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上马的第一周，效果立竿见影。
拿错件的情况几乎绝迹，找件的速度也快了很多。抱怨的声音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偶尔一两句“现在方便多了”的认可。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稍微落下了一点点。
但我很清楚，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物业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悬在头顶，而我连个像样的“盾牌”都没有。王经理那边一直没动静，这种沉默反而更让人心慌。我必须做点什么，在他动手之前，给自己增加一点筹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机会来得有点偶然。那天傍晚，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来取件，抱着一个不小的纸箱。她看着高高的货架，又看看自己脚上的高跟鞋，皱了皱眉。
“需要帮忙吗？”我赶紧上前。
“谢谢啊，这箱子有点沉。”她也没客气。
我帮她把箱子搬下来，顺口问了句：“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猫粮和猫砂，重死了。”女人叹了口气，“每次买这个都发愁，快递柜放不下，放驿站还得自己吭哧吭哧搬回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猫粮猫砂？重物？我脑子里那根关于“服务”的弦被拨动了。我的驿站，除了寄存，能不能提供一点点增值服务？比如，对于这种又重又大的包裹，收取极少的费用，提供送货上门？
这个念头让我兴奋起来。这不仅能增加一点收入，哪怕一次只收一块两块钱，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差异化服务，能提升住户的体验和黏性！当住户习惯了你这里的方便，甚至依赖上你的额外帮助时，物业想动你，是不是也得掂量一下可能引起的反弹？
说干就干。我找了张硬纸板，用粗笔写上：“大件\/重物（如宠物粮、桶装水等），可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仅限本小区楼内），象征性收费1-2元\/次。如需服务，请提前告知或电话联系。” 然后把牌子挂在了显眼的位置。
一开始，没什么人问津。直到几天后，一个老太太来取一大箱老年奶粉，看着牌子犹豫了一下，问我：“小伙子，真能送上门？”
“能！您住几号楼？我晚点给您送过去。”我赶紧答应。
帮老太太把奶粉送到家，她硬塞给我两个苹果。虽然我没要那两块钱，但心里比赚了二十块还高兴。这是一个开始。
渐渐地，问的人多了起来。帮年轻父母搬过婴儿尿不湿，给上班族送过成箱的矿泉水……每次收费一元或者两元，钱不多，但积少成多，更重要的是，我和很多住户从单纯的取件关系，变成能说上两句话的“半熟人”。他们知道了有个叫小陈的年轻人，在这里看驿站，很拼，还能帮点小忙。
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脆弱的关系网。同时，另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监控。驿站最怕丢件，以前地方小、件少，我还能盯得住。现在件多了，我时不时还要外出送外卖或者送货，光靠盯着不行。必须上监控！
可一套最便宜的监控设备也要好几百，对我而言是一笔巨款。我咬咬牙，决定再从牙缝里省。那段时间，我几乎顿顿清水煮面条，连榨菜都舍不得多放。送外卖时看到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我会偷偷捡起来攒着卖废品。
一个多月后，我终于凑够了钱，买了一个最基础的监控摄像头，装在驿站角落里，手机App可以实时查看。虽然画面模糊，但至少有个震慑作用，也让我外出时稍微安心一点。
就在我一点点给自己的“堡垒”添砖加瓦时，王经理终于来了。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他带着两个人，直接来到了b1-07。王经理背着手，在狭小的空间里踱步，目光扫过货架、电脑、监控，最后落在我身上，没什么表情。
“小陈，你这搞得挺像回事啊。”他语气听不出喜怒。
我心里打鼓，脸上堆着笑：“王经理，您来了。就是混口饭吃，尽量不给您添麻烦。”
“麻烦？”王经理哼了一声，“投诉电话都打到我办公室了！说你这里无证经营，存在安全隐患！你这电线拉得，符合规定吗？消防呢？”
我的心沉了下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他说的是事实。
就在气氛凝固的时候，之前那个让我送猫粮的时髦女人正好来取件，看到这场面，插了句话：“王经理，怎么了？这小陈挺好的呀，帮我们收快递，有时候重东西还帮忙送一下，挺方便的。”
王经理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有住户帮我说话。他脸色变了变，没接话茬，只是又扫了我一眼，扔下一句：“你尽快把该办的手续办了！别让我难做！”然后带着人走了。
我站在原地，后背惊出一身冷汗。我知道，这次是侥幸。那个女人的话，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绝不可能让王经理改变态度。他这是在给我下最后通牒。
手续？我哪里去办手续？那意味着租金高昂的临街商铺、复杂的审批流程、还有我根本负担不起的各种费用。
危机没有解除，反而更迫在眉睫了。
但奇怪的是，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被绝望吞噬。我看着那个女人取件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电脑屏幕上那个简陋却有效的“系统”，摸了摸口袋里今天刚收到的几笔送货上门的一元纸币。
我有了那么一点点，微小的，不被轻易撼动的“价值”。
这个四平米的地下室，不再只是一个藏身之所，它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而我，陈默，这个曾经连死都不怕的负债者，要在这里，为了活下去的那点微光，打一场硬仗。
我知道我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但至少，我有了战斗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