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埃文斯的死，在芒特甘比尔这个边境小镇，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本地的《边境观察报》只在第三版的角落里，刊登了一则简短的讣告，将他的死因归结为近期商业失利导致的个人不幸。这个曾经被《澳洲先驱报》誉为联邦工业新希望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和他那家曾机器轰鸣的工厂，就像被风吹过沙丘的脚印，迅速被新的流言和镇上的日常琐事所掩盖。
然而，这滴落在商业原野上的血，其腥味却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通过电报和信件，迅速吸引了鲨群。
在维多利亚州西北部的米尔迪拉，一个新兴的灌溉农业区，另一位年轻的创业者，萨姆·惠特克，正焦头烂额地在他的水果罐头厂里奔走。得益于皇家银行的农业技术扶持贷款，他引进了新式的蒸汽封罐设备，与当地的果农签订了长期收购合同，他的金色河谷牌桃子罐头，已经成功打入了悉尼和墨尔本的市场。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属于澳大利亚自己的食品加工帝国。
就在他准备扩大生产，收购下一季全部收成的时候，那位曾在他最困难时，如天使般降临的信贷经理斯特林先生，再次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
“惠特克先生，真是个坏消息。”斯特林将一份报纸放在他的桌上，正是那份刊登着埃文斯讣告的《边境观察报》。他的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惋惜与忧虑，“您看，这就是过度依赖政府订单的风险。一旦铁路委员会的预算出现波动，像埃文斯先生这样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企业，就会立刻崩溃。真是个悲剧。”
萨姆·惠特克看着那则简短的讣告，心中感到一阵寒意。他与丹尼尔·埃文斯素未谋面，但他们是同一类人，是这个新时代里，被寄予厚望的拓荒者。
“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投资，”斯特林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专业和负责，“我公司的风险评估部门认为，我们必须对所有与政府项目关联度过高的企业，重新进行信贷评估。当然，我们完全相信您的能力，惠特克先生。您只需要在一周内，额外提供一笔价值五千镑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我们之前承诺的后续贷款，就可以立刻到账。”
一周内，五千镑的额外抵押。这对于一个刚刚将所有资金都投入到新设备和预付收购款的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我们的合同上，并没有这一条！”惠特克涨红了脸，争辩道。
“请仔细阅读合同附则的第十一页，第四段，小字部分。”斯特林微笑着，彬彬有礼地指了指桌上的文件副本，“‘……在市场出现不可预见的重大负面波动时，贷方有权要求借方提供额外担保……’埃文斯先生的不幸，就是一次典型的重大负面波动。”
惠特克瘫坐在椅子上，他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用法律术语精心编织的陷阱。
第一家企业的倒闭，就这样如同一滴血腥味投入了鲨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佩恩的银行及其旗下的信贷公司，如同经验丰富的狼群，在广阔的商业版图上，展开了一场冷酷而高效的围猎。他们精准地复制着捧杀与绞杀的剧本，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将一个又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逼入绝境。
南澳巴罗萨山谷的一家小型酿酒厂，因为无法获得承诺的贷款来购买新橡木桶，错过了最佳的酿造季节，资金链断裂，宣布破产。
昆士兰内陆的一家牛肉加工厂，在扩大了生产规模后，突然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铁路运输线路，因为调度问题，被无限期延迟，成吨的鲜牛肉腐烂在仓库里。
破产的阴云，如同无法驱散的瘟疫，开始在这些因联邦而兴起的新兴工业区蔓延。曾经机器轰鸣的厂房，变得死寂。崭新的机器，被法院以废铁的价格廉价拍卖，然后被麦克阿瑟的关联公司，用极低的价格悄悄买走。成百上千的工人再次失业，他们拖家带口，离开那些曾给予他们希望的小镇，重新踏上了寻找工作的，充满未知的道路。
那些曾经被《澳洲先驱报》连篇累牍报道的创业明星们，一个个地从天堂坠入了地狱。他们的故事，不再是激励人心的传奇，而变成了酒馆里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和商人们口中告诫后辈的、关于风险与天真的反面教材。
市场的信心，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开始急剧动摇。
《悉尼晨报》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他们不再进行直接的政治攻击，而是刊登了一系列由资深经济分析师撰写的冷静客观的文章。
“……必须承认，总督殿下推动工业化的热情值得肯定，但热情不能取代经济规律。”一篇广为流传的社论这样写道，“近期一系列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一个尚未成熟的市场里，过度依赖国家信贷和政府订单，无异于将建筑建造在沙滩之上。事实证明，只有那些经历过市场残酷考验、拥有深厚根基的传统企业，才是澳大利亚经济真正的稳定器。”
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字提到阴谋，但所有的结论，都巧妙地将责任，引向了亚瑟的激进政策和皇家银行的无能。关于澳元背后存在巨大泡沫、联邦的繁荣只是虚火的谣言，开始沉渣泛起。
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曾经将积蓄投入联邦主权债券的市民，那些曾经为新兴企业的崛起而欢呼的民众，他们的心中，第一次，被种下了一颗名为恐惧的种子。
这股恐慌的寒流，最终汇集成了几十份措辞急切的电报，从各个地区的皇家银行分行，雪片般地飞向了堪培拉，堆在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的办公桌上。
深夜，马歇尔教授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巨大的澳大利亚地图前。他手中拿着一把红色的别针。每收到一份确认破产的报告，他就在地图上，那个企业所在的位置，插上一枚。
短短两个月，地图上已经布满了近二十个鲜红的、如同伤口般的标记。它们集中在新兴的铁路沿线和矿区周边，形成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死亡地带。
这位一生都与冷静的数字和理性的模型打交道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从这些冰冷的标记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属于阴谋和屠杀的血腥味。
这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不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正常的市场淘汰，是随机的，是分散的。而眼前的这一切，呈现出一种清晰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性。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用账本和合同，代替了枪炮和刺刀的战争。
马歇尔教授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堪培拉宁静的夜空。他知道，他不能再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这些报告进行分析了。他必须亲自去那些战场上看一看。他要去解剖那些尸体，从它们的伤口中，找到那把看不见的、致命的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