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斯科第一届新苏维埃大会的欢呼声还回荡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上，当斯大林以绝对多数票再次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的消息传遍社会主义阵营时，大西洋彼岸的英美两国，正被一场席卷政坛的剧烈动荡牢牢裹挟。
1944年的早春，世界格局呈现出一种诡异而鲜明的分野：东方的红色巨人内部团结如铁、战略布局稳步推进，而西方的资本主义老牌强国，却在战后的废墟与权力的裂隙中，步履维艰、风雨飘摇。
美利坚合众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他那张熟悉的轮椅上，身形比数年前消瘦了太多，曾经锐利如鹰的眼神，此刻蒙上了一层难以掩饰的疲惫与晦暗。
自1933年入主白宫以来，罗斯福用新政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美国经济，带领国家走出了大萧条的深渊，又在早已提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美国跻身世界顶级强国之列。论功绩，他足以跻身美国历史最伟大总统之列，可此刻，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抨击，正从国会、媒体、民间各个角落涌向他。
根源只有两个：三任连任，身体崩塌。
华盛顿总统立下的不超过两届的铁律，是美国政坛两百年来无人敢触碰的政治传统，是刻在美利坚政治基因里的底线。可罗斯福打破了它，并且即将谋求第四任期。
这一举动，在共和党与保守派眼中，无异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公然挑衅，是独裁倾向的危险信号。无数报纸连篇累牍地刊发评论，指责他权力欲膨胀、漠视国父遗训；国会内部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各项提案屡屡被搁置，行政命令频频遭遇抵制，原本支持他的民主党温和派，也开始动摇、观望、甚至倒戈。
比政治攻击更致命的，是他每况愈下的健康。
脊髓灰质炎留下的后遗症早已折磨他多年，而连年的战时决策、国际博弈、国内政坛缠斗，彻底榨干了他的精力。他的脸色时常苍白，说话的气力大不如前，握手时手掌冰凉无力，甚至在公开会议上会出现短暂的失神。媒体虽然碍于战时余威不敢过分直白报道，但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人人心照不宣：这位带领美国走出绝境的领袖，已经走到了体力与精力的极限。
“总统先生，最新的民调显示，您的支持率比上月下降了十一个百分点，共和党已经开始造势，指责您破坏宪政传统。”助手轻声汇报着数据，语气里满是焦虑。
罗斯福闭了闭眼，指尖轻轻敲击着轮椅的扶手。窗外的华盛顿春寒料峭，一如他此刻的心境。他很清楚，美国民众享受着他带来的经济复苏与国家强盛，却也在恐惧他手中过于集中的权力；他们依赖他的领导力，却也在嫌弃他垂垂老矣的身躯。政治从来都是无情的，功绩再高，也挡不住权力更迭的暗流涌动。
他试图用马歇尔计划稳住欧洲局势，试图拉拢英国制衡苏联，试图为美国争取全球霸权的主动权，可国内的政坛泥潭，已经让他举步维艰。每一项对外战略的推进，都要在国会经历无休止的争吵与阻挠；每一笔对外援助的资金，都要被反对者扣上“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帽子。曾经一呼百应的领导力，正在被时间、健康与政治规则，一点点蚕食殆尽。
而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温斯顿·丘吉尔的处境，比罗斯福更加艰难，也更加悲凉。
伦敦城依旧满目疮痍，德军的轰炸虽然早已停止，可断壁残垣依然矗立在泰晤士河两岸，街头巷尾满是废墟与瓦砾，物资短缺、民生凋敝，普通英国人在寒冷与饥饿中挣扎度日。作为带领英国挺过最黑暗岁月的战时首相，丘吉尔本应享受胜利的荣光，可现实却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
他是天生的战时领袖，却不是合格的战后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