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张氏还瘫坐在地上,嘴唇哆嗦着,那句“想占便宜?没门”像根钉子,把她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夜风吹动电灯线发出的轻微呜咽声。
李建国牵着妹妹的手,走到院子中央。他没有坐下,就那样站着,背挺得笔直。灯光从他头顶洒下来,在他脚下投出一道坚定而清晰的影子。
“各位邻居,”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青砖地上,“刚才贾大妈提了个建议,要我把工资交出来,统一分配。我拒绝了。现在,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就是前几天在屋里给妹妹看过的那个。袋子已经有些旧了,边角磨得发白,但封口处用细麻绳系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我的钱来路不正。”李建国解开麻绳,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这是丰泽园的正式聘用合同。1953年9月1日签的,上面有丰泽园的公章,有栾老板的签名,有我的签名。”
他把合同展开,走到离得最近的钱家桌前,递过去:“钱叔,您识字,您给念念。”
钱家老钱是个老会计,戴上老花镜,接过合同,凑到灯下仔细看。看了半晌,他抬起头,声音有些发颤:“没错……是正式合同。职位:头灶师傅。基本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整。另有菜品提成,按实际销售额的百分之五计算……”
院里响起一片吸气声。
百分之五的提成!丰泽园那种地方,一天得卖多少钱?
“合同后面有附录,”李建国说,“是我去年一年的提成记录。每个月都有明细,卖了哪些菜,提成多少,都有账。”
老钱翻到后面,手指在纸上划过:“去年九月……提成四十二元八角;十月……五十一元二角……十二月最高,六十八元五角……”
他越念声音越小,最后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李建国:“所以……你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挣……将近一百九?”
“是。”李建国点头,“丰泽园的账本可以查,银行的转账记录可以查。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
他从文件袋里又取出几份东西:“这是我过去十八个月的工资条。每个月五号发工资,银行转账,这是回执单。”
一沓厚厚的纸条,用牛皮筋扎着。李建国解开,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纸条上印着银行的蓝色戳记,金额、日期、户名,一目了然。
“有人说我生活奢侈。”他拿起一张工资条,“那我算算账。一个月一百八,一年两千一百六。我上学,一年学费二十五,书本费十五,一共四十。我和妹妹的生活费,一个月四十,一年四百八。加起来五百二。”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就是那本详细记录收支的账本。
“剩下的钱呢?”李建国翻开账本,“我存起来了。从1953年9月到现在,我一共存了两千二百元整。存在中国人民银行前门支行,存折就在这里。”
他掏出那本深蓝色的存折,翻开,递给易忠海:“一大爷,您是八级钳工,懂账。您看看,这存款日期,是不是对得上我的工资发放时间?”
易忠海接过存折,手有些抖。他翻看着,一页,两页,三页……存款记录密密麻麻,每一笔都是几十上百元,时间集中在每月五号到十号之间——正是发工资后的几天。
“还有人说,我吃肉多,肯定投机倒把。”李建国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个信封,倒出一叠票据,“这是我这两年用的肉票存根。”
肉票是淡红色的纸,印着“北京市肉票”字样,面额有半斤、一斤的。每一张上都盖着售货章,写着日期。
“我一共用了四十张肉票,买了二十斤肉。”李建国一张一张地数,“我自己的定量,一个月半斤,两年十二斤。我妹妹的定量,一个月半斤,两年十二斤。一共二十四斤。我还用富余的粮票,跟人换了四张肉票。”
他抬起头,看向贾张氏:“贾大妈,您不是问我哪来那么多肉票吗?我告诉您——我省出来的。我妹妹长身体,需要营养,所以我宁愿自己少吃点主食,换点肉票给她补身体。这叫投机倒把吗?”
贾张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还有布票。”李建国又取出一个信封,“我妹妹的新衣服,用的是我和她两个人的布票定额。我自己两年没做过新衣服,穿的还是我父亲留下的工装。这件中山装……”
他指了指身上那件深蓝色的衣服:“是去年国庆,学校组织活动要求穿正装,我才用攒下的布票做的。就这一件。”
院里的人看着那些票据,看着那个账本,看着那本存折,都说不出话来。
证据太齐全了。齐全到让人无可挑剔。
“现在,我回答贾大妈的问题。”李建国收起所有东西,重新装回文件袋,“我的钱,是靠手艺一分一分挣来的。我早上五点起床,给我妹妹做早饭,然后赶电车去学校。中午在学校吃最便宜的菜,下午上完课赶去丰泽园,切菜、炒菜、收拾灶台,干到晚上八点。再坐末班车回家,检查妹妹作业,自己看书到深夜。”
他一口气说完,声音有些沙哑:“我一个月挣一百八,是因为我一天干别人两天的活。我妹妹能穿新衣、能吃肉,是因为我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我的每一分钱,都比那些总想不劳而获、总想趴在别人身上吸血的人——干净得多!也硬气得多!”
这话没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
贾张氏的脸涨成了猪肝色,贾东旭低下头,秦淮如把脸埋在手里。
易忠海脸色铁青,刘海中的肥肉在颤抖,闫富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至于帮助邻居,”李建国继续说,“我帮了。孙叔家孩子生病,我捐了五块钱——那是我在丰泽园加班三天的工钱。钱婶家揭不开锅,我送了十斤粮票——那是我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秦姐怀孕,我让妹妹送了鸡蛋——那是我特意攒的。”
他每说一句,就看向一个人。
孙家老孙眼眶红了,低下头。钱婶抹了把眼泪。秦淮如肩膀开始发抖。
“我帮人,是因为我经历过难处,知道那种滋味。”李建国声音低下来,“我父亲刚走那会儿,我和妹妹差点饿死。是张大娘给了窝头,黄大婶给了咸菜。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
张大娘和黄大婶已经泪流满面。
“但我帮人,是有原则的。”李建国声音陡然转冷,“我帮的是真困难、真需要帮助的人。我帮的不是懒汉,不是寄生虫,不是自己不肯出力、光想占别人便宜的人!”
这话像鞭子,抽在某些人脸上。
“贾大妈,”李建国终于看向她,“您家真困难吗?贾大哥一个月三十八块五,在院里不算最低。您今年五十三,身体硬朗,为什么不去街道办找点活干?糊纸盒、纳鞋底,一天挣个七八分钱,补贴家用,不行吗?为什么光想着让别人交钱?”
贾张氏想反驳,可看着李建国那双眼睛,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李建国从文件袋里取出最后一样东西——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这是去年《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勤劳致富光荣》。上面写着:新社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是光荣的事,是国家提倡的事。”
他把报纸展开,朗声念道:“‘要鼓励人民群众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改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念完,他把报纸放在主席台上:“一大爷、二大爷、三大爷,您们都是老党员、老同志。这篇文章,您们应该都看过吧?”
易忠海、刘海中、闫富贵三人,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李建国收回所有东西,装好文件袋,系紧麻绳。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满天星光:
“我的钱,来得清白。我的日子,过得踏实。谁要是再敢污蔑我一个字——”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
“咱们就派出所见。我父亲的烈士证书还在家里挂着,我倒要看看,污蔑烈士子女,是什么罪名。”
说完,他拉起妹妹的手。
这次,他不再看任何人,径直往后院走去。
身后,是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夜风,吹动着那张摊开的报纸。
报纸上,“勤劳致富光荣”六个大字,在灯光下格外醒目。
而这场全院大会,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只是结束的方式,和某些人预想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