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人员离开后，地下室里死一般寂静。只有老旧取暖器发出的微弱嗡鸣，像为我敲响的丧钟。
三天。
七十二小时。四千三百二十分钟。
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沉重的铅块，压在我的神经上。我没有崩溃，也没有愤怒，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了我。或许是因为经历得太多，从死亡到重生，从绝望到挣扎，我对“绝境”这个词，已经有些麻木了。
逃避没有用，哭泣更没有用。我能做的，只有面对。
我锁上驿站的门，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绕着小区麻木地走了一圈。冬夜的寒风像刀子，却让我混乱的头脑渐渐清晰起来。执法人员的话在我耳边回响：“无证经营”、“地址不符”、“消防隐患”、“必须整改”。
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钉子，将我钉死在规则的墙壁上。我之前的“借壳”计划，在真正的规则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脆弱。
走到小区门口，我看着那块“锦秀花园”的牌子，看着里面亮起的万家灯火。那些光里，有帮我说话的大妈，有关心我冷不冷的大爷，有依赖这个驿站便捷的年轻住户。我忽然意识到，我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据点。
我摸出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毫无血色的脸。我点开那个几乎从未主动拨出的号码——家。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传来母亲小心翼翼的声音：“小默？”
听到这个声音，我喉咙瞬间堵住了。多久没往家里打电话了？每次他们催婚，问我过得怎么样，我都用“忙”、“挺好”搪塞过去，生怕多说什么就会暴露自己的狼狈。
“妈……”我张了张嘴，声音沙哑。
“怎么了？声音不对，是不是生病了？工作太累了吧？早跟你说别那么拼……”母亲在那头絮絮叨叨地担心起来。
“没，没事。”我深吸一口气，把翻涌的情绪压下去，“就是……最近工作上遇到点挑战，有点难。跟您说说话。”
我没敢提欠债，没敢提跳楼，更没敢提现在驿站要被封了。我只是说，工作遇到了困难，可能要坚持不下去了。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小默啊，妈不懂你外面那些事。但妈知道，我儿子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以前家里那么难，不也熬过来了吗？觉得难，就歇歇，但别趴下。人活着，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麻烦事。实在不行……就回家，妈给你包饺子吃。”
回家。吃饺子。
简单的话语，像一道暖流，冲垮了我强行筑起的堤坝。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滴在冰冷的地面上。我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嗯……我知道。妈，我没事，就是跟您说说。您和爸注意身体，我先挂了。”我匆忙挂断电话，靠在冰冷的墙壁上，仰起头，任由泪水在脸上肆意横流。
家是回不去的。那四十万的债，像一条毒蛇，会跟着我爬回去，咬伤他们。我不能把烂摊子带回家。
哭了不知道多久，直到眼泪流干，心里反而奇异地轻松了一些。好像把积压的毒素排出去了一点。
我擦干脸，走回那个四面楚歌的地下室。我没有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着这四平米的空间。货架、电脑、登记本、那个提供热水的老旧暖水瓶……每一件东西，都刻着我挣扎的痕迹。
放弃吗？
把东西清空，退回押金？如果能退的话，继续回去送外卖，用那点微薄的收入去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直到被债务彻底压垮，或者再次站上天台？
不。
死过的人，比谁都怕死，也比谁都更想活。我既然选择了从天上跳下来，又被迫回到地面，就不能再选择滚回泥里。
三天时间，不是末日，是最后的机会窗口。
我打开灯，拉过那个破旧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用力写下一行字：
三日求生计划
然后，我开始疯狂地思考，还有什么办法？
合法化路径？ 几乎不可能。正规驿站需要的商业场所、消防许可，是我绝对无法在三天内解决的。此路不通。
再次“挂靠”或寻找新的“壳”？ 老赵的教训就在眼前，任何牵强的挂靠都经不起核查。而且时间太紧，找不到，也不可靠。
打感情牌，争取住户支持向物业或街道施压？ 这或许是唯一可能有点作用的突破口。今天住户的反应已经证明了驿站存在的“民间价值”。但如何组织？如何有效表达？会不会适得其反？
寻找替代方案？ 如果这里真的保不住，我能不能在小区里找到其他哪怕更小的、但可能符合某种模糊规定的空间？或者，退回到最初的“流动摊贩”模式，但如何规避城管？
每一个想法都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但这一次，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像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一样，冷静地分析每一种可能的利弊和成功率。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窗外天色渐亮。
我知道，我不能坐以待毙。无论如何，我要在规则碾碎我之前，做最后一次挣扎。哪怕希望渺茫，也要试试。
我曾无路可走，于是为自己劈开了一条小径。现在，这条路眼看要被封死，我必须在断头路到来之前，找到新的方向，哪怕那需要撞得头破血流。
三天倒计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