汛情稳定后的第一个周末，吴良友没有休息。
他带着省人社厅和自然资源厅的几个人，去了江源市梓灵县——他父亲当年挖煤的地方，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梓灵县的煤矿已经关停了大半，只有少数几个大型国有矿井还在生产，全部采用机械化综采设备，井下作业环境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但那些已经关闭的小煤矿留下的伤痕还在——山体被挖得千疮百孔，煤矸石堆成一座座黑色的小山，下雨就往下淌黑水。
更严重的是，当年在小煤矿干活的矿工们，很多人得了矽肺病。
这种病是矿尘在肺里沉积造成的，不可逆转，只能靠吸氧和药物维持，到了晚期连平躺着睡觉都是奢望。
吴良友的父亲就是死于矽肺病。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他至今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样子——瘦得皮包骨头，嘴唇发紫，每喘一口气喉咙里都发出像拉风箱一样的嘶鸣声。
这次回梓灵，他是带着一个具体任务来的——调研老矿工的矽肺病保障问题。
上个月省政府信访办转来一封联名信，信是江源市梓灵县几十名老矿工联名写的，信纸皱巴巴的，上面按满了红手印。
信里说，他们当年在乡镇煤矿干活，煤矿关停后老板跑了，矽肺病的职业病鉴定和工伤认定一直办不下来。
没有职业病鉴定书，就享受不了工伤待遇；享受不了工伤待遇，看病的钱就得全部自己掏。
很多家庭因病致贫，有的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甚至拒绝吃药。
信的最后一段话写得歪歪扭扭——“我们这些人，都是给国家挖过煤的。煤挖完了，矿关了，老板跑了，我们这身病谁来管？”
吴良友读完那封信，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父亲。父亲当年在矿上干活，也是小煤矿，也是矽肺病，也是老板跑了。
父亲走得早，还没来得及享受到后来的工伤保险政策。
那封信上那些颤颤巍巍的手印，每一个都像父亲按下的。
车子到了梓灵县，县委书记姓马，四十出头，是从市里派下来的干部，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吴良友没有寒暄，开门见山：“我今天来，就一件事——老矿工的矽肺病保障问题。”
马书记早有准备，翻开面前一份厚厚的材料。
梓灵县在八九十年代鼎盛时期有大小煤矿上百家，从业人员上万人。
后来煤矿整治，小煤矿全部关停。
近几年县里对老矿工的矽肺病情况进行了多轮摸底——已经确认职业病的有上千人，其中大部分通过工伤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医保享受了相应待遇，但有两三百人卡在了“劳动关系确认”上。
这些矿工当年在小煤矿打工，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条，没有社保缴纳记录，煤矿关停后企业注销、老板跑路，找不到用工主体，劳动仲裁无法受理，职业病鉴定程序走不下去，后续的工伤认定和待遇享受就全卡住了。
县人社局想了很多办法——找老工友互相作证、调取当年煤矿的工商登记档案——但时间太久，很多档案已经缺失。
吴良友听完汇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茶水是本地的大叶茶，苦味很重。
“你们有没有去矿上实地看过？那些老矿工现在住在哪里？”
马书记犹豫了一下：“去过一些。主要集中在几个老矿区周边的村子里，条件确实不太好。大多是七八十年代的土坯房，有些已经裂缝了。去年危房改造解决了一部分，但因为这些人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些不符合危改条件。”
“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因为他们不符合条件，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因病致贫的情况考虑进去？”
吴良友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一个矽肺病人，每年吃药住院花掉好几万，家里的劳动力又因为生病不能出去打工——这种情况，算不算贫困？”
马书记点了点头，没有辩解，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旁边的县人社局局长插话：“吴省长，还有一个情况——这些老矿工大多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按现行政策不能参加工伤保险。他们的矽肺病即使做了职业病鉴定，也没法走工伤认定这条路。这是政策层面的障碍，不是县级能解决的。”
吴良友把这个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在旁边画了个重点符号。
“你们先把能做的工作做好——劳动关系确认不了，就想办法找替代证据。当年一起干活的工友还有多少健在？互相作证。煤矿当年的工商登记档案有没有留存？能找到多少算多少。县里成立一个工作专班，专门帮这些老矿工梳理证据、补材料、走程序。政策障碍我带回省里研究，需要向上反映的我来协调。”
中午，吴良友没有在县委食堂吃饭，而是让马书记带路去了一个老矿工聚集的村子。
村子叫煤岭村，坐落在山脚下，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
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有的在咳嗽，有的在打盹，有的抱着一只老猫晒太阳。
看到几辆车开进村口，纷纷眯起眼睛打量着来人。
吴良友走到那棵大槐树下，蹲在一个正在咳嗽的老人面前。
老人姓付，七八十岁，头发全白了，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煤灰。
他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里泡着半缸浓得发黑的茶。
每咳一次整个胸腔都在震动，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痰鸣声。
“大爷，我是省里来的，姓吴。您以前在矿上干过？”
付大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判断出了这是个“当官的”，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干过。干了快二十年。从十几岁下井，一直干到煤矿关门。最早是在红旗煤矿，后来去了东风煤矿，最后在一个叫‘兴旺煤矿’的私人小矿。兴旺煤矿的老板跑了，欠了我三个月工资没给。我呢，落下这身病。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喘不上气，要靠着床头坐一宿。去年住了三次院，花了近两万块钱，新农合报了一部分，剩下的全是借的。”
说着又咳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捂住嘴，咳完了把手帕叠好放回口袋，动作缓慢而熟练。
吴良友注意到他放回口袋的手帕上有一小片暗红色的痕迹。
他的心揪了一下。
他记得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先是干咳，后来咳痰，再后来痰里带血丝，最后大口大口地咳血。
“大爷，您的病去县医院看过吗？做过职业病鉴定没有？”
“去过。县医院的医生说我是三期矽肺，让我去劳动局做职业病鉴定。劳动局说要有劳动合同或者工资条才能受理。我哪有劳动合同？那些年在小煤矿干活，老板跟你讲什么合同？工资都是发现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哪有什么工资条。”
付大爷苦笑了一声，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后来劳动局的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找兴旺煤矿的老板补一份证明。我托人打听了好几年，才知道那个老板早就死了——在南方喝酒喝死的。他一死，我这职业病鉴定就彻底没指望了。”
吴良友蹲在那里，看着付大爷浑浊的眼睛和变形的手指关节，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
他想起父亲——父亲当年在小煤矿干活，也是没有劳动合同，也是老板跑了，也是矽肺病。
父亲比较幸运的是当年在国有大矿干过一段时间，有正式工龄，后来好歹办了工伤认定。
但付大爷没有这种幸运。
他从一个矿干到另一个矿，从一个老板换到另一个老板，最后什么证明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对烂掉的肺和满身的债。
“大爷，您别急。您的事，我记在心上了。”
吴良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付大爷，“这上面有我的电话。您让您儿子打给我，我帮您协调。”
付大爷接过名片，凑近了仔细看，嘴唇动了动，浑浊的眼睛里涌上了一层水雾。
“领导，你说话算话？”
“算话。我说话，从不骗人。”
从煤岭村出来，吴良友站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点了一根烟。
阳光很好，照在村前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照在旁边废弃的煤矸石堆上。
他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
“良友，你要是以后当了官，一定要给老百姓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回省城的路上，他对随行的省人社厅副厅长说：“回去后，把全省老矿工矽肺病保障的历史欠账做一个全面摸底。不光是梓灵县，江源、青远、太平三个市的所有老矿区都要排查。劳动关系确认不了的要逐一建立台账，看看有哪些是可以通过政策创新解决的。另外，研究一下能不能从省级工伤保险基金调剂金或者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安排一部分专项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好的，吴省长。但省级工伤保险基金调剂金规模有限，使用有严格的法定范围。”
“那就从资源税返还和矿业权出让收益中想办法。矿产资源是地下的，挖出来卖了钱，就应该留一部分用于保障那些挖矿的人。资金渠道的事，你跟财政厅一起研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
车子驶入省城时天已经黑了。
吴良友靠在车座上，看着窗外璀璨的万家灯火，心里却想着煤岭村那些老矿工。
他们的矽肺病，是一代人付出的代价。
煤挖完了，灯亮了，城市建起来了，但他们还住在裂缝的老房子里，半夜咳得睡不着觉。
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
手机震了。
王菊花发来微信：“良友，今天回来吗？妈说今天是你生日，做了红烧肉。吴语从青海打电话回来了，说祝您生日快乐。”
吴良友愣了一下，翻了翻手机日历——今天确实是他生日。
他自己都忘了。
他回复道：“回来。等我。”
车子驶入省城，万家灯火在夜色中如一片温暖的海。
吴良友靠在车座上，想起父亲。
父亲没有过过几个生日——矿上不过生日，过年能吃顿饺子就是好的。
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没有等到他出息的那一天。
但父亲的话，他一刻也没有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