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衡那份沾着边塞风尘与困惑的报告，被快马送入逐鹿城典制馆时，正值午后。不到一个时辰，这份措辞恳切、如实记录云中屯区困境的文书副本，便已摆在了执政委员会各位成员的案头。暮春的阳光透过窗棂，却驱不散堂内随之而起的凝重与争论的灼热。
“杜衡所遇，绝非孤例！”陈方率先发难，年轻的脸上因激动而泛起红光，“这正是我们之前所担忧的——妥协必将导致旧势力反扑！条例草案给予地方旧势力太多空间，他们岂会甘心放弃特权？必须立刻修订，授权‘教导吏’与地方驻军，对敢于阻挠新政的豪强、马贼，予以坚决镇压，没收其全部田产，以儆效尤！同时，应派遣更多人手，加强宣讲，让新法理念直达每一个农户、每一个牧人！唯有雷霆手段，方能扫清障碍，树立新秩序！”
他的发言立刻得到了部分年轻官员的附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躁。
“陈参事此言，看似痛快，实为莽撞！”一位在幽州边境任职多年、刚刚调回典制馆的中年官员陆明出言反驳，“云中之地，胡汉杂处，情况复杂，非内地可比。豪强势大，根深蒂固，且与郡县旧吏、甚至边军某些退隐将校有千丝万缕联系。若一味强硬镇压，恐激起大规模反抗，甚至引来外部势力（指曹魏或鲜卑）干预。届时烽烟四起，新政未立，边陲先乱，我等岂非成了罪人？”
潘濬抚须沉吟：“陆明所言，确是老成之见。治理新附，尤其是边地，确需审慎。然陈方之忧亦不无道理，若对旧势力步步退让，则新政形同虚设，‘玄鼎’之路何以拓展？”他看向徐庶，“元直，你在荆州时，曾助刘皇叔处理新野等地事务，可有高见？”
徐庶缓缓道：“昔日在荆州，立足未稳，确需笼络地方豪杰，以为羽翼。然‘玄鼎’今日之势与当年不同，我之路更与旧制迥异。笼络或可换一时安稳，却可能埋下长远祸根，使旧弊借壳还魂。然全面压制，亦如陆明所言，风险巨大。”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关键在于‘度’与‘序’。杜衡之失，或许在于试图同时推开所有新政，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且未能有效区分对待。对于真心归附、愿意合作的旧有头面人物，是否可以给予一定出路？例如，承认其部分合法田产，吸纳其子弟入学堂、参军，将其纳入新秩序框架内，化阻力为助力？对于顽固抗拒、甚至勾结外敌者，则必须联合军方，予以坚决打击，但打击需精准，证据需确凿，以律法为武器，而非单纯军事剿灭。而对于广大普通民户、牧民，则需要更有耐心、更细致的工作，让他们看到新政带来的实际好处，而非仅仅听到口号。”
荀恽认真倾听着，这时补充道：“徐公所言甚是。杜衡报告中也提到，一些农户最初是愿意尝试新农具的，但受豪强威胁而退缩。这说明民心有基础，但缺乏保护和引导。在下以为，除了‘教导吏’，或可考虑组建由可靠本地人、退伍老兵组成的‘护农队’、‘护商队’，在推广新政、保护合作者方面提供支持，同时也是一种基层武力的存在，对不法之徒形成威慑。”
争论持续。李顺听得头大，嘟囔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忒麻烦！要俺说，就该调兵过去，先把那几个挑头的豪强寨子平了，剩下的自然老实！”
张明远始终没有打断争论，直到各方观点充分表达，堂内暂时安静下来，他才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决定性的力量：
“诸君之论，皆有其理。杜衡之困，暴露了条例草案之不足，也昭示了开拓新途之艰难。然艰难并非退缩之由，教训当为修正之鉴。”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指向云中及周边区域：
“对于新附地区，尤其是边地、民情复杂之地，不能一概而论，需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底线清晰，手腕灵活。”
他具体阐述：
“第一，修订条例。增加‘分类治理’条款。依据归附方式（自愿、战取）、地缘位置（边境、腹地）、民情成分（胡汉比例、豪强强弱）等，将新附地区分为‘甲’、‘乙’、‘丙’三类，施政重点与节奏各有不同。云中这类边地、豪强盘踞之地，可暂列为‘乙类’。
第二，‘乙类’地区策略调整。甲，对地方势力，采取‘拉打结合，分化瓦解’。立即由监察司、军方联合，对云中等地豪强进行秘密调查，区分可争取者与顽固者。对可争取者，可派员秘密接触，明确告知‘玄鼎’底线（废除人身依附、依法纳税、不得阻挠新政），承诺保障其合法财产与安全，并给予其家族子弟入学、入仕之平等机会。对查明之顽固首恶及马贼头目，由边军制定周密计划，择机进行快速、精准的清除行动，务必公开其罪行，以律法名义行事。
第三，基层建设。采纳荀恽之议，试点组建‘护民队’，人员从本地可靠农户、退伍军士及后续派遣人员中选拔，归当地行政长官及驻军双重指导，负责维护治安、保护新政推行、传递信息。
第四，加大对‘教导吏’的支持。增派熟悉边情、通晓胡语的吏员，携带更多实际物资（如优质粮种、廉价布匹、常用药物），以实惠争取普通民心。同时，在云中等‘乙类’区，可暂缓推行过于复杂的集体生产模式，重点先落实均田（分配官田荒地）、减赋、基础律法保护。
第五，授予杜衡等前线官吏在‘乙类’地区一定限度的临机处置权，但要求其重大决定需及时上报，并详细说明理由。”
这一番裁决，综合了各方意见，既坚持了根本原则（废除特权、推行新法），又充分考虑了现实复杂性，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尤其是“分类施策”和“拉打结合”的思路，显得更为老练和务实。
陈方等人虽然觉得不够彻底，但也意识到全面强推确实风险巨大，勉强接受了这一调整方向。陆明等务实派则感到方案考虑周详，易于执行。
张明远最后道：“将此修订意见及云中处理方案，火速发回。告诉杜衡，探索必有代价，挫折亦是财富。望其吸取教训，灵活执行新策，典制馆及军方会给予全力支持。”
就在高层辩论政策的同时，由刘圭负责的“清风”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几位被流言隐约波及的官员的复核，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也出乎意料的令人心惊。
公开的廉政审查显示，这几位官员均无重大经济问题，勤勉称职。然而，在更隐秘的忠诚度与社交关系排查中，刘圭的人却发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其中一位负责部分文书归档的郎官，其妻弟近日曾与一名来自中原的行商有过数次接触，而行商在流言兴起前后便已离开逐鹿，去向不明。进一步追查该行商在城中的活动轨迹，发现其曾多次在散布流言的几个初始节点附近出现。
“并非我们内部高层有细作，”刘圭在秘密汇报时，面色冷峻，“而是有外部细作，巧妙地利用了近期内部争论产生的些许不满情绪，通过收买或影响一些中下层吏员、乃至市井闲人，精心炮制并散布了这套说辞。其目的，正是要制造猜忌，引发内耗。”
徐庶冷笑：“司马懿好手段。一击不中，便远遁千里，留下满地猜疑。”
张明远点头：“查清便好。将那位郎官及其妻弟隔离讯问，务必挖出所知一切。其他几位受流言影响的官员，由你亲自出面，说明情况，予以安抚。执政委员会扩大会议按计划召开，我会公开澄清此事，宣布调查结果，表彰那几位官员的清白与勤勉。同时，宣布成立‘内部纪律与沟通委员会’，由潘濬牵头，贤良阁、功勋院派员参加，定期受理官吏申诉，核查不实传闻，加强上下沟通。防微杜渐，透明公开，便是应对此类毒计的最好盾牌。”
“那……反向散播曹魏丑闻之事？”刘圭问。
“照常进行，加些猛料。重点突出‘止流馆’内幕与司马家族贪渎，让许昌、洛阳也热闹热闹。”张明远眼中寒光一闪。
仿佛是为了印证“玄鼎”反向渗透的料想，许昌的“止流馆”在暮春的一个深夜，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端。
两名因私下议论赋税过重而被送进来的年轻士子，不堪日复一日的枯燥宣讲和精神压迫，更因得知家中老母因思念成疾，试图买通看守送信外出，被严厉拒绝并加重“教化”力度后，终于情绪崩溃。其中一人在深夜用偷偷磨尖的竹片划伤手腕，血流不止，另一人则大声哭嚎，痛斥馆中不公，引来其他“学员”骚动。
看守试图压制，却激起了更多人长期压抑的不满。混乱中，有人推倒了烛台，点燃了帐幔（虽很快被扑灭），更有人趁乱将写有馆内情况的纸条塞出墙缝。事态虽未演变成大规模暴动，但“止流馆”内发生“骚乱”、“逼死人命”的流言，却如同长了翅膀，在许昌街巷间迅速传开，与之前“玄鼎”散播的关于此馆的种种“故事”相互印证，产生了奇妙的催化效果。
许昌官府极力否认、弹压，但怀疑的种子已然深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暗中议论：“那北边檄文说的，莫非真有几分实情？”“这‘止流馆’，听着怎么比牢狱还可怕？”
司马懿在洛阳接到密报，眉头紧锁。他意识到，单纯的高压和说教，似乎正在产生反效果。“止流馆”不仅未能“教化”，反而成了酝酿不满和传播“反面教材”的温床。他不得不密令卢毓，调整“教化”策略，减少空洞宣讲，增加一些实际技能培训（如算学、文书），并允许“学员”定期与家人通信（需审查），试图以怀柔缓和矛盾。但裂痕一旦产生，修补谈何容易。
与北地、中原的暗流汹涌相比，建业江边的商谈，则显得务实而平静。孙吴使者与“玄鼎”外务司的官员，经过数轮磋商，终于达成了一份详细的《江东与北疆通商暂约》。
暂约回避了所有涉及帝号、君臣称谓的敏感问题，纯粹以对等实体的身份，规定了双方互设商贸代表（不称使节）、指定交易口岸（吴为江乘、广陵，玄鼎为乐浪、辽东某港）、货物品类（吴方主要输出丝绸、瓷器、茶叶、海盐；玄鼎主要输出毛皮、牲畜、药材、干果、部分铁器）、关税税率、纠纷仲裁方式以及保护对方商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条款。
对于孙权最关心的战马和优质铁器，暂约作了严格限制：“玄鼎”每年仅可出口少量阉割战马和限定数量的普通民用铁器，且需提前报备，接受核查。这既是“玄鼎”对自身战略资源的保护，也避免了过度刺激曹魏。
孙权审阅暂约条款后，碧眼微眯，最终盖上了印玺。“虽未称臣，然商路既通，便是承认朕之事实。且得其物资，利我江东。张明远……倒也知趣。”他更看重的是这条北方通道的战略价值，以及源源流入的实利。
而对“玄鼎”而言，这条商路不仅带来了急需的南方物产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曹魏试图构筑的经济封锁，向天下昭示了“玄鼎”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实体存在的现实。这是一种无声但有力的宣告。
抉择已然做出，代价随之显现。云中屯区的挫折迫使“玄鼎”调整了扩张策略，付出了时间与妥协的代价；内部流言的侵袭考验了信任，付出了调查与安抚的精力；许昌“止流馆”的反噬暴露了高压政策的局限性，动摇了曹魏的思想防线；而与东吴的通商，则在获取实利的同时，也付出了默认对方帝制框架（虽不承认）的政治代价。
每一方都在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做出抉择，而每一个抉择，都在塑造着未来的格局，并埋下新的因果。乱世如炉，淬炼着各方势力的成色，也考验着每一条道路的韧性。代价已经支付，而收获，或许要在更远的未来才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