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市朝区人民法院的宣判庭内，空气比庭审时更显凝滞。
周法官的法槌在桌面上轻轻一顿，打破了沉寂，他拿起判决书，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现在宣判。”
庞友攥着衣角的手瞬间收紧，指节泛白，沈玉也挺直了脊背，目光落在判决书上。许大兰依旧坐在轮椅上，许建国往前凑了半步，眼里满是急切。
“本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10月17日早7时35分许，被告庞友乘坐38路公交车至京西广场公交站，下车过程中与原告许大兰发生肢体碰撞，导致许大兰倒地受伤，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周法官的声音在庭内回荡，庞友猛地抬头，不敢置信地看向法官：“我没有！我撞的是中学生，不是她！”
“被告稍安勿躁，听我宣读完判决理由。”周法官抬手制止，继续道，“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定碰撞事实成立，主要依据如下：
其一，城中派出所提交了事发当日的电子接处警笔录备份及出警警官的证词。电子笔录虽非原始纸质件，但系派出所系统自动留存，记载了出警时对现场的初步核查；出警警官证实，抵达医院时，被告庞友曾向其表述‘可能下车时碰到了老人’，该表述与原告陈述可相互印证。
其二，证人车尔春的证言仅能证明其未看到原告摔倒的完整过程，无法排除被告与原告发生碰撞的可能性。被告主张碰撞的是中学生，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该中学生的身份及行踪，该抗辩缺乏事实依据。
其三，被告在首次庭审中未主张其行为系‘见义勇为’，且事发后垫付的200元急诊拍片费，结合其在医院未等原告家属到场便先行垫付5000元住院押金的行为，本院推定该款项具有初步赔偿性质，而非单纯的善意救助。”
沈玉立刻站起身，语气带着专业的质疑：“审判长，首先，电子笔录备份的真实性虽可确认，但‘可能碰到’属于模糊表述，不能直接等同于‘发生碰撞致伤’；
其次，见义勇为的认定不以是否当场主张为前提，被告未提及是因其自身法律认知不足；最后，垫付费用是人道主义行为，法律从未将垫付与赔偿挂钩，该推定缺乏法律依据！”
“本院亦考量了双方的过错程度。”
周法官并未直接回应沈玉的质疑，继续道：
“原告许大兰在公交站台台阶处捡拾散落的青菜，未注意周边行人，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充分注意义务；被告庞友下车时未观察后方及侧方情况，未尽到审慎通行义务。
综合全案，双方对损害后果均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依据公平责任原则，判令被告庞友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原告许大兰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法槌落下，宣判结束。
许建国长舒一口气，转身握住刘为民的手，许大兰也松了松眉头，看向庞友的眼神里少了几分怨怼，多了些许复杂。
庞友却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椅子上，声音发颤：“凭什么？就凭几句模糊的话和所谓的‘常理’？我真的是去扶人的！”
沈玉拍了拍他的肩膀，沉声道：“先别急，我们还有二审的机会，我会帮你上诉，找到新的证据。”
走出法院大门，记者的话筒立刻围了上来。
庞友看着镜头，眼眶泛红，声音带着委屈：“我就是扶了个老人，结果被判要赔四万多。法官说我要是见义勇为，就该去抓撞人的人，可当时老人疼得站不起来，我怎么可能先去追人？”
当天下午，庞友将一审判决书全文发布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配文：“善意换来了四万五的‘教训’，以后还敢扶人吗？”
这条内容迅速发酵，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程序员扶老人被判赔#的话题冲上热搜榜首。
“这判决是在寒了好人的心”“按这逻辑，以后谁还敢行善”“常理推断就是以恶意揣测善意”，网友的评论一边倒地站在庞友这边，法学专家也公开质疑判决的推理逻辑。
某政法大学教授在采访中直言：
“法官认为‘见义勇为该抓撞人者而非仅扶人’，这一推理完全脱离实际。危急情况下，优先救助伤者是基本的人道主义选择，不能用理想化的标准苛责普通人的善意，更不能将善意行为反向推定成侵权证据。”
沈玉看着铺天盖地的舆论，拨通了庞友的电话，语气严肃：“你联系媒体的事，为什么没跟我商量？”
电话那头，庞友的声音带着一丝倔强：“沈律师，我就是想让大家评评理！我没做错，凭什么要背这个锅？”
“舆论可以引发关注，但也可能形成‘媒体审判’，干扰司法独立。”
沈玉语速加快，“二审还没开庭，你现在把事情闹大，反而可能让法院陷入舆论压力，对案件审理未必有利。而且，你确定自己真的完全没碰到许大兰吗？”
“我……”庞友的声音顿了顿，随即又强硬起来，“我撞的是中学生，跟许大妈没关系！”
挂了电话，沈玉立刻驱车前往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申请调取事发当日的原始接处警登记表。
接待她的是指挥中心的王科长，听完她的来意，王科长翻找出一份登记表，指着“报警内容”一栏道：“沈律师，你自己看吧，这是当时的原始记录，我们系统里都有存档。”
沈玉凑近一看，登记表上“报警人陈述”和“当事人自述”两栏的字迹清晰：
“报警人庞友称，下车时与一老人发生肢体接触，老人倒地受伤；被报警人许大兰称，被下车的小伙子撞到后摔倒。”
沈玉的眉头瞬间拧紧，这份原始证据和庞友此前的说法完全相悖。她立刻返回律所，把庞友约到了接待室。
“这份接处警登记表，你怎么解释？”沈玉将复印件推到庞友面前，目光锐利。
庞友的脸色瞬间煞白，眼神躲闪，攥着水杯的手开始发抖。沉默了足足十分钟，他才低下头，声音沙哑：“我……我确实碰到她了。”
“那你之前为什么说撞的是中学生？”沈玉追问。
“当时下车太挤了，我右臂先碰到了中学生，转身的时候，左腿又蹭到了许大妈的脚踝，她没站稳就摔下去了。”
庞友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当时慌了，怕说出来就没人信我是去扶人的，就只敢承认碰到了，没敢说蹭到脚踝的事。”
沈玉叹了口气：“你隐瞒关键事实，不仅让案件陷入罗生门，还让舆论朝着‘好人被冤枉’的方向发酵，现在局面已经失控了。”
“那怎么办？”庞友抬起头，眼里满是慌乱，“二审要是把这事说出去，我岂不是成了欺骗公众的人？”
就在这时，刘为民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带着协商的意味：“沈律师，我们这边考虑了一下，许大妈也不想再折腾了，能不能谈谈庭前和解？”
三天后，和解谈判在玉宸律所的会议室进行。
刘为民率先开口：“我方的诉求很明确，庞友得给个补偿。但考虑到舆论影响，这笔钱不能叫‘赔偿’，就叫‘人道主义补偿’，金额方面，我们降到一万。”
“同时，双方得签保密协议，不能再向任何媒体披露案件细节，也不能再发表相关言论，庞友要撤回上诉，一审判决不再执行。”
许建国补充道，“我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这事尽快了结最好。”
沈玉看向庞友，庞友咬了咬唇，点头道：“一万我能接受，只要能了结这事，我答应保密。”
最终，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庞友一次性支付许大兰1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双方均不得向外界披露案件真相及协议内容；庞友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终止执行。
签完字，庞友长舒一口气，对沈玉说：“谢谢沈律师，这个结果我满意，至少不用再被舆论和官司缠着了。”
沈玉却看着他，语气郑重：
“你主动联系媒体引发舆论，一度让公众对司法判决产生误解，这反映了‘媒体审判’和司法独立之间的潜在冲突。虽然和解了，但因保密协议的存在，真相被掩盖，公众只会一直认为你是被冤枉的，这对司法公信力也是一种伤害。”
庞友低下头，没再说话。
这场“扶撞纠纷”的热度渐渐褪去，公众始终坚信庞友是“善意被辜负”的典型，甚至将其视为“社会道德滑坡”的象征。
直到半年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专访，被问及这起引发广泛争议的案件时，才首次披露了真相。
“关于京西广场公交站的扶人纠纷案，社会上一直有误解。”
刘志伟面对镜头，语气坦诚，“经核查，一审判决认定的‘碰撞事实’基本成立，庞友在事发后向警方承认过与老人发生肢体接触，后续也在和解时确认了这一情况。”
他补充道：“一审判决的基本事实是准确的，但确实存在证据链瑕疵，且判决书中的部分推理表述不够严谨，被舆论放大后引发了公众对‘扶不扶’问题的焦虑。
需要明确的是，司法既要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要守护善意助人者的积极性，这需要法官在审理时更精准地平衡法理与情理，避免机械适用‘常理推断’。”
专访播出后，舆论哗然，不少网友感慨“原来这是一场罗生门”。
而庞友早已删除了所有相关的自媒体内容，回归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只是再遇到路边摔倒的人，他会先掏出手机录像，再上前搀扶。
沈玉看着电视里的专访，合上了手中的案卷。
这场案件留下的，不只是一份和解协议，更是对司法裁判、公众认知和善意边界的长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