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卢科夫把那张纸条从桌面上拿起来，拇指在折痕处按了一下，然后对折，再对折，直到那张纸变成了掌心大小的一块方方正正的硬片。他没有把纸扔进烟灰缸，也没有塞进文件夹，而是把它放进西装内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像放一件随时可能要用到的筹码。
使馆的消息是中午到的。他手下的人在莫斯科饭店的商务吹风会上听到了那句“高级别经贸代表团正在考虑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如实上报，没有添油加醋，只是把原话复述了一遍。但普里卢科夫在莫斯科局坐了六年，比谁都清楚，在莫斯科这种地方，越是轻描淡写的风声，越可能是经过精确计算后放出来的诱饵。
他没有立刻回应那条风声。
下午两点，他拨了第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四声，那头接起来，是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德语腔调，语速不快，咬字清晰而审慎，像在每说一个词之前都要先在脑子里过一遍语法结构：“普里卢科夫先生，您今天方便通话吗？”
“方便。”普里卢科夫靠在椅背里，目光落在窗外那片灰白色的天空上，声音平稳而松弛，像是在聊一件早就安排好的例行公事：“上次您提到的那批货，我这边有一些新的进展。如果您有兴趣，明天下午可以来老地方坐坐，茶已经准备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那个德语腔调重新响起来，比刚才低了一度，措辞却更直接了：“明天下午三点，我会准时到。”
普里卢科夫挂断电话，没有停顿，又拨了第二个号码。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带着浓重美式英语口音的男人，声音里有一种在海外生活多年之后依然没有完全褪掉的粗粝感，像是在华盛顿或者纽约某个智库办公室里接起了一通越洋电话：“普里卢科夫先生？我没想到您会亲自联系我。”
“有些事情电话里说不方便。”普里卢科夫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措辞比之前更精确了一些：“后天下午四点，我去你那一趟。我这里有一份东西，你应该会感兴趣。”
“当然，随时欢迎。”
两个电话，一共不到五分钟。普里卢科夫把话筒放回座机上，然后站起身，走到窗边。卢比扬卡广场上的积雪又厚了一层，广场中央那座石质雕塑的基座已经被新落的雪覆盖了大半，只剩下雕塑头部那个模糊的轮廓。远处的街灯刚刚亮起，橘黄色的光落在积雪表面，反射出一层均匀而稀薄的暖意。
他在心里把计划安排排列了一遍。
德国人先，美国人后。
德国那边代表的是欧洲资本在苏的桥头堡，背后连着法德两国的大银行和工业集团，对苏联的技术积累垂涎已久，却又不敢单独行动。美国那边则是华尔街和智库的混合体，既有金融资本对苏联市场的觊觎，也有情报部门对苏联技术储备的长期关注。两边都在盯着同一块肉，但各自手里的筹码不一样，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
普里卢科夫需要让他们相信，他手里的东西是值钱的，是独家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他需要让他们极其感兴趣，感兴趣到足以让他们中的大人物亲自出面的程度，到时候他会安排他们赶在一个时间，到达同一个地方。
第二天下午两点四十分，约好的二人同时赶到了一处秘密的咖啡馆。
德国人叫赫尔曼·施密特，五十出头，身量不高，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领口竖着，戴一副银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平静而集中。他在柏林有一家咨询公司，名义上做的是“东欧市场拓展”，实际上是德国几家大银行和工业集团在苏的联合代理人。普里卢科夫在几年前经手过他的几笔交易，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商业咨询，但双方都清楚，那些交易只是入场券，真正值钱的东西现在才开始摆上台面。
赫尔曼的目光落在普里卢科夫脸上，安静地等对方先开口。
普里卢科夫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深棕色的皮面文件夹，没有打开，只是放在桌面上，用手掌在封面上轻轻压了一下。
“施密特先生，你之前提到过，你们对苏联在精密机械和光学仪器方面的技术积累很感兴趣。”
赫尔曼微微点了一下头，幅度很小，但足够明确。
“我手里有一份清单。”普里卢科夫把文件夹打开，但没有推过去，只是翻到第二页，让赫尔曼能看见那一页上的内容。那是一份设备名录，每一项都标注了型号、原存放地点、当前状态和对应的技术领域。赫尔曼的目光在纸面上快速移动，从第一行扫到最后一页，然后重新回到第一行，停在一行标注着“多轴联动精密镗床，型号2A622F4”的设备名称上。
“这些设备还在运行吗？”赫尔曼问，声音比之前低了一度，措辞却比之前更紧了。
“大部分在停摆状态。有些在仓库里，有些在研究所的地下室。但设备本身的状态很好，只要稍作维护就能恢复运行。”普里卢科夫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节奏很慢：“清单上的东西，我可以安排合法的资产处置手续，把设备拆解、打包、运到任何一个你们指定的出境口岸。路线和通关文件由我这边负责，你们只需要在目的地接收就行。”
赫尔曼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拢了一下。他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端起面前那杯已经半凉的红茶喝了一口，放下时杯底在桌面上磕出一声极轻的响。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词之间的间距均匀而清晰：“这些设备我们很感兴趣。但有一点我需要确认，这份清单上的东西，真实存在吗？你真的能调出来？”
“当然。”普里卢科夫的回答很快，像是在回应一个已经提前预判到的问题：“你应该了解我的实力，但我也有顾虑。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卖给你们，但你不配下这个决定，我需要一个真正的big boss来和我谈这件事。”
赫尔曼没有接话，他坐在那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在心里把刚才那段话重新过了一遍。他站起身，伸出手：“明白了，如果可以，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普里卢科夫握住他的手，这一次握的时间比之前略长了一些，力度也更沉，赫尔曼转身离开。
第二天，自由世界，莫斯科最大的一处由美国投资入场的巨型商场的总裁办公室中。
杰克·莫里森正坐在躺椅里，他四十出头，身量高大，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厚呢大衣，领口敞开，露出里面白色的衬衫领沿，领带结打得松垮，整个人带着那种在莫斯科待了几年之后已经懒得再维持体面的松弛感。他在美国驻苏使馆的商务处挂了名，但普里卢科夫知道，这个人背后连着的是华尔街的巨鳄。
普里卢科夫的到来并未让他起身，他只是懒懒散散的问道：“普里卢科夫先生，您特意来找我，有什么事？”
普里卢科夫没有笑，也没有寒暄。他把手中带来的深棕色皮面文件夹打开，翻到第三页，朝杰克的方向推了过去。这一页上的内容和给赫尔曼看的那份不同，这是一份手写的资料目录，上面列着十几个项目代号和对应的卷宗编号，每一个代号后面都附了一行极简的说明，涉及的技术领域从航空发动机到水下声呐系统，跨度之大足以覆盖苏联军工体系最核心的几块拼图。
杰克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手指在纸缘上停住了，那是第三页的中间位置，目光锁在一行标注着“项目代号：拉多加-7”的条目上。那个代号他见过，在华盛顿的一次闭门简报会上，某位从兰利来的分析师曾经用这个代号举例说明苏联在主动声呐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
“这些东西，你手上有多少？”杰克问，声音比之前低了一度，措辞却比之前更直接了。
“我有调档权限。”普里卢科夫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叠搭在腹部，姿态松弛得像在聊一件已经安排好的事情：“档案处的卷宗可以以‘过期资料销毁’的名义提出来，用设备运输的集装箱一并带走。你那边只需要安排接收和后续的整理团队，运输和通关的事我来处理。”
杰克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叩了一下，节奏比之前更慢了。他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端起面前那杯红茶喝了一口，放下时杯底在桌面上磕出一声比之前更重的响。然后他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一度，却更清晰了：“普里卢科夫先生，你这些东西的价值我清楚。那我只有一个问题了，您真的能保证这些东西到我们手中么？”
“当然。”普里卢科夫的回答干脆：“只不过，这些东西太过紧要，我觉得你没有资格做决定，我希望有一个真正能决定一切的人来谈这件事情。”
杰克没有再追问。他靠回椅背，目光落在天花板的暗纹上，安静了几秒，然后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进了自己的大衣内袋里。他站起身来，伸出手：“我们会考虑，有了决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普里卢科夫握住他的手，松开之后，离开了这间豪华的总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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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卢科夫靠在椅背里，目光落在窗外那片灰白色的天空上，他已经收到了双方的消息，两方都愿意派关键的大人物与他相见，来谈这一趟大生意。?
而在这场三方牌局之外，还有第四方正在往莫斯科飞来。
华国使馆那句话说得很轻，但普里卢科夫在莫斯科局坐了六年，比谁都清楚“正在考虑”和“已经启程”之间的区别。他派去谢列梅捷沃盯着的人还没有回报，但按照时间推算，那个传说中的华国经贸代表团最晚今天夜里或者明天凌晨就会落地。到那时候，牌桌上就会多出一只他自己请上来的手。
同一时间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廊桥的金属接口在液压杆的驱动下缓慢地扣上机身舱门的边框，发出一声沉闷而结实的撞击。舱门从内部被推开的时候，一股被加压到极限的机舱空气率先涌出来，混着皮革座椅和循环过滤系统特有的干燥气息，在廊桥与机身之间的缝隙里被莫斯科冬夜的冷气一激，瞬间凝成一层极薄的白色水雾，贴在地面上缓慢爬散。
走在最前面的男人约莫五十出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肩宽背直，步伐带着那种长期在正式场合走动的人特有的、不急不缓的步态。他没有拿任何手提行李，身后跟着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大多穿着深色的正装外套，表情里带着长途飞行之后尚未褪尽的倦意，但步态依然保持着某种整齐的节奏。
他是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一位副部长，姓宗，这次带的代表团名义上是来考察苏联市场的投资环境和双边贸易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的任务清单里排在第一行的，是配合当地同志，做好工作。但具体是什么工作，他现在也不太清楚。
宗副部长走出廊桥口的时候，使馆派来的联络员已经在到达大厅的出口处等着了。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年轻人迎上来，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引着整队人走向侧面的贵宾通道，避开了普通到达口那些熙熙攘攘的人流。贵宾通道的走廊比外面安静得多，灯光更亮，地毯更厚，脚步声被吸收得只剩下一点隐约的闷响。
与此同时，在机场的角落，穿着机场后勤服装的谢尔盖，目光也射到了被众人簇拥的宗副部长脸上，确定了人物身份后，他立刻离开了现场，去往了莫斯科克格勃在机场的秘密办公点，通过办公室的绝密电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那头接起来。谢尔盖的声音压得很低，措辞简练而精确，像一份被反复裁剪过的电报稿：“确认了。华国代表团落地，一行八人，领队是副部长级别，走贵宾通道离开。使馆的人接的机，车队往市区方向走了，一共三辆黑色轿车，牌照是使馆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然后普里卢科夫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不高，却带着一种被压缩过的、接近于满足的平稳：“知道了，你的任务结束，可以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