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张氏还瘫坐在地上，嘴唇哆嗦着，那句“想占便宜？没门”像根钉子，把她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夜风吹动电灯线发出的轻微呜咽声。
李建国牵着妹妹的手，走到院子中央。他没有坐下，就那样站着，背挺得笔直。灯光从他头顶洒下来，在他脚下投出一道坚定而清晰的影子。
“各位邻居，”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青砖地上，“刚才贾大妈提了个建议，要我把工资交出来，统一分配。我拒绝了。现在，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就是前几天在屋里给妹妹看过的那个。袋子已经有些旧了，边角磨得发白，但封口处用细麻绳系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我的钱来路不正。”李建国解开麻绳，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这是丰泽园的正式聘用合同。1953年9月1日签的，上面有丰泽园的公章，有栾老板的签名，有我的签名。”
他把合同展开，走到离得最近的钱家桌前，递过去：“钱叔，您识字，您给念念。”
钱家老钱是个老会计，戴上老花镜，接过合同，凑到灯下仔细看。看了半晌，他抬起头，声音有些发颤：“没错……是正式合同。职位：头灶师傅。基本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整。另有菜品提成，按实际销售额的百分之五计算……”
院里响起一片吸气声。
百分之五的提成！丰泽园那种地方，一天得卖多少钱？
“合同后面有附录，”李建国说，“是我去年一年的提成记录。每个月都有明细，卖了哪些菜，提成多少，都有账。”
老钱翻到后面，手指在纸上划过：“去年九月……提成四十二元八角；十月……五十一元二角……十二月最高，六十八元五角……”
他越念声音越小，最后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李建国：“所以……你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挣……将近一百九？”
“是。”李建国点头，“丰泽园的账本可以查，银行的转账记录可以查。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
他从文件袋里又取出几份东西：“这是我过去十八个月的工资条。每个月五号发工资，银行转账，这是回执单。”
一沓厚厚的纸条，用牛皮筋扎着。李建国解开，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纸条上印着银行的蓝色戳记，金额、日期、户名，一目了然。
“有人说我生活奢侈。”他拿起一张工资条，“那我算算账。一个月一百八，一年两千一百六。我上学，一年学费二十五，书本费十五，一共四十。我和妹妹的生活费，一个月四十，一年四百八。加起来五百二。”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就是那本详细记录收支的账本。
“剩下的钱呢？”李建国翻开账本，“我存起来了。从1953年9月到现在，我一共存了两千二百元整。存在中国人民银行前门支行，存折就在这里。”
他掏出那本深蓝色的存折，翻开，递给易忠海：“一大爷，您是八级钳工，懂账。您看看，这存款日期，是不是对得上我的工资发放时间？”
易忠海接过存折，手有些抖。他翻看着，一页，两页，三页……存款记录密密麻麻，每一笔都是几十上百元，时间集中在每月五号到十号之间——正是发工资后的几天。
“还有人说，我吃肉多，肯定投机倒把。”李建国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个信封，倒出一叠票据，“这是我这两年用的肉票存根。”
肉票是淡红色的纸，印着“北京市肉票”字样，面额有半斤、一斤的。每一张上都盖着售货章，写着日期。
“我一共用了四十张肉票，买了二十斤肉。”李建国一张一张地数，“我自己的定量，一个月半斤，两年十二斤。我妹妹的定量，一个月半斤，两年十二斤。一共二十四斤。我还用富余的粮票，跟人换了四张肉票。”
他抬起头，看向贾张氏：“贾大妈，您不是问我哪来那么多肉票吗？我告诉您——我省出来的。我妹妹长身体，需要营养，所以我宁愿自己少吃点主食，换点肉票给她补身体。这叫投机倒把吗？”
贾张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还有布票。”李建国又取出一个信封，“我妹妹的新衣服，用的是我和她两个人的布票定额。我自己两年没做过新衣服，穿的还是我父亲留下的工装。这件中山装……”
他指了指身上那件深蓝色的衣服：“是去年国庆，学校组织活动要求穿正装，我才用攒下的布票做的。就这一件。”
院里的人看着那些票据，看着那个账本，看着那本存折，都说不出话来。
证据太齐全了。齐全到让人无可挑剔。
“现在，我回答贾大妈的问题。”李建国收起所有东西，重新装回文件袋，“我的钱，是靠手艺一分一分挣来的。我早上五点起床，给我妹妹做早饭，然后赶电车去学校。中午在学校吃最便宜的菜，下午上完课赶去丰泽园，切菜、炒菜、收拾灶台，干到晚上八点。再坐末班车回家，检查妹妹作业，自己看书到深夜。”
他一口气说完，声音有些沙哑：“我一个月挣一百八，是因为我一天干别人两天的活。我妹妹能穿新衣、能吃肉，是因为我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我的每一分钱，都比那些总想不劳而获、总想趴在别人身上吸血的人——干净得多！也硬气得多！”
这话没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
贾张氏的脸涨成了猪肝色，贾东旭低下头，秦淮如把脸埋在手里。
易忠海脸色铁青，刘海中的肥肉在颤抖，闫富贵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至于帮助邻居，”李建国继续说，“我帮了。孙叔家孩子生病，我捐了五块钱——那是我在丰泽园加班三天的工钱。钱婶家揭不开锅，我送了十斤粮票——那是我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秦姐怀孕，我让妹妹送了鸡蛋——那是我特意攒的。”
他每说一句，就看向一个人。
孙家老孙眼眶红了，低下头。钱婶抹了把眼泪。秦淮如肩膀开始发抖。
“我帮人，是因为我经历过难处，知道那种滋味。”李建国声音低下来，“我父亲刚走那会儿，我和妹妹差点饿死。是张大娘给了窝头，黄大婶给了咸菜。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
张大娘和黄大婶已经泪流满面。
“但我帮人，是有原则的。”李建国声音陡然转冷，“我帮的是真困难、真需要帮助的人。我帮的不是懒汉，不是寄生虫，不是自己不肯出力、光想占别人便宜的人！”
这话像鞭子，抽在某些人脸上。
“贾大妈，”李建国终于看向她，“您家真困难吗？贾大哥一个月三十八块五，在院里不算最低。您今年五十三，身体硬朗，为什么不去街道办找点活干？糊纸盒、纳鞋底，一天挣个七八分钱，补贴家用，不行吗？为什么光想着让别人交钱？”
贾张氏想反驳，可看着李建国那双眼睛，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李建国从文件袋里取出最后一样东西——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这是去年《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勤劳致富光荣》。上面写着：新社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是光荣的事，是国家提倡的事。”
他把报纸展开，朗声念道：“‘要鼓励人民群众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改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念完，他把报纸放在主席台上：“一大爷、二大爷、三大爷，您们都是老党员、老同志。这篇文章，您们应该都看过吧？”
易忠海、刘海中、闫富贵三人，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李建国收回所有东西，装好文件袋，系紧麻绳。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满天星光：
“我的钱，来得清白。我的日子，过得踏实。谁要是再敢污蔑我一个字——”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
“咱们就派出所见。我父亲的烈士证书还在家里挂着，我倒要看看，污蔑烈士子女，是什么罪名。”
说完，他拉起妹妹的手。
这次，他不再看任何人，径直往后院走去。
身后，是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夜风，吹动着那张摊开的报纸。
报纸上，“勤劳致富光荣”六个大字，在灯光下格外醒目。
而这场全院大会，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只是结束的方式，和某些人预想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