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法学院朗曼报告厅的木质门被推开时，沈玉正低头核对案例摘要，主持人玛莎教授的声音从台前传来：“沈博士，准备好了吗？下一个就是你了。”
沈玉抬头，把打印纸叠好塞进包里：“没问题，玛莎教授，案例细节都过了三遍。”
“那就好，”玛莎拍了拍她的胳膊，压低声音，“尤其是‘公益组织怎么嵌入当地司法链条’这个点，莉娜·科恩刚才还跟我打听，她是‘公平工作联盟’的亚洲区负责人，特别想找中国公益组织合作。”
沈玉点头应下，看着玛莎走回台前，拿起话筒清了清嗓子：“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交流生沈玉，分享中国公益组织在跨境劳工权益保护中的实践案例。
沈，你是本次研讨会唯一的中国代表，期待你的视角——尤其是中国公益组织在‘隐性劳工’帮扶上的经验，这正是我们今年重点关注的方向。”
沈玉站起身，手里攥着薄薄的案例提纲，走到台前时，台下立刻投来专注的目光……
第三排穿灰色西装的男士推了推眼镜，拿出笔记本；最右侧的女士举起录音笔，按下了开关；还有几位学生模样的人，直接打开了手机录音。
沈玉定了定神，指尖轻轻点了点投影遥控器，屏幕上跳出“心火公益法律中心——跨境家暴受害者帮扶案例：从‘隐性劳工’到权益主张”的字样。
“谢谢玛莎教授，也感谢各位今天到场。”
沈玉的声音清晰而稳定，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我今天想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切入——去年3月，我们接到一位叫刘芳的求助者，她从中国云南嫁到马来西亚槟城，丈夫是当地一家电子厂的工头。
婚后第三年，丈夫开始对她家暴，不仅扣下她的护照，还强迫她在自己所在的工厂做临时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只有当地最低工资的一半。”
“等等，沈。”第一排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男士突然举手，他胸前的铭牌写着“汤姆·金，某跨国电子企业合规总监”。
“我想确认一下，这位刘女士既然是婚姻移民，为什么会被认定为‘劳工’？马来西亚的移民法是否允许配偶在当地工作？”
“这正是案例的关键矛盾点。”沈玉点头，语气坦诚。
“马来西亚对婚姻移民的工作许可有严格限制，刘芳的丈夫一直以‘正在办理’为由拖延，实际上是想让她做‘免费劳工’。
我们后来查询到，当地类似的情况有上百起——很多华人女性通过跨国婚姻来到马来西亚，最终沦为配偶工厂的‘隐性劳工’，既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权益保障。”
她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上面是模糊的聊天记录截图，文字是中文和马来语混杂：“你们看这段对话，刘芳说‘今天又被他打了，因为我慢了十分钟’，后面跟着一个哭泣的表情。
我们接到求助时，她已经被家暴了半年，第一次报警时，当地警方说‘这是家庭内部矛盾，我们管不了’，甚至让她‘多忍忍，别给丈夫添麻烦’。”
“这太荒谬了！”坐在汤姆旁边的女士忍不住开口，她是美国劳工权益联盟的艾米，之前就提过问题，“难道马来西亚没有反家暴法吗？公益组织不能介入吗？”
“有反家暴法，但执行层面存在漏洞。”
沈玉调出马来西亚《反家暴法》的条款截图，“比如该法律要求‘受害者需提供婚姻证明和居住证明’，但刘芳的护照被扣押，婚姻证明在丈夫手里，根本无法提交。
我们的解决路径分了三步，每一步都和当地机构有大量沟通——”
沈玉刻意放慢语速，用对话还原当时的过程：
“第一步，我们联系马来西亚的华人公益组织‘妇女之家’，他们的负责人陈姐说‘我们可以提供临时住所，但需要你们出具刘芳的国内身份证明’。我们立刻联系刘芳在云南的老家村委会，加急开了证明，才把她从工厂接出来；
第二步，对接中国驻槟城总领馆，领事李哥说‘补办护照需要本人到场，还得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又帮刘芳远程申请了证明，陪她去领馆办理；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发现刘芳所在的工厂有50多名类似的‘隐性劳工’，于是把证据提交给马来西亚劳工部，劳工部的查案官员一开始说‘这是移民问题，不归我们管’，我们拿出《马来西亚劳工法》第15条‘禁止强迫劳动’的条款，又联合当地媒体曝光，他们才同意调查。”
“最终结果呢？”汤姆追问，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工厂被罚款50万马币，刘芳拿到了拖欠的8个月工资，共1.2万马币，还通过马来西亚家事法院拿到了离婚判决书和人身保护令。”
沈玉的语气稍微轻松了些。
“更重要的是，那次事件后，马来西亚劳工部和移民局建立了信息互通机制，专门针对‘隐性劳工’开通了投诉通道——这就是公益组织嵌入跨境司法协作链条的价值，不只是帮一个人，而是推动制度改进。”
台下响起一阵细碎的掌声，玛莎教授笑着补充：“沈的案例很有启发性。我们之前讨论跨境劳工权益，总想着‘企业合规’‘政府监管’，却忽略了公益组织的桥梁作用。
沈，你觉得这种模式能复制到其他国家吗？比如美国，很多华裔劳工也面临类似的身份困境。”
“我认为可以，但需要结合当地实际调整。”沈玉立刻回应。
“比如美国的劳工法更完善，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还是让很多华裔劳工不敢维权。去年我们帮一位在纽约中餐厅打工的女工维权，她被拖欠工资后不敢报警，因为老板说‘你是偷渡过来的，报警会被遣返’。
我们联系了纽约华人法律援助会，他们派了会中文的律师，还帮她申请了‘U签证’，最终不仅要回了工资，还拿到了合法身份。”
“U签证？”后排一位学生举手，“您能具体说说这种签证的申请流程吗？我之前做过相关研究，发现通过率只有30%左右。”
“确实不容易，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证明自己是犯罪受害者、协助警方调查、在美国有固定住所。”沈玉耐心解释。
“我们当时帮那位女工收集了工资条、同事证言、医院的伤情鉴定，还陪她去警局做笔录，前后花了4个月才申请下来。
关键是要找到熟悉当地法律的公益组织合作，不能单打独斗——这也是我今天想强调的，跨境劳工权益保护，本质是‘多方协作’，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媒体，缺一不可。”
研讨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提问环节比预期多了40分钟，直到玛莎教授敲响木槌：
“今天的研讨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沈，麻烦你把案例材料和ppt发给我，我想收录到哈佛的跨境权益研究库，还要推荐给《国际劳工法评论》期刊，他们肯定会感兴趣。”
“好的，我会后就发您邮箱。”沈玉收起提纲，刚把电脑装进包里，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