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州城外的荒田上，陈阿福蹲在新垦的麦田里，手中的铁制量尺刻着《农政全书》的田亩换算表：“一亩方百步，合今制二百四十步，”他对围坐的佃户们演示，“量地时先定纵横基线，再用‘勾股测望法’算坡地折平——比老胥吏的‘步弓’丈量准三成。”
算学吏们背着算盘穿梭在田埂间，每块田地的“肥瘦等级”“播种量”“预计收成”都登记在《屯田清册》上。李煌的官靴沾满春泥，捧着刚从州衙抄来的《万历鱼鳞图册》：“当年张居正清丈田亩，靠的是实地绘图，”他指向清册上的算题，“如今咱们用算学公式，肥瘦田赋税差两成，全写在《农桑算要》里。”
帐棚内，老佃户王老汉盯着算学吏递来的“分田单”，上面用朱砂标着“上田每亩征粮一斗，中田七升，下田五升”：“从前胥吏说俺的田是‘中田’，却按‘上田’收粮，”他摸着单页上的火漆印，“现在量地用铁尺，算粮用算盘，咱认得清数。”
陈阿福忽然发现远处田埂有争执，几个佃户围着胥吏比划：“这块坡地去年算三亩，今年咋成了两亩五？”他走过去，用量尺重新测算：“坡度过二十度，需按《九章·商功》折平，”他在地上画着斜面图，“高五尺，水平距三尺，实际田亩要打七折——这是算学馆新教的。”
更鼓敲过三更，屯田所的油灯映着《均州土地分类表》：“新垦田两千顷，其中上田占两成，中田五成，下田三成，”李煌的算盘停在“赋税总额”条目，“较预估少征三千石——因为坡地折平法让下田多了四百顷。”陈阿福却点头：“百姓少缴的粮，能换得民心，比数据好看重要。”
千里之外的北京，嘉庆帝正在校订《州县算学官制》，特别增设“农算吏”一职：“每个县设三名，专管田亩丈量、赋税核算，”他对户部尚书说，“算学吏的考成，以‘田亩误差率低于半成’‘赋税纠纷减七成’为准——治民之要，首在算清土地钱粮。”
均州的算学馆里，新招收的佃户子弟正在练习“步量法”：用竹竿绑成“十字测杆”，测田时横竿定宽，竖竿定高，再套入算学公式。王老汉的孙子举着小算盘，念着《农桑算盘歌》：“上田肥，下田瘦，坡地折平七五斗；算清亩，核清粮，胥吏骗咱没处藏……”
半月后，《均州农算成效奏报》送到养心殿：“土地清丈误差率从四成降至一成二，赋税纠纷较去年同期减八成，”嘉庆帝望着附来的“佃户分田单”样本，朱批道，“算学入农，不是算死账，是让百姓看得懂、信得过——此乃算学治世之基。”
这一晚，陈阿福蹲在屯田所的打谷场上，看着佃户们用他改良的“算珠形风车”扬谷——扇叶间距按“谷粒大小三分法”设计，能自动分离饱满谷粒与瘪壳。算学吏们围着火堆，用算盘核计着“种子留存率”：“每石粮留种一斗，够明年播种——”他们不知道，这些看似琐碎的计算，正为大清的农业筑起数据化的根基。
均州的月光漫过新垦的麦田，王老汉摸着田界上的算珠形界石（实为刻着亩数的普通石柱），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他知道，从今往后，自家的田亩赋税，不再是胥吏口中的“糊涂账”，而是算学吏们用铁尺和算盘量出来的“明白数”。
千里之外的汉阳，新铸的“农算铁尺”正在批量生产，尺身上不再有装饰性的算珠纹，只刻着清晰的尺寸和换算公式。陈阿福看着工匠们打磨铁尺，忽然想起在襄阳战场的日子——那时算珠是克敌的武器，如今却是护民的工具。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均州的荒田上，算学吏们又背起算盘出发了。他们要去丈量下一片土地，核计下一笔赋税，调解下一起纠纷。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没有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却在一步步夯实着数据治世的根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让算学真正扎根于土地，扎根于百姓的日常，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走向长治久安。
从此，大清的田亩间，不再只有胥吏的皮鞭和算盘的阴影，而是多了算学吏们务实的丈量与清晰的公式。当每一块土地的肥瘦、每一粒粮食的来去都能被精准计算，数据治世，才算真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埋下了最坚实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