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议会大厦的一间侧厅，被临时征用为皇家仲裁委员会的会场。厚重的窗帘紧闭，隔绝了外界的阳光和喧嚣，只留下煤油灯投下的昏黄光影。空气中，混合着汗水、烟草和廉价纸张的味道，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在这里持续了三天。
长条会议桌的一侧，是牧场主联盟的代表。他们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紧绷的下颚和不耐烦的眼神，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焦躁。他们发言是一名律师，一个名叫塞缪尔·格林伍德的男人。格林伍德冷静而刻薄，擅长用繁复的法律条文，将对手绕进逻辑的陷阱。
另一侧，则是剪羊毛工会的代表团。他们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卷到臂弯，露出结实黝黑的臂膀。他们的领袖，名叫汤姆·霍根，一个爱尔兰后裔，身材不高，但肩膀宽厚，一头杂乱的红发，眼中燃烧着不屈的火焰。他说话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内陆口音，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坐在上首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授。这位剑桥学者，此刻感到的压力，比他面对一整个教室的博士生时还要大。他的面前，堆满了各种数据图表——国际羊毛价格走势、各殖民地牧场的平均利润率、剪羊毛工人的生活成本分析。他试图用理性和数据，来为这场几乎完全由情绪主导的冲突，找到一个平衡点。
“先生们，”马歇尔教授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这是他今天第十次这样开口，“让我们回到基本事实上来。数据显示，即便我们将计件工资，在原有基础上提升百分之五，牧场主的平均利润率，也仅仅是从百分之二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十九点五。这依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教授，您不懂，”格林伍德慢条斯理地打断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傲慢，“这并非是一个数字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向罢工这种非法行为妥协。今天他们要求提高百分之五，明天他们就会要求百分之十。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工会就会变成悬在所有产业头上的利剑。”
“非法行为？”汤姆·霍根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震得水杯嗡嗡作响，“当你们单方面撕毁协议，把我们的工资压到连黑面包都买不起的时候，那是不是非法行为？当你们雇佣打手，打断我们兄弟的腿时，那又算什么？”
“霍根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格林伍德冷冷地回应，“我们只是在保卫我们的私有财产，不受暴民的侵犯。”
“暴民？”霍根站了起来，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是我们的手，剪出了你们所谓的财产！是我们的汗，浇灌了你们的奢华！我们不是暴民，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劳动者！我们要求的，不是施舍，是公平！”
会场的气氛，再次剑拔弩张。马歇尔教授感到一阵无力。他发现，他所擅长的经济学逻辑，在这里完全失效了。这已经超出了利益的计算，这是一场关乎尊严和权力的阶级对决。
每天的谈判结束时，马歇尔都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总督府，向亚瑟汇报情况。
“殿下，情况很糟糕。”在一个夜晚，马歇尔的声音里充满了挫败感，“双方的立场，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牧场主们认为时间在他们那边，他们笃定工人们撑不了多久，就会因为饥饿而屈服。而工人们的意志，也比我想象的要坚定得多。他们甚至在罢工营地里，自己组织起了食物分配和互助系统。”
亚瑟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桌上那副澳大利亚地图上，轻轻地划过。
“教授，您认为，这场对峙的关键，是什么？”
“是力量的失衡。”马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牧场主们掌握着生产资料和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他们有恃无恐。工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和团结，一无所有。这种不平等的地位，让真正的谈判，无法进行。”
“那么，”亚瑟的目光，落在了地图上那条代表着国家铁路的红线上，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我们就必须为这架天平，在另一端，加上一个新的砝码。”
他看着马歇尔，缓缓地说：“教授，或许我们该换一个思路了。既然桌上谈不拢，那我们就到桌下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