的行为。这种 “重生轻死” 的态度，并非忽视死亡，而是强调要珍视现实生命，充分发挥生命的价值，让 “生” 变得有意义、有尊严。
儒家认为，生命是天地所赐的宝贵礼物，每个人都应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孔子主张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句话常被误解为轻视生命，实则不然。孔子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不在于是否苟活，而在于是否能践行 “仁” 的美德。一个人若为了追求仁义而牺牲生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实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反之，若为了苟活而违背仁义，即便生命得以延续，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孔子的 “重生”，体现在对现实生命的积极经营上。他一生周游列国，推行 “仁政” 思想，试图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他创办私学，广收弟子，致力于教育与文化传承；他强调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鼓励人们不断学习、完善自我。这些行为，都是对现实生命的珍视与经营，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 “重生” 的理念，告诉人们要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儒家的 “重生轻死”，并非对死亡的逃避，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它让人们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与其恐惧、纠结死亡后的世界，不如专注于现实的生命历程，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充实、有意义。这种态度，既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也展现了对现实的乐观与自信。
2. 活在当下：承担现实生命的责任
“未知生，焉知死？” 不仅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更是对现实责任的强调。孔子认为，人们应当 “活在当下”，认真履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与义务，这才是生命的核心意义。死亡后的世界虚无缥缈，无法把握，而现实的责任与义务却真实存在，需要人们去承担、去践行。
儒家所强调的现实责任，涵盖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在个人层面，要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完善自我人格；要 “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不断学习知识与技能，提升自身能力。在家庭层面，要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维护家庭的和谐与幸福。在社会层面，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与人为善，关爱他人，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在国家层面，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为国家的繁荣与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孔子一生都在践行这种 “活在当下” 的责任担当。他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却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各国君主推行 “仁政”；他创办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让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弟子，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典籍，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的 “未知生，焉知死？”，让人们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对死亡的追问，而在于对现实责任的承担。一个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才能让生命变得有价值、有意义；只有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才能不辜负生命的馈赠。这种 “活在当下” 的责任担当，成为儒家生命观的核心特质，也为后世人们提供了重要的人生指引。
3. 生死自然：顺应生命的自然规律
孔子的回答，还蕴含着对生死规律的理性认知。在他看来，生死是自然的过程，如同昼夜交替、四季轮回，不可抗拒，也无需刻意回避。人们应当顺应这种自然规律，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命的开端与终结。
《论语?先进》中记载，颜渊死，孔子 “哭之恸”，但当弟子们请求厚葬颜渊时，孔子却坚决反对，主张 “葬之从薄”。这一行为，既体现了孔子对颜渊的深厚情感，也展现了他对生死规律的理性态度。在孔子看来，颜渊的死亡是生命的自然终结，厚葬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反而违背了颜渊 “安贫乐道” 的志向与自然规律。他主张 “葬之从薄”，是对生命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颜渊一生志向的肯定。
孔子还强调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认为君子应当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死，为世人树立榜样。他自己在晚年时，也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生命的终结。《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患病，子贡前来探望，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口迎接，笑着说：“赐，汝来何其晚也？” 随后，他感叹道：“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七天后，孔子逝世。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虽然对生命的逝去感到惋惜，但并没有恐惧与慌乱，而是以平和、坦然的心态面对死亡，这种态度正是对 “未知生，焉知死？” 思想的生动践行。
儒家的 “生死自然” 观，打破了当时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与迷信，让人们以理性、平和的心态面对生命的自然规律。它告诉人们，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生命的过程中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只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认真经营生命、承担责任，就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实现生命的圆满。
三、“事人” 与 “事鬼”、“知生” 与 “知死” 的辩证关系
孔子的两句回答，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事人” 是 “事鬼” 的基础，“知生” 是 “知死” 的前提；同时，“事鬼” 与 “知死” 又能反过来促进 “事人” 与 “知生” 的完善。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了儒家生死观与伦理观的完整体系。
1. “事人” 是 “事鬼” 的基础，“事鬼” 是 “事人” 的延伸
孔子认为，“事人” 是 “事鬼” 的前提与基础。一个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很好地 “事人”，践行 “仁、义、礼、智、信” 等道德准则，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才能真正理解 “事鬼” 的意义。因为 “事鬼” 的核心是诚敬、感恩与敬畏，而这些品质正是在 “事人” 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一个不懂得孝顺父母、尊重他人的人，即便能够恭敬地祭祀鬼神，其内心的 “诚敬” 也必然是虚伪的，这种祭祀不过是流于形式的表演，毫无意义。反之，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孝悌、关爱他人、坚守道义的人，在祭祀鬼神时，自然会怀着发自内心的诚敬，这种诚敬源于他在 “事人” 过程中培养的道德品质，是真实而纯粹的。
同时，“事鬼” 也是 “事人” 的延伸与升华。祭祀祖先所培养的孝悌之心与感恩之情，能够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祭祀神灵所培养的敬畏之心，能够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道德。这种从 “事鬼” 中培养的品质，反过来又能促进 “事人” 的伦理实践，让 “事人” 的行为更具道德自觉。
例如，一个通过祭祀祖先而深刻体会到父母养育之恩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更加孝顺父母；一个通过祭祀天地而感受到自然伟大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更加珍惜资源、保护环境。这种 “事鬼” 与 “事人” 的相互促进，让儒家的伦理实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 从现实的 “事人” 出发，通过 “事鬼” 的祭祀活动培养道德品质，再将这些品质回归到 “事人” 的实践中，不断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与社会的和谐程度。
2. “知生” 是 “知死” 的前提，“知死” 是 “知生” 的升华
与 “事人” 和 “事鬼” 的关系相似，“知生” 与 “知死” 也存在着 “前提与升华” 的辩证关系。孔子认为，“知生” 是 “知死” 的基础 —— 一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现实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懂得如何经营生命、承担责任，才能在面对死亡时保持平和的心态，真正理解死亡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对现实生命的意义毫无认知，一生虚度光阴、无所作为，那么当死亡来临时，他必然会充满恐惧与悔恨，因为他从未真正 “活过”，从未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对 “生” 的虚度的焦虑。反之，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认真经营生命，不断提升自我、关爱他人、贡献社会，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当死亡来临时，他便能够坦然面对，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生命已经充满意义，死亡只是生命的自然终结，而非价值的消亡。
同时，“知死” 也是 “知生” 的升华。对死亡的理性认知，能够让人们更加珍惜现实的生命，明确生命的价值取向。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提醒人们生命是有限的，不必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情耗费精力，而应专注于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 提升道德修养、关爱家人朋友、追求理想抱负、贡献社会价值。这种对死亡的认知，能够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清醒、更加坚定，避免陷入虚无与迷茫，让 “生” 的过程更具方向感与使命感。
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 “知死” 对 “知生” 的升华作用。当人们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时，往往会抛开世俗的功利与偏见，回归到最本真的道德诉求，这种对死亡的认知，能够让人们在 “生” 的过程中更早地觉醒，坚守道德的底线，追求生命的本质价值。
这种 “知生” 与 “知死” 的辩证关系，让儒家的生死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 以 “知生” 为基础，专注于现实生命的经营与责任的承担；以 “知死” 为升华，通过对死亡的理性认知，更加珍惜生命、明确方向。这种生死观，既不回避死亡，也不沉迷于对死亡的幻想，而是引导人们以积极、理性的态度面对生死，让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绽放出无限的价值。
四、历代解读：跨越千年的思想共鸣与价值重构
“季路问事鬼神”“问死” 的核心问答，自《论语》成书以来，便成为历代儒者解读儒家生死观与伦理观的重要载体。不同时代的学者，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与时代语境，对孔子的回答做出了多元阐释，这些解读既延续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核，又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了价值重构，展现了儒家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1. 汉唐注家：义理阐释与伦理坚守
汉唐时期的经学家，大多从义理层面解读孔子的回答，强调其 “人本优先”“伦理至上” 的核心立场，同时对 “事鬼” 与 “祭礼” 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界定，符合汉唐儒学注重经典本义与伦理规范的特点。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论语注》中说：“事人，谓事君亲、养父母、和朋友也。未能事人，则不暇事鬼神，以其近者宜先也。生，谓人道生事之理。未知生事之理，何暇知死事之理乎？” 郑玄明确指出，“事人” 的核心是处理好君臣、父子、朋友等现实人伦关系，这些 “近者” 的伦理责任应当优先于对鬼神的事奉；“知生” 的核心是理解现实人生的道德准则与责任义务，只有先掌握这些道理，才能谈及死亡的意义。他的解读突出了 “先后有序” 的伦理逻辑，将孔子的回答与儒家的人伦规范紧密结合。
魏晋时期的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孔安国的观点：“鬼神难明，圣人不轻以语人。弟子问事鬼神，孔子以事人为先，明事人之道，然后事鬼神之义可明也。问死，孔子以知生为先，明生之道，然后死之义可知也。” 孔安国的解读，强调了孔子 “不轻语鬼神” 的原因 —— 鬼神之事难以明辨，若弟子尚未理解事人、知生的道理，即便谈论鬼神与死亡，也无法真正领悟其意义。何晏将此观点纳入集注，进一步强化了 “先明人事，后知鬼神” 的认知逻辑，凸显了儒家 “循序渐进” 的教化思想。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正义》中进一步拓展：“孔子答季路，其意有二：一者，重人事而轻鬼神，以人事为实，鬼神为虚，实者先务，虚者后论；二者，明伦理之重，事人乃立身之本，知生乃处世之要，若本末倒置，则无所适从。” 孔颖达将孔子的回答归纳为 “重实轻虚” 与 “明辨本末” 两层含义，既坚守了汉唐儒学注重伦理规范的传统，又从 “实虚”“本末” 的哲学角度进行了阐释，让解读更具深度。他还强调，孔子的回答并非否定鬼神与死亡的存在，而是为了引导弟子专注于现实的伦理实践，避免陷入玄虚的思辨，这一观点准确把握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内核。
汉唐注家的共同特点是：以 “伦理规范” 为核心解读框架，强调 “事人先于事鬼”“知生先于知死” 的先后顺序，将孔子的回答与儒家的人伦责任、道德实践紧密结合，突出了儒家 “立足现实、注重伦理” 的思想特质，为后世解读奠定了坚实的义理基础。
2. 宋明理学家：心性挖掘与哲学升华
宋明理学以 “心性” 为核心，将儒家伦理与哲学思辨深度融合，对孔子的回答做出了更深入的哲学解读，强调其背后的 “心性” 基础与 “天理” 内涵，实现了从 “伦理规范” 到 “哲学思辨” 的升华。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鬼神，造化之迹也；死，生命之终也。季路所问，皆穷理之事，然圣人之教，必先务本。事人者，人事之实；知生者，生理之明。本立而道生，穷理之本在此，而非鬼神、死生之谓也。” 朱熹将孔子的回答与 “穷理”“务本” 相结合，认为季路所问的鬼神与死亡，虽然也是 “穷理” 的范畴，但圣人之教必须 “先务本”——“人事之实” 与 “生理之明” 才是 “本”，只有先立好这个 “本”，才能进一步探讨鬼神与死亡的 “末”。他还强调，“本” 的核心在于 “心性” 的修养，“事人” 的伦理实践与 “知生” 的生命认知，本质上都是 “明心见性” 的过程，这一解读契合宋明理学 “心即理” 的核心思想，将孔子的回答升华为 “心性修养” 的哲学命题。
王阳明从心学角度出发，给出了独特阐释：“事鬼神、问死，皆私欲之萌也。人心本明，只因私欲遮蔽，故向外求索幽冥之事。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乃直指人心，令其反求诸己，专注于当下的良知践行。事人即践行良知，知生即明觉良知，良知明，则鬼神、死生之理自明矣。” 王阳明认为，季路追问鬼神与死亡，本质上是 “私欲遮蔽良知” 的表现，人们之所以向外求索幽冥之事，是因为内心的良知被私欲所困，无法专注于现实的道德实践。孔子的回答，是引导弟子 “反求诸己”，通过 “事人” 的良知践行与 “知生” 的良知明觉，去除私欲、回归本心。当良知完全明觉时，鬼神与死亡的道理自然会豁然开朗，无需刻意求索。这种解读将孔子的回答与 “致良知” 的核心思想相结合，突出了 “向内求索” 的修养路径，赋予了传统思想新的哲学内涵。
明代学者刘宗周在《论语学案》中补充道：“孔子之答，乃‘慎独’之教也。事人、知生，皆在‘慎独’中践行；事鬼、知死，皆在‘慎独’中明悟。独处之时，人心无蔽，能明辨本末先后，故能专注于人事与生理；若不能慎独，人心为私欲所扰，则必然向外追逐玄虚之事。孔子之教，旨在令弟子在慎独中立足现实，修养心性，此乃儒家生死观与伦理观的根本。” 刘宗周将孔子的回答与 “慎独” 修养相联系，认为 “慎独” 是连接 “事人” 与 “事鬼”、“知生” 与 “知死” 的关键 —— 在 “慎独” 状态下，人们能够保持内心的清明，明辨本末先后，专注于现实的道德实践；通过 “慎独” 修养，人们既能做好 “事人” 与 “知生” 的 “本”，又能自然领悟 “事鬼” 与 “知死” 的 “末”。这种解读进一步深化了宋明理学的 “心性” 视角，让孔子的回答更具修养论的意义。
宋明理学家的解读，突破了汉唐注家的义理层面，将孔子的回答从 “伦理规范” 升华为 “心性修养” 与 “哲学思辨” 的命题，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哲学内涵，让 “事人先于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的智慧更具深度与系统性。
3. 近现代学者：多元反思与现代价值重构
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学者们对孔子的核心问答进行了更多元的解读，既有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也有对其现代价值的重构，更注重结合时代语境挖掘其现实意义，展现了儒家思想的现代适应性。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孔子之答，乃儒家人文主义之核心。其要旨在教人立足现实，不务玄虚。事人，即对人负责；知生，即对生负责。对人负责，则社会和谐；对生负责，则生命充实。鬼神之事，超出人之认知，过度探讨无益；死亡之理，待生之完成而后自明，不必提前纠结。孔子之教，乃务实之教，为中国人确立了‘重现实、负责任’的人生态度。” 钱穆既肯定了孔子回答中的 “人文主义” 核心与 “务实精神”，又将其与现代社会的 “责任意识” 相结合，认为 “事人” 就是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知生” 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种责任意识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他还强调，孔子的思想为中国人确立了务实的人生态度，避免了陷入宗教迷信与玄虚思辨，这一解读贴近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让古老思想焕发现实活力。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从 “生死教育” 角度解读：“孔子的回答，展现了理性的生死观。他不回避死亡，也不渲染死亡的神秘，而是引导人们将目光放在现实的生命上。这种生死观，对现代社会的生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对死亡充满恐惧，缺乏正确的生死认知，而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提醒我们：生死教育的核心不是探讨死亡本身，而是引导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如何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只有真正理解了‘生’，才能坦然面对‘死’。” 杨伯峻的解读跳出了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框架，聚焦于现代社会的 “生死教育” 议题，让孔子的思想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契合，增强了其现实针对性。
现代学者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提出辩证观点：“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体现了儒家‘实用理性’的核心特质。这种理性，不是排斥情感与信仰，而是将情感与信仰纳入现实的实践框架中。在现代社会，我们应继承其‘立足现实、注重实践’的核心，摒弃其‘重伦理轻信仰’的历史局限，构建‘伦理与信仰并重’的现代生死观与价值观。既要像孔子那样，注重现实的道德实践与生命经营，又要尊重人们的精神信仰与生死困惑，实现现实与超越的平衡。” 李泽厚既肯定了孔子思想的 “实用理性” 特质与现代价值，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为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辩证思路。他强调，现代社会不应简单复制传统的 “重人轻鬼”“重生轻死”，而应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包容多元的精神信仰，让人们在承担现实责任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与安顿。
还有学者从 “社会治理” 角度解读：“孔子的回答，蕴含着‘以民为本’的治理思想。‘事人’就是关注民生、重视百姓的现实需求，‘知生’就是理解百姓的生命诉求、保障百姓的生存权利。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政府应将精力放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关注百姓的就业、教育、医疗等现实问题，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同时，应加强生死教育与道德教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与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这种解读将孔子的思想与现代社会治理相结合，拓展了其应用场景，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五、现代启示：穿越千年的智慧之光与现实指引
孔子对季路的回答，虽然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但其中蕴含的 “人本优先”“重生轻死”“务实理性” 等核心智慧，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在物质丰裕、价值多元但也充满困惑的现代社会，这两句话对我们的人生态度、社会治理、生死教育、精神信仰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