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论文的发表，如同一颗石子投入自动驾驶研究这片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湖面，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超出了学术界的范畴。
预印本上线不到一周，引用和讨论就出现在各大专业论坛和社交媒体的相关板块。务实派的工程师和研究者对其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赞不绝口，认为“终于有人不再空谈理论，而是直面现实世界的混乱与不确定”。陈启的电子邮箱很快被各种邮件塞满，有索要代码和数据的（被他婉拒），有探讨技术细节的，有邀请做学术报告的，还有几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和零部件供应商发来的、措辞谨慎但意向明确的“技术交流”邀请。
起初，陈启还一一回复，但很快便力不从心。周哲给他派了个科研秘书，帮忙处理日常联络和日程安排。连杨教授都开玩笑说：“小陈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陈博’了，出门要带保镖了。”
光环带来的不仅仅是关注和机会，还有更微妙的压力。联合体内部，原本一些对陈启快速崛起抱有复杂看法的人，如今也换上了更和煦的面孔。项目评审会上，对他框架的质疑声明显少了，更多的讨论集中在“如何更好集成”和“下一步优化方向”。连之前对预警模块颇为挑剔的王工，也主动找陈启商讨如何优化人机交互界面，减少对驾驶员的干扰。
“陈博，你看这个地方，预警提示音的频率和语调，是不是可以结合风险等级做更精细的调整？高风险用急促音，中风险用平缓提醒音？”王工指着屏幕上的设计图。
陈启有些恍惚。不久前，两人还在为预警是否过度而争论不休。现在，王工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让这个“干扰”变得更“悦耳”了。是论文的影响力，还是实车测试的数据，最终改变了看法？或许兼而有之。但这变化背后，是否也有一丝对“新星”的迎合？他甩甩头，把这个有点阴暗的念头抛开，专注于眼前的技术问题。
然而，学术界的认可和内部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外部环境的改善。陆朝阳在湾区资本支持下搞的“下一代可信自动驾驶开源基金会”，动作频频。他们不仅发布了形式化验证工具链的早期版本，还高调宣布启动一项名为“透明驾驶”（opendrive）的众包数据计划，呼吁全球研究者和开发者贡献驾驶场景数据，共同构建“开放、可审计”的自动驾驶安全基准。这个口号极具吸引力，尤其对那些苦于数据匮乏的中小研究机构和独立开发者而言。
更关键的是，基金会拉拢了几位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者站台，包括陈启的德国导师汉斯教授（作为学术顾问，不参与具体管理）。他们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在顶级期刊上呼吁建立“基于形式化验证和开源协作的自动驾驶安全新范式”，文章虽未点名，但字里行间将“封闭开发”、“数据黑箱”、“缺乏理论保障”的现有主流路径，批判得体无完肤。
一时间，舆论场上，“开源透明”对“封闭黑箱”、“理论保障”对“工程试错”，形成了某种对立叙事。尽管“天穹”项目在真实路测里程和复杂场景处理上拥有绝对优势，但在“理念先进性”和“道德正确性”的舆论战场上，似乎落了下风。一些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自动驾驶进展时，也开始引用这些观点，暗示中国“重工程、轻理论”、“数据垄断”、“缺乏国际合作精神”。
这种舆论压力，不可避免地传导到“基石”计划和“天穹”项目。在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有领导不无忧虑地提到：“我们在埋头苦干，人家在抢占话语权。长此以往，即使我们技术上领先，在国际合作、标准制定上也可能陷入被动。是不是可以考虑，在确保核心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开放一些非关键的数据或接口？”
这个提议引发了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自动驾驶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绝不能轻易开放；核心算法更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支持者则认为，完全封闭不利于融入国际创新网络，也可能被贴上“技术民族主义”的标签。最终，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但“开放”与“封闭”的争论，已经摆上了台面。
陈启也被推到了这个争论的漩涡边缘。他的论文，本质上是“工程路径”的成功范例，但其中体现的“拥抱不确定性”思想，又与“形式化验证”追求“确定性证明”的路径有相通之处。他收到了一些海外学术会议的邀请，主题大多围绕“自动驾驶安全的多元路径”或“不确定性与形式化方法的融合”。这让他很为难。一方面，他渴望与国际同行交流，汲取新思想；另一方面，周哲和杨教授都提醒他，要注意言论边界，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曲解。
就在他纠结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邀请，通过正式的外事渠道，转到了联合体。德国顶尖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邀请陈启赴德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自动驾驶安全前沿研讨会”，并做特邀报告，费用全包。邀请方正是汉斯教授所在的实验室。
“这是个好机会，”周哲看着盖着红章的正式邀请函，沉吟道，“弗劳恩霍夫在国际上声誉很好，学术交流性质明确。你可以去，听听外面的声音，也展示我们的工作。但要注意，只谈技术，不谈项目细节，不涉及任何未公开数据。另外……”他顿了顿，“汉斯教授提醒过你，聚光灯下有阴影。出去之后，更要谨慎。湾区资本在欧美影响力不小，他们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接触你。”
陈启点头应下。能出去交流，他内心是期待的。但周哲的叮嘱，也让他感到此行绝非简单的学术访问。
就在陈启为出国交流做准备时，清江那边的刘国栋，也在为如何“点燃干部心中那团火”而殚精竭虑。
他提交给省委的《关于在深化“容错”机制中进一步明晰“错”与“罪”边界，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思考》报告，得到了秦墨的重视。秦墨批示：“此建议切中当前干部队伍思想顾虑之要害。请国栋同志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尽快拿出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在清江先行先试，为全省探索经验。”
有了尚方宝剑，刘国栋立刻行动起来。他组织市纪委、组织部、改革办、法制办的精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深入研究。核心思路是：在坚持纪律红线、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的前提下，细化“容错”的具体情形、认定标准和程序，让干部在推动改革、破解难题时，能够清晰地知道什么可以“试”，什么“错”了能“容”，什么“错”了必须“究”。
“比如，在引进新技术、新模式时，经过科学评估、集体决策、公开透明，但因不可预见的技术风险或市场变化导致未达预期，造成一定损失或负面影响的，可以容错。但如果是拍脑袋决策、违规操作、甚至以权谋私，那就坚决不容，还要严惩！”刘国栋在专班会议上阐述他的想法，“我们要把‘为公’还是‘为私’，‘无意’还是‘故意’，‘探索性失误’还是‘违规违纪’区分开来。容错不是‘保护伞’，更不是‘免责牌’，而是为那些出于公心、锐意进取的干部，在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主观过错，提供一个纠偏改正的机会，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专班夜以继日，查阅了大量政策法规、典型案例，反复研讨，字斟句酌。既要体现担当，又要防止滥用；既要传递组织温暖，又要坚守纪律刚性。难度极大。
与此同时，刘国栋亲自出马，找那些在实验学校项目风波后变得“谨小慎微”的部门负责人谈心。“老李，我知道你压力大，怕出事。但怕，就不干事了？清江要发展，产业要升级，不闯不试，怎么行？市委市政府是你们的后盾！只要出于公心，程序合规，探索中出了差错，我们一起来总结，一起来扛！但要是因为怕担责就当‘太平官’，那组织上也要考虑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
胡萝卜加大棒，既给政策撑腰，又用考核加压。清江官场的风气，在高压反腐之后，似乎又开始一点点松动。一些观望的干部，看到市委动真格要细化“容错”，心思也开始活络起来。发改委那边，之前被压下的几个绿色建筑示范项目，重新启动了评审流程。
但刘国栋知道，这仅仅是开始。细化“容错”清单容易，难的是真正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难的是在具体案例中，顶住压力，公正执行。这需要时间，更需要上下一致的决心和智慧。
就在清江的“容错”细化方案几易其稿，即将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的前夜，刘国栋接到省纪委副书记、专案组组长老邢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老邢的声音透着疲惫，也带着一丝凝重。
“国栋同志，有件事跟你通个气。对‘远瞻资本’背后网络的调查，遇到点阻力。涉及到外省一家有背景的投资集团，他们通过多层嵌套，间接持有‘远瞻资本’部分权益，声称是正常的财务投资，对海科的事情‘不知情’。那边地方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案子，可能短期内难以有更大的突破。”
刘国栋心里一沉。他明白老邢的意思。海科资本的“暗线”，盘根错节，可能牵扯到更复杂的利益格局。打掉徐某和“宏新建工”这样的末端容易，但要深挖背后的资本网络和保护伞，阻力重重。
“邢书记，我明白了。清江这边，我们会继续扎紧篱笆，把自己的阵地守好。”刘国栋沉声道。
“嗯，你们把‘容错’机制完善好，把发展搞上去，让老百姓看到实效，这就是对腐败最好的回击，也是对改革最大的支持。”老邢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国栋，你自己也要多注意。有些人，不见得喜欢看到清江太‘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