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一、长府之议：春秋乱世的治政叩问
鲁都曲阜的晨光，穿过宫墙的飞檐，落在长府的朱漆大门上。这座承载着鲁国府库职能的建筑，在春秋末期的风雨中已显陈旧。当 “鲁人为长府” 的消息传遍曲阜，一场关于是否重修的争论，悄然在朝野间蔓延。孔门弟子闵子骞，以一句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为这场争论注入了儒家的理性思考，而孔子那句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的赞叹，更让这则简短的记载，成为《论语》中关于治政、守常与变通的经典命题。
要理解这场争论的深意，必先回溯春秋末期的时代语境。彼时的鲁国，早已不复西周初年的礼乐鼎盛。三桓专权，公室衰微，君臣失序，礼崩乐坏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鲁昭公曾试图夺回权力，却兵败逃亡齐国，客死异乡；季氏 “八佾舞于庭”，公然践踏礼乐制度，孔子怒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这样的背景下，“鲁人为长府” 绝非单纯的修缮工程，其背后暗藏着复杂的政治考量。长府作为鲁国的重要府库，掌管着财富与兵甲，重修长府，或许是公室试图重振权威的象征，或许是三桓扩张势力的手段，又或许只是乱世中一项未经深思熟虑的仓促决策。
闵子骞身处其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项工程背后的隐忧。他提出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并非固执守旧，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仍旧贯”，即遵循旧有的规制与模式，不轻易变革。在闵子骞看来，长府虽旧，但若仍能履行其职能，便无需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春秋乱世，百姓流离失所，国力凋敝，此时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非耗费民力于无谓的工程。更何况，在礼制紊乱、政治动荡的局面下，贸然重修长府，很可能引发新的权力纷争，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闵子骞的这句发问，延续了他 “訚訚如也” 的性情特质。“和悦而诤”，温和却坚定，既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没有盲从的附和，而是以一种理性的姿态，提出了更符合民生与治道的建议。他深知，治政的核心不在于追求表面的光鲜，而在于务实利民；变革的前提，是对现状的充分考量与对后果的审慎预判。这种不尚空谈、注重实际的态度，与前文所述的冉有、子贡的 “侃侃如也” 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却又多了一份温润中的坚守。
孔子听闻闵子骞的言论后，由衷赞叹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份赞叹，既是对闵子骞洞察力的肯定，也是对儒家治政理念的重申。“言必有中”，意味着言论要切中要害，符合道义与实际。在孔子看来，真正的智者，不会轻易发表言论，但一旦开口，便必然直指问题的核心。闵子骞的 “仍旧贯” 之论，正是如此 —— 它没有纠缠于工程的细节，而是直指乱世治政的根本：以民为本，审慎变革。
这场发生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长府之议，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春秋乱世的政治困境，也照见了儒家弟子的治政智慧。它让我们看到，在动荡的时代，坚守合理的旧制、避免盲目变革，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而基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考量，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担当。闵子骞的这句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不仅是对一项工程的质疑，更是对乱世治政的深刻叩问：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坚守秩序？在变革与守常之间，我们该如何寻找平衡？
二、“仍旧贯” 的深层智慧：守常与循道
闵子骞提出的 “仍旧贯”，绝非简单的守旧复古，其背后蕴含着儒家深刻的守常智慧。“常” 者，并非僵化的旧制，而是历经实践检验、符合天道人伦的根本原则与合理秩序。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传承与变革中寻找平衡，而 “仍旧贯” 的核心，正是坚守那些不可动摇的根本，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仍旧贯” 的第一层智慧，是尊重传统，坚守合理的制度与秩序。春秋时期的 “旧贯”，核心是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这套制度以 “仁” 为核心，以 “礼” 为载体，规范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虽然到了春秋末期，礼乐制度已遭严重破坏，但其中蕴含的合理内核，如仁爱、诚信、谦让、责任等，依然是社会运行的基石。闵子骞主张 “仍旧贯”，正是看到了礼乐制度中这些不可替代的价值。他认为，与其贸然推翻旧制、另起炉灶，不如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补与完善，保留其合理部分，摒弃其僵化之处。
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孔子一生致力于 “克己复礼”，并非要恢复西周制度的每一个细节，而是要恢复礼乐制度背后的精神内核 —— 仁与义。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表明，儒家所推崇的传统，是一种动态的传承，而非静态的固守。“仍旧贯” 并非拒绝一切变革，而是拒绝盲目变革、任性而为的变革，主张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损益。正如长府的修缮，若旧有规制仍能适用，便无需彻底重建；若确有不合理之处，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补，而非推倒重来。
“仍旧贯” 的第二层智慧，是务实利民，反对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春秋乱世，各国诸侯为了争夺霸权、彰显权威，往往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府库、城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鲁人重修长府，很可能也带有这样的功利目的 —— 要么是公室试图通过修建宏伟的府库来彰显残存的权威，要么是权臣借机敛财、扩张势力。闵子骞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 “仍旧贯”，本质上是反对这种不顾民生疾苦的形式主义做法。
在儒家的治政理念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是核心原则。孔子强调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统治者过度剥削百姓。冉有曾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愤怒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表明，儒家将是否利民、是否节用，作为评判治政得失的重要标准。闵子骞的 “仍旧贯” 之论，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他认为，长府的核心功能是储存财富与兵甲，只要这些功能能够正常发挥，便无需追求建筑的华美与宏伟。在百姓生活困苦、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才是治政的正道；而耗费民力于表面工程，只会加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
“仍旧贯” 的第三层智慧，是审慎变革，避免激进变革带来的风险。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变革的方式与节奏，直接关系到变革的成败与社会的稳定。春秋时期，许多国家都曾进行过变革，如齐国的管仲改革、晋国的 “作爰田”“作州兵”、鲁国的 “初税亩” 等。这些变革中，有的取得了成功，促进了国家的发展；有的则因过于激进、脱离实际，导致了社会的混乱。闵子骞主张 “仍旧贯”，正是基于对激进变革风险的深刻认知。
在闵子骞看来，变革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与合理的规划，不能盲目行事；其次，要得到百姓的支持与认同，不能违背民心；再次，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长府的重修，若没有充分的论证、合理的规划，也没有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便属于激进的变革，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他主张 “仍旧贯”，先维持现状，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必要的变革。这种审慎的态度，体现了儒家 “过犹不及” 的中庸之道 —— 变革不足，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变革过度，则会引发社会动荡，唯有把握好变革的度，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孔子对闵子骞的赞叹，正是对这种守常智慧的肯定。“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闵子骞的一句话，既切中了乱世治政的要害，也道出了儒家关于传承与变革的核心主张。在孔子看来，真正的治政者，应当像闵子骞那样，具备尊重传统的敬畏之心、务实利民的仁爱之心、审慎变革的理性之心，在守常与变通之间找到平衡，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言必有中”：闵子骞的人格境界与治政洞见
孔子称赞闵子骞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句赞叹不仅是对闵子骞言论的肯定，更是对其人格境界与治政洞见的高度认可。“言必有中”，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厚的修养与敏锐的洞察力。它要求言说者既要深谙道义，又要洞察现实；既要坚守原则，又要切中要害。闵子骞之所以能达到 “言必有中” 的境界，与他的人格修养、生活阅历及对儒家治道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
“言必有中” 的前提，是深厚的道德修养与坚定的原则立场。闵子骞作为孔门 “德行科” 的代表，以仁厚、孝悌着称。“芦衣顺母” 的故事，展现了他内心的仁爱与隐忍；辞官不仕、“不食污君之禄” 的选择，彰显了他坚守道义的原则立场。这种深厚的道德修养，让他在面对各种问题时，能够以道义为准则，明辨是非，不为私利所惑，不为权势所屈。在长府之议中，他没有考虑公室或权臣的利益，而是站在百姓与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符合道义与民生的建议。正是因为他坚守 “以民为本”“节用爱人” 的原则，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一眼看穿问题的本质，说出切中要害的言论。
“言必有中” 的核心，是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与深刻的问题分析能力。春秋末期的鲁国，政治腐败，民生困苦，社会矛盾尖锐。闵子骞身处其中，对社会的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此时的鲁国最需要的是稳定与发展，而非表面的浮华；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非劳民伤财。因此，当鲁人提出重修长府时，他立刻意识到这项工程背后的问题：耗费民力、加剧矛盾、可能引发权力纷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并非天生具备，而是源于他对社会现实的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他关注百姓的疾苦，关注国家的命运，能够从看似普通的工程中，看到其对社会全局的影响。这种将具体问题与社会现实、治政理念相结合的分析能力，让他的言论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价值。
“言必有中” 的表现，是温和而坚定的言说方式与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闵子骞提出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并非以强硬的态度反对重修长府，而是以一种商量、建议的语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种 “和悦而诤” 的言说方式，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又避免了激化矛盾，体现了儒家 “和而不同” 的处世之道。同时，他的建议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仍旧贯”，即维持长府的旧有规制，不进行大规模的重修。这种务实可行的建议，既考虑到了鲁国的实际情况，又符合百姓的利益，更容易被接受与采纳。相比之下，那些脱离实际、空喊口号的言论，即便言辞激烈，也难以产生实际的效果。
闵子骞的 “言必有中”，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后世的治政者与士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治政方面，它提醒治政者要时刻坚守道义原则，关注民生疾苦，具备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与审慎的变革态度。在言说方面，它告诫人们要谨言慎行，不说无意义的空话、大话，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用。在人格修养方面，它激励人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与认知能力，让自己的言论与行为都符合道义与实际。
历史上，许多贤明的君主与治政者，都践行了 “言必有中” 的理念。西汉的汉文帝，深知秦末战乱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因此采取 “无为而治” 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当有人建议修建露台时，汉文帝计算了工程的耗费，认为 “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于是放弃了修建计划。他的这一决策，正是 “言必有中” 的体现 —— 洞察百姓疾苦，坚守节用爱人的原则，提出务实可行的政策。唐太宗李世民，虚心纳谏，鼓励大臣直言进谏。魏征等大臣常常犯颜直谏，提出许多切中要害的建议，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等，这些建议都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互动，正是 “言必有中” 与虚心纳谏的完美结合，展现了治政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社会，“言必有中” 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政治领域，它要求决策者要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制定符合国情与民生的政策，避免盲目决策与形式主义；在企业管理领域，它要求管理者要倾听员工的意见与建议，关注市场的变化与客户的需求，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在学术研究领域，它要求学者要立足现实、求真务实，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与解决方案，避免空洞的理论思辨；在日常生活中，它要求我们要谨言慎行，尊重他人，说话做事要考虑后果，做到言之有物、行之有果。
四、守常与变通：儒家治道的永恒命题
闵子骞的 “仍旧贯” 与孔子的 “言必有中”，共同指向了儒家治道的核心命题 —— 守常与变通。守常，是坚守那些符合天道人伦、历经实践检验的根本原则与合理秩序；变通，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现实的变化，对具体的制度、方法进行适度的调整与革新。守常与变通，并非相互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守常是变通的基础，变通是守常的延伸；没有守常，变通就会失去方向，陷入混乱；没有变通，守常就会变得僵化，阻碍发展。
儒家对守常与变通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孔子主张 “克己复礼”，坚守礼乐制度的精神内核，这是守常；但他也提出 “礼之用，和为贵”，强调礼的运用要灵活变通，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变通。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既坚守 “仁政” 的根本原则，又根据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了 “制民之产”“谨庠序之教” 等具体的政策主张，体现了守常与变通的统一。荀子则更加强调变通的重要性，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但他同时也强调，变通不能违背根本原则，要 “本末相顺，终始相应”。
在儒家看来，守常与变通的辩证统一，体现在治政的各个方面。在制度建设上，要坚守 “以民为本”“依法治国” 的根本原则，这是守常；同时，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对具体的制度进行修订与完善，这是变通。例如，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从夏商周的 “贡助彻”，到秦汉的 “编户齐民”，再到隋唐的 “租庸调制”、两宋的 “方田均税法”、明清的 “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虽然具体的征收方式不断变化，但 “轻徭薄赋”“公平税负” 的根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制度上的变革，正是守常与变通的完美结合，既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又坚守了儒家的治政理念。
在道德修养上，要坚守 “仁、义、礼、智、信” 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守常；同时，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对道德的表现形式与实践方式进行调整，这是变通。例如，“孝” 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根本内涵是尊敬父母、关爱家人，这是守常；但在古代，“孝” 的表现形式可能是 “父母在，不远游”“丁忧三年” 等，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孝” 的表现形式更多地体现为关心父母的身心健康、经常陪伴父母、尊重父母的意愿等。这种表现形式的变化，并非对“孝” 的根本内涵的背离，而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实践方式的灵活调整，使其更符合时代的需求。这种道德实践上的变通，让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跨越千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在文化传承上，守常与变通的辩证统一同样至关重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坚守文化的核心基因，是民族得以延续与发展的根本，这是守常；同时，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创新发展，这是变通。以儒家文化为例，其核心的 “仁、义、礼、智、信” 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这是必须坚守的 “常”；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家文化也在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精华，如汉代融合道家、阴阳家思想，宋明时期吸收佛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现代社会则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文化上的守常与变通，让儒家文化既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又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兴衰存亡，都与能否正确处理守常与变通的关系密切相关。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坚守 “以民为本”“休养生息” 的根本原则，这是守常；同时，根据汉初经济凋敝的现实，采取 “无为而治” 的政策，废除秦朝的苛法，轻徭薄赋，这是变通。正是这种守常与变通的结合，促成了 “文景之治” 的盛世局面。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坚守 “仁政”“纳谏” 的根本原则，这是守常；同时，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变通。这种治政理念的实践，造就了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的辉煌。
相反，有些王朝由于未能处理好守常与变通的关系，最终走向了灭亡。隋炀帝时期，好大喜功，不顾百姓疾苦，大兴土木，修建大运河、三征高句丽，既违背了 “以民为本”“节用爱人” 的根本原则，又采取了过于激进的变革方式，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发，最终隋朝二世而亡。明末时期，统治者固守僵化的制度，不思变革，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依然坚持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既未能坚守 “以民为本” 的根本，又缺乏变通的智慧，最终导致明朝灭亡。这些历史教训深刻地表明，正确处理守常与变通的关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五、古今映照：“仍旧贯” 智慧的现代践行
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闵子骞 “仍旧贯” 的智慧与儒家守常变通的治道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 “仍旧贯” 智慧的生动践行，也能从守常与变通的辩证关系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在政治治理领域，“仍旧贯” 的智慧体现为坚守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同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这是 “守常”；同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与实际，不断调整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开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 “变通”。例如，在经济发展方面，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不断变革，但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守常与变通的结合，让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在基层治理中，“仍旧贯” 的智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工作时，并非盲目推倒重来，而是在尊重当地传统习俗、文化特色、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改革与创新。例如，一些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没有采取大规模商业化的改造方式，而是 “仍旧贯”，保留古村落的原有格局、建筑风貌与民俗文化，同时引入现代旅游、文化创意等元素，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这种做法，既坚守了文化传承的根本，又通过变通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正是 “仍旧贯” 智慧的现代体现。
在经济发展领域，“仍旧贯” 的智慧表现为坚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与商业伦理，同时根据技术进步与市场变化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既要坚守诚信经营、质量为本、社会责任等根本原则，这是 “守常”；又要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这是 “变通”。例如，华为公司始终坚守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的核心价值观，坚守技术创新与自主研发的道路，这是 “守常”；同时，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产品布局，从通信设备到智能手机，再到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拓展发展空间，这是 “变通”。正是这种守常与变通的统一，让华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典范。
在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中，“仍旧贯” 的智慧更是不可或缺。许多老字号企业，如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山西汾酒等，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它们既坚守了传统的工艺配方、质量标准与品牌信誉，这是 “仍旧贯” 的核心；又能够适应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变化，采用新的营销模式、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例如，同仁堂在坚守传统中药炮制工艺的基础上，引入现代制药技术，开发出胶囊、口服液等新剂型，同时利用电商平台拓展销售渠道，让古老的品牌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做法，既保留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通过变通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充分证明了 “仍旧贯” 智慧在经济领域的强大生命力。
在文化教育领域，“仍旧贯” 的智慧体现为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创新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坚守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教育方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 “守常”；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采用多媒体教学、线上线下融合教学、项目式学习等新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这是 “变通”。
近年来，国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对 “仍旧贯” 智慧的践行。许多学校与教育机构在开展国学教育时，并非简单地让学生背诵经典，而是 “仍旧贯”，深入挖掘经典中的智慧与价值，如《论语》中的仁爱之道、《孟子》中的义利之辨、《大学》中的修身之道等，将其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与人文素养。同时，采用情景剧、辩论赛、社会实践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让国学教育更加生动有趣，符合现代学生的认知特点。这种做法，既坚守了文化传承的根本，又通过变通让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被青少年接受与传承，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个人成长与生活领域，“仍旧贯” 的智慧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个人而言，“守常” 就是坚守自己的初心与底线，坚守做人的道德准则与人生理想；“变通” 就是根据自身情况与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与努力方向，避免固执己见、刻舟求剑。
在职业发展中，我们既要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与专业追求，这是 “守常”；又要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这是 “变通”。例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许多传统职业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这就要求从业者既要坚守自己的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又要主动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将传统技能与新技术相结合，实现职业转型与升级。这种守常与变通的结合，能够让我们在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竞争力，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既要坚守真诚、友善、尊重的相处原则，这是 “守常”；又要根据不同的交往对象与场景，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与相处模式，这是 “变通”。例如，与长辈相处时，要多一份耐心与尊重，传承孝悌之道；与同事相处时，要多一份包容与合作，共同推进工作；与朋友相处时，要多一份真诚与坦率，维系深厚的友谊。这种灵活变通的相处方式，既坚守了人际交往的根本原则，又能让我们更好地适应不同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生活氛围。
六、永恒的智慧：在守常与变通中前行
闵子骞的 “仍旧贯” 与孔子的 “言必有中”，如同两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多年的治政之路与人生之路。这则简短的《论语》记载，蕴含着儒家关于传承与变革、原则与灵活、理想与现实的深刻思考，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瑰宝，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仍旧贯” 的智慧，并非让我们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是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坚守的根本与变革的方向。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符合天道人伦、关乎民生福祉、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原则，如仁爱、诚信、正义、责任等，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常”；而那些具体的制度、方法、形式等，则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现实的变化，进行适度的调整与革新，这是必要的 “变通”。守常与变通，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没有守常，变通就会失去根基，陷入盲目与混乱；没有变通，守常就会变得僵化，阻碍发展与进步。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正是因为能够正确处理守常与变通的关系，才能在历经无数战乱与危机后，依然保持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西周的礼乐文明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秦汉的大一统到隋唐的盛世繁华，从宋明的文化昌盛到现代的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始终在坚守文化根脉与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融合、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各种风险与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从 “仍旧贯” 的智慧中汲取力量，在守常与变通中找到平衡，稳步前行。
我们要坚守的 “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这些根本原则，是我们在风浪中站稳脚跟的压舱石，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
我们要践行的 “变通”，是适应时代发展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方法创新。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灵活调整外交策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经济发展的新挑战，我们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科技革命的浪潮，我们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自主权；面对社会治理的新问题，我们要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盲目守旧，将传统的一切都奉为圭臬，拒绝任何变革与创新，这种做法只会让我们停滞不前，被时代所淘汰；二是激进变革，不顾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盲目照搬照抄他人的模式与经验，这种做法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动荡。这两种倾向，都是对守常与变通辩证关系的误解，违背了 “仍旧贯” 的智慧精髓。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既要做传统智慧的传承者，深入学习《论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价值，涵养自己的道德情操与理性思维；又要做时代发展的开拓者，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在坚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时代变化，为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鲁都曲阜的长府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闵子骞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的发问与孔子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的赞叹，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这声回响，不仅是对春秋乱世治政困境的回应，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是对每个时代、每个人的智慧启迪。
愿我们都能读懂 “仍旧贯” 的深层智慧，把握守常与变通的辩证关系，在人生的道路上，既能坚守初心、守住底线，又能灵活变通、与时俱进；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既能传承文化根脉、坚守根本原则，又能勇于创新变革、适应时代潮流。如此，我们方能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行稳致远，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与国家的繁荣昌盛。这，便是《论语》留给我们的永恒智慧，也是 “仍旧贯” 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