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参议员二十八年，给国家省了多少钱，这件事我就不算了。反正一百万出头，够你看明白一件事。”
“什么事？”
“世界上唯一比死更贵的，是等死。”
罗杰斯叹了口气。很重，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那种叹法。
“麦金利，我说不动你。但我告诉你，今天下午，参议院医务室那边收到了十几个咨询电话。”
“问什么的？”
“全是其他议员打来的，问的不是你能不能不去，问的是你去了以后能不能帮他们打听一下。上帝之手治不治胰腺癌？治不治渐冻症？治不治多发性硬化？”
“给我打电话的有几个？”
“五个，都是两党里资格最老的。有一个上周刚确诊肺癌，还没公开，他在电话里说，麦金利你先去探路。你要是能活着回来，我第二个报名。”
“你怎么回的？”
“我说，麦金利不是在探路，他是在开路。他把命放在前面的路上，后面的人跟着走。”
“你这话说得不错。”
“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写的。你在发给我的那封邮件里写了同样的话，你忘了？”
麦金利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得很轻，但嘴角这次是真的扬上去了。不是微微扬，是弯了。
“我忘了，这几天记性不好。化疗的药停了，但化疗的副作用还没走。”
门铃又响了。
迈克去开门，门口站着两个人。
一个穿深蓝色西装，拎着公文包，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秘书。
另一个背着相机，是《华盛顿邮报》的摄影记者。
“麦金利参议员，委员会让我来问，您出发的日期定了吗？外交关系委员会需要提前安排您请假期间的席位代理问题。”
秘书站在门口，没有进门，语气毕恭毕敬，但眼神一直往书房里瞟。想看看麦金利的脸色。脸色能说明一切。还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会不会回来。
“定在下周三。从杜勒斯机场飞东京，东京转机南岛国希望岛，全程大概二十个小时。”
“到了之后呢？”
“到了希望岛以后直接进上帝之手实验室做预筛选检测。预筛选通过，就入组。不通的话我再回来。”
“如果预筛选通不过呢？”
“那我就回来，在院子里坐椅子上，继续看橡树叶子掉。掉到冬天，掉到光秃，再等着春天发芽。但这之前，我得去试试。试了不一定有春天，不试，一定没有。”
摄影记者举起相机，隔着门廊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麦金利披着驼色毛毯站在书房门口，身后是台灯的黄光和墙上那张1977年的黑白入职照。
入职照上的年轻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领带打得太紧，脸上的表情像是在憋笑。
憋了将近三十年，终于在这个晚上笑出来了。
老橡树最后的叶子落在草坪上，而千里之外，一棵不会掉叶的椰子树正等着他去见。
门铃第三次响了。
这次进来的是克鲁兹。手里拿着平板，屏幕上亮着一封刚打开的邮件。脸色古怪，像是刚从过山车上下来。
“麦金利，你得看这个。《柳叶刀》肿瘤学分册的主编刚刚发了一篇公开信。”
“说的什么？”
“声明的内容是，他们收到了上帝之手肝癌三联方案的临床第一期方案全文，经同行评议，决定开辟绿色通道进行正式发表。不是预印本，是正式发表。”
“主编还说了什么？”
“主编在声明最后加了一句话，本刊自1823年创刊以来，从未见过由大一学生领衔的临床方案进入正式评审通道。但我们更关注的是方案本身的质量，而非作者的年龄与学历。医学的进步，从来不看资历。”
书房里安静了片刻。
艾米丽松开咬着下唇的牙齿，嘴唇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牙印。牙印慢慢变淡，变浅，消失在嘴角的一丝微动里。那不是笑，但离笑不远了。
“大一新生。”
麦金利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像念一个从来没听过的新词。
“大一新生怎么了？大一新生后面站的是哈佛、湘雅、九条家族和一群宁愿退学也要追到南太平洋的疯子。这群疯子不觉得自己在冒险，他们在算数据。算得比梅奥还仔细，算得比md安德森还干净。”
麦金利把入组协议翻到最后一页，拿起钢笔，在受试者签名栏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不是草签，是正楷。每个字母都写得清清楚楚，像在国会山签署法案。
签完以后，又在名字旁边加了一行小字。
字迹跟墙上那张照片旁边加的那句话一样轻，一样淡。那行字写的是。第零号受试者，不是第一个，是最后一个等的人。
笔帽咔的一声合上。
“好了。下周三，飞南岛国。迈克，帮我订票。”
“先生，还有一件事。”
迈克拿起刚才放在茶几上的平板电脑，滑开屏幕。
“你前妻凯瑟琳说的财产问题。”
“财产问题怎么了？”
“她刚在来时的车上，用手机把你存在她那里的旧东西翻了一遍。翻到你二十年前写给她的信。信里有句话，她让我转告你。”
“什么话？”
“你年轻时说要死在靴子里，现在死在手术台上，也算数的。我没意见。”
麦金利怔住了，怔了好一会儿，才把手里的钢笔放在入组协议旁边。钢笔落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那声响像句号，又像逗号。
“那是我在空军服役时写的，那时候觉得死在床上是最没出息的事。现在还是这个想法。”
“死在手术台上，比死在床上强。死在去治病的路上，比死在等死的椅子上强一万倍。”
克鲁兹把手机收进口袋，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又回头。
“麦金利。”
“什么？”
“胰腺癌那个，刚才忘了问。上帝之手那个肝癌三联方案，能不能用在胰腺癌上？”
“不能，布莱恩邮件里说了，方案是专门针对肝癌的。胰腺癌和渐冻症是后续方向，但前提是肝癌临床第一期跑出正面的数据。”
“那个刚确诊的同事怎么办？”
“你去告诉他，让他在沙发上多躺两个月。就两个月。到时候数据出来了，是死是活，给他个准话。能治，他飞过来。不能治，他继续躺沙发。至少多躺了两个月，比现在放弃强。”
麦金利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也告诉他，这一趟，我先替他们去。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把最真实的情况带回来。不是通过国会山的备忘录，是通过邮件。发给每一个问过我的人。好的、坏的、能说的、不能说的，全发。”
窗外起了风。老橡树最后的叶子被卷到半空，翻着跟头往远处飞。
麦金利没看窗外。目光停在书桌上那份临床方案第一页。第一页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布莱恩教授用钢笔写的备注。
“本方案所有受试者编号将由计算机随机生成，与身份无关。您的编号将排在一位名叫小苹果的十一岁女孩之后。她在希望岛码头上船那天，手里攥着从湖南老家带来的桂花糖。糖化了。她说没关系，她说希望在化掉之前已经吃进心里了。”
麦金利把这段备注看了三遍。
然后抬头，发现艾米丽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书桌对面。女儿的两只手按在入组协议的封面上，手指修长，指甲剪得短，像她妈妈。
“爸，下周三，我送你去机场。”
“好。”
“到了那边给我打电话，每天打。”
“有时差，你那边半夜我在做检查。”
“半夜就半夜，我手机不关。”
窗外的风停了。房间里只剩下暖气管里水流过的声音，和远处厨房里迈克烧水的水壶在响。
水开了，壶盖被蒸汽顶起来，叮叮当当地响。
麦金利把毯子裹紧，往椅背上一靠。眼睛闭了。七十二岁的绝症参议员，签完这辈子最后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像个刚交完考卷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