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回来第三天，陈根把刘老蔫的绝笔信抄了三份。一份锁进青囊医馆的药柜最底层，和柳如烟抄的月华沉毒种拔法放在一起。一份缝进夹袄的内衬里，张翠花的针脚，密密地沿着信纸的折痕走了一圈，她说这样就算衣服洗烂了信也掉不出来。最后一份折成很小的方块，用油纸裹了三层，埋在后院那口枯井的井沿青苔底下。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赵雪儿蹲在井边看着。油纸裹到第三层时她伸手接过去，手指把油纸的四个角折得整整齐齐，像折一张包茶叶蛋的笼布。
“根哥，刘老蔫信上说的曼陀罗，就是你家药圃里那种开紫花的？”她的手指按在油纸包上按得很轻，像按在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翅膀上。
“嗯。”
“他说曼陀罗底下埋着东西。埋着什么？”
“不知道。但有人知道。”
“谁？”
陈根把青苔重新覆上，青苔的根须被掀开时带起一小撮泥土，覆回去之后看不出任何掀开过的痕迹。“刘老蔫的遗孀。他信里说躲在县城表姐家。他死了，他媳妇应该还在。”
赵雪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她今天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裤腿扎进袜子里，是下地干活的装扮。“我跟你去。”她说完就转身往后院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着他，“你别跟我说不让我去。你上次去县局档案室我没拦你，是因为我知道拦不住。但这次是去找一个死了男人的老太太，你一个人去，老太太未必信你。男人跟男人说话靠拳头，男人跟女人说话——”她顿了一下，“靠命。”
“靠什么命？”
“你爹娘死在钱德兴手里。她男人也死在钱德兴手里。这是同一条命。”
县城棚户区在护城河西边。二十年前这里是县城的边缘，住着从各个乡镇涌进来的第一代打工者，青砖灰瓦的院子一栋挨着一栋，巷子窄得三轮车都进不去。后来县城往东发展，这一带渐渐被遗忘了，青砖墙被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壑，瓦片碎了一半露出底下黑色的油毛毡，电线从电线杆上垂下来在风里晃着，像谁晾在那里忘记收的裤腰带。
陈根和赵雪儿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日头正烈，巷子里却阴恻恻的，两边的高墙把阳光挡在外面，地面上长着一层暗绿色的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赵雪儿走在他前面，深蓝色裤子的裤脚已经被青苔洇湿了一小圈，布鞋底不时打滑，每次打滑她的肩膀就晃一下，然后自己站稳，继续往前走。
“十八号……十九号……二十号……”她一户一户地数着门牌。门牌是搪瓷的，白底红字，被二十年的雨水淋得生满了锈，有些数字已经模糊得认不出来了。她在二十七号门前停下来。门是木头的，原先是漆成枣红色的，现在褪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灰褐色，像干涸的血迹被水冲淡了之后的颜色。门上没有锁，一根铁丝穿过门环拴在门框的铁钉上，铁丝拧了好几圈，拧得很紧。
赵雪儿伸手去解铁丝。铁丝生了锈，在她指腹上留下一道红褐色的印子。她解了好几下没解开。
“我来。”陈根的手指捏住铁丝的两端内息从指尖微微一吐，铁丝“嘣”的一声断了，断口崭新，在日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泽。赵雪儿看了他一眼把那两截断铁丝从门环里抽出来放在门墩上，摆得整整齐齐。
门推开时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像一个人的喉咙里卡着一口很多年没有吐出来的痰。
院子很小，比青囊医馆的后院还小一半。地上铺着青砖，砖缝里长满了杂草，有些草已经枯死了，黄褐色的草茎伏在砖面上像一道道细小的伤疤。墙角堆着一摞蜂窝煤，煤球被雨水淋过又晒干，表面布满裂纹，手一碰就会碎成粉末。屋檐下晾着一排衣裳，灰的蓝的黑的，洗得发白，在风里轻轻晃着。衣裳都是老年人才穿的式样——对襟的，盘扣的，领口磨出了毛边。
一个老太太坐在屋檐下的小马扎上。她低着头，花白的头发用一根黑色的铁丝发夹别在脑后，别得不太整齐，几缕碎发从头皮上翘起来，在日光下几乎是透明的。手里拿着一把剪刀，膝盖上摊着一块纸板——方便面包装箱拆开的，背面朝上，灰黄色的牛皮纸上印着“红烧牛肉面”几个字，被她用剪刀剪成了大大小小的鞋样。她正在剪一只鞋底的形状，剪刀很钝，剪一下停一下，纸板在剪刀刃之间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听见门响她没有抬头。
“煤球放墙角就行。上个月的钱在窗台上，用茶缸子压着的。你自己拿。”她的声音干干的，像剪刀剪过纸板。
陈根站在院子中间没有动。赵雪儿从他身后走出来走到老太太面前蹲下去，蹲得很低，低到老太太不用抬头就能看见她的脸。
“阿婆，我们不送煤球。我们是桃花村来的。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老太太的剪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剪。剪刀刃咬住纸板，纸板的纤维一根一根地断开，声音细细碎碎的。
“桃花村没有我认识的人。”
“有。”赵雪儿的声音很轻，“刘老蔫。”
剪刀彻底停了。停在纸板中间，刀刃卡在剪到一半的弧线上进退不得。老太太的手按在剪刀柄上，手背上的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血管微微凸起像旱季河床上残留的水线。她慢慢抬起头。她的脸上全是褶子，从眼角到嘴角从鼻翼到耳根，褶子叠着褶子，像一张被揉过无数次又展开的牛皮纸。只有眼睛是干净的——黑白分明，没有被岁月揉皱。那双眼睛看着赵雪儿，又越过赵雪儿的肩膀看向站在院子中间的陈根。
“你们是谁？”
陈根往前走了一步。他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不是刘老蔫绝笔信的原件，原件锁在药柜最底层。是赵雪儿手抄的一份，字迹一笔一划，把刘老蔫那些歪歪扭扭的错别字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连红手印的位置都用红笔描了一个圈。他把抄件递过去。
老太太没有接。她看着那张纸，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看着那个用红笔描出来的圈。看了很久，久到屋檐下晾着的衣裳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三个来回。然后她伸出手——手指关节粗大，指腹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黑色。她没有拿纸，而是握住了陈根的手腕，把他拉近了一些。她的眼睛看着他的脸，从额头看到下巴，从眉骨看到嘴唇，看得很慢很仔细，像剪刀沿着鞋样的弧线一点一点地剪过去。
“你姓陈。”她说。
“是。”
“陈厚生是你什么人？”
“我爹。”
她的手从他手腕上松开了。她没有哭，眼泪是从褶子深处渗出来的，不是流出来的，是渗——像石头缝里渗出水一样，慢慢地、无声地，把每一条褶子都填满了。眼泪填满褶子之后溢出来，沿着颧骨的弧度往下淌，淌到下巴尖上悬在那里，被日光照成一颗浑浊的珠子。
“老蔫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他说陈厚生两口子是好人。他去桃花村收药材，走到半路中暑了，倒在路边。是陈厚生把他背回村，给他刮痧，灌了他两碗绿豆汤。他说陈厚生救过他的命。”她的声音像剪刀剪过纸板一样干涩，“后来陈厚生死了。老蔫说不是误食断肠草，是钱德兴害的。他要去告。我拦他，他不听。他说陈厚生救过他的命，他得替陈厚生说句话。”
她站起来。马扎在她身后“咯吱”响了一声，纸板和剪刀从她膝盖上滑下去落在青砖地上。剪刀尖扎进砖缝里立在那里微微晃着。
“他写了信，去县局找韩彪。韩彪说他想多了让他回家。他不敢回家，躲在我表姐家，天天夜里睡不着，爬起来在院子里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把院子里的青砖都踩凹下去了。”她的手指着院子中间那一行凹陷的青砖。砖面上确实有一道浅浅的凹痕，从屋檐下延伸到墙角，又从墙角折回来，折返了无数次，把青砖的表面磨得光滑发亮，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那天晚上他又爬起来转圈。我听见门响，以为他又去院子里了，没在意。第二天早上起来，院子里没人。他的鞋放在床沿底下，摆得整整齐齐，鞋尖朝外。他每次出门都把鞋摆得整整齐齐鞋尖朝外，说这样回来的时候一伸脚就能穿上。那天早上鞋还在，人没了。”
她的声音平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从早上等到晚上他没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第三天派出所的人来了，说在护城河里捞到一个人，让我去认。我去了。是他。脸被水泡得认不出来了，但我认得他的手。他的右手大拇指年轻时在砖窑砸断过，接回去之后弯不直了。我握住那只手，大拇指弯着，跟我握了二十年的那只手一模一样。”
她把双手伸出来，手心朝上。两只手的大拇指都是直的。
“他死了之后，我每天晚上握着自己的大拇指睡觉。握了三年，把自己的大拇指也握直了。”
赵雪儿蹲在地上，把剪刀从砖缝里拔出来，把散落的纸板和鞋样一张一张捡起来，按原来的顺序叠好，放在马扎上。她的手指在纸板的边缘停了一下——鞋样的形状是一只脚，老年人的脚，脚掌宽，足弓塌陷，每一道弧线都是照着另一只脚画下来的。
“阿婆。刘老蔫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赵雪儿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屋檐下晾着的衣裳被风吹起来时布料摩擦的声音。
老太太没有回答。她走到墙角的蜂窝煤堆旁边蹲下去，把煤球一块一块地搬开。蜂窝煤很轻，轻得像泡沫，她搬得却很慢，像在搬一堆易碎的瓷器。煤球搬开之后露出墙根——青砖墙上有一道缝，被煤灰填满了，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她用手指把煤灰抠出来，指甲缝里嵌进了更多的灰黑色，抠到深处，手指触到了一样东西。
一个铁盒子。月饼盒，红色的铁皮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嫦娥的脸被锈迹蚀掉了一半，玉兔的耳朵缺了一只。她用袖子把铁盒子上的煤灰擦掉，擦得很慢，把嫦娥剩下的半张脸擦得亮了一些。然后双手捧着铁盒子走到陈根面前。
“他死之前那个白天，回了一趟家。我表姐后来跟我说，他那天回了桃花村，在老宅的墙缝里藏了东西。藏完就走了，没跟任何人说藏了什么。当天夜里他就被人从表姐家带走了。带走他的人我不认识，但我知道是钱德兴的人。因为第二天我去县局报案，韩彪说刘老蔫是自杀。我说他不可能是自杀，他鞋都摆得整整齐齐鞋尖朝外，一个要把鞋摆整齐的人不会去跳河。韩彪说，正因为他把鞋摆整齐了，才说明他是自杀——去意已决的人才会把鞋摆得整整齐齐。”
她把铁盒子放进陈根手里。铁盒子很轻，轻得几乎没有分量。陈根打开盒盖，里面是一本日记。三十二开的软面抄，牛皮纸封面，封面上一笔一划写着三个字——“刘德厚”。翻开封面，第一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八月初三，晴。今天去桃花村收药材。走到半路热得受不住，倒在路边。是陈大夫把我背回去的。他给我刮痧，灌了两碗绿豆汤。绿豆汤里放了冰糖，甜。陈大夫是好人。”
“八月初五，阴。听说陈大夫两口子死了。说是误食断肠草。我不信。陈大夫是大夫，他娘子也是大夫，两口子认了一辈子药，怎么可能误食断肠草。”
“八月初六，雨。我看见钱德兴在村口把钱交给周虎。用报纸包着。周虎数了两遍说不够。钱德兴说剩下的等事成再给。周虎说行。钱德兴说断肠草已经给钱德旺了，你找他要。”
“八月初七，雨。陈大夫头七。我偷偷去他药圃烧了纸。药圃里的曼陀罗开得很好。我蹲在曼陀罗旁边烧纸的时候，看见曼陀罗的根部被人挖过。土是新的，上面盖着一层枯叶子。我把枯叶子拨开，土果然被翻过。挖了大概一尺深，又填回去了。填回去的土里混着生石灰。钱德兴的人来过这里。”
陈根翻页的手指停住了。
“曼陀罗根部。生石灰。”
他继续往后翻。日记记了半个多月，每一天都只有几行字。从八月十八开始字迹变得潦草了，笔画像是在纸上跑的，很多字只写了一半。
“八月十八。我去县局报案。韩彪说我想多了。他没有记录，连我写的信都不收。让我回家。”
“八月十九。钱德兴的人找到村里了。我不敢回家，躲在表姐家。表姐说别告了，告不赢的。我说陈大夫救过我的命。”
“八月二十。听说孙伯年写了报告要求立案。报告被韩彪退回去了。”
“八月二十一。周虎在村里放话，说谁再敢提陈厚生的案子，就跟陈厚生一个下场。”
“八月二十二。我把这本日记藏起来了。如果我死了，捡到日记的人请把它交给——”
字迹在这里断了。最后那个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从纸面上斜斜地划过去，划破了一小片纸，像一个没有说完的句子被一只手硬生生捂住了嘴。陈根把日记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没有字，只夹着一张照片。黑白照片，边缘被手指捏得发黄了。照片上两个人——刘老蔫和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男人。刘老蔫比照片外面年轻一些，脸上的褶子还没那么多，对着镜头咧着嘴笑，露出一颗镶了钢套的门牙。穿警服的男人比他高半个头，国字脸，浓眉，眼睛不大但很亮。他的手搭在刘老蔫肩膀上，搭得很随意，像兄弟之间那种不用讲究的搭法。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两行字。
“方正刚。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我唯一信任的人。”
陈根把照片翻过来。方正刚的脸在黑白照片里看着他，浓眉下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二十年前的日光还没有被任何东西遮住过。他把日记翻回刘老蔫被捂嘴的那一页。那个拖得很长的笔画末端，笔尖划破纸面的位置，刚好停在“给”字的最后一笔上。
“如果他们杀我灭口，请把日记交给……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方正刚。”
老太太站在他面前。花白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几缕，发夹松了，一缕碎发从头皮上垂下来贴在太阳穴上。
“方正刚。老蔫信他。老蔫这辈子信过两个人。一个是陈厚生，救过他的命。一个是方正刚，抓过偷他家牛的贼。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贼把牛偷走之后老蔫蹲在牛棚里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方正刚把牛找回来了，牵到牛棚门口，牛绳递到老蔫手里，说了一句话——‘老蔫，以后再有人偷你的牛，你来找我。我方正刚在县城当一天警察，就没有贼能偷你的牛。’老蔫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他一辈子眼睛没亮过几回，那是其中一回。”
她伸手把陈根拿照片的那只手合拢，把他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按在照片上。
“老蔫信方正刚。信了二十年。他死之前最后一个念头，不是恨钱德兴，是把这本日记交给方正刚。二十年了，我没去找过方正刚。我怕。怕方正刚也变成韩彪了。二十年能改变很多东西，能把一个替庄稼人找牛的警察变成钱德兴的酒肉朋友，能把一句‘以后有人偷你的牛你来找我’变成‘你想多了回家去吧’。我怕去了之后，老蔫最后一个信任的人也死了。他信了一辈子，信了两个人。陈厚生死了，方正刚要是也变了，老蔫这辈子就白信了。他攒了一辈子的信，全白费了。”
她的声音没有抖，眼泪也没有流。眼泪填在褶子里，填得满满的，一滴都没有溢出来。
“现在你来了。你是陈厚生的儿子。老蔫信你爹。我也信你。”
陈根把日记本合上放进铁盒子里，嫦娥的半张脸被铁锈蚀去了一半，玉兔缺了一只耳朵，但嫦娥怀里抱着的那个东西还在——一只捣药的杵。他把铁盒子放进怀里，贴着胸口，和刘老蔫的绝笔信、赵雪儿的护身符放在一起。
“方正刚现在在哪？”
“不知道。老蔫死后第二年，听说他从县局调走了。有人说去了市里，有人说去了省城，也有人说他辞职了，下海做生意去了。二十年没有消息。”
“他为什么调走？”
“不知道。只知道他调走之前，韩彪还是刑侦队的副队长。方正刚是队长，韩彪是副的。方正刚调走之后，韩彪扶正了。后来又升了副局长。”
陈根的手指在铁盒子的边缘上按了一下。方正刚是刑侦大队长，韩彪是副队长。队长调走了副队长扶正了。刘老蔫的绝笔信上写着他要去县局找韩彪报案，没说找方正刚。他信方正刚，但他去县局的时候找的是韩彪。为什么？
“阿婆。刘老蔫去县局报案那天，他本来要找谁？”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
“方正刚。他出门之前跟我说，他去找方队长。晚上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见到方队长没有。他说没见到。方队长出差了，不在县局。接待他的是韩副队长。”
“方队长出差了。出差几天了？”
“说是当天早上刚走的。去市里开会，开一个星期。”
陈根的手指在铁盒边缘上又按了一下。方正刚出差，韩彪接待了刘老蔫。韩彪说“你想多了”，让刘老蔫回家，没有记录，连绝笔信都不收。当天夜里刘老蔫就被钱德兴的人从表姐家带走了。第二天方正刚还在市里开会。第三天刘老蔫的尸体在护城河里被捞上来。方正刚从市里回来的时候，刘老蔫已经成了一具泡得认不出脸的尸体。
“阿婆。刘老蔫的尸体是谁认的？”
“我。”
“方队长回来之后，找过你吗？”
老太太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眼泪，是比眼泪更深的东西。
“找过。他回来的第二天就来了。站在这个院子里，就站在你现在站的位置。他问我，嫂子，老蔫出事之前最后见的人是谁。我说是我。他问，老蔫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我说没有。我骗了他。”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信他了。老蔫去找他的那天早上他刚好出差，老蔫被人带走的那天夜里他还在市里，老蔫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他在开会。太巧了。巧得让我害怕。我怕他跟韩彪是一伙的，怕他把老蔫的日记拿走之后就不认账了，怕老蔫白死了。”
她的手攥着衣角，攥得指节发白。衣角是灰色的，洗了无数次之后变成一种接近于白的灰，布料的纤维被搓洗得稀疏了，能看见纤维之间细小的缝隙。
“二十年了。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我把日记交给方正刚，老蔫会不会不会白死。想了二十年没想明白。今天你来，我把日记交给你。你是陈厚生的儿子。老蔫信你爹。我替老蔫信你。”
陈根把铁盒子从怀里拿出来，打开，翻到最后一页——那张照片，方正刚的手搭在刘老蔫肩膀上，刘老蔫咧着嘴笑。他把照片抽出来放进老太太手心里。
“阿婆。这张照片你留着。日记我拿走。如果方正刚还活着，我会把日记交到他手里。到时候让他拿着这张照片来见你。”
老太太低头看着照片。照片上的刘老蔫咧着嘴笑，露出那颗镶了钢套的门牙。方正刚的手搭在他肩膀上，搭得很随意。她的拇指从刘老蔫的脸上慢慢抚过去，抚过那颗钢牙，抚过他弯不直的大拇指。
“他这辈子就拍过这一张照片。是方队长带他去拍的。方队长说，老蔫你连张照片都没有，以后你孙子想看爷爷长什么样都看不到。他带他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照片洗了两张，一张老蔫揣在身上，一张方队长留着。老蔫身上那张被河水泡烂了。方队长那张——”
她不说了。手指按在照片上方正刚的脸上，按了很久。日头从屋檐上移过去，把她和照片一起罩进阴影里。
赵雪儿从马扎上站起来，走到老太太面前蹲下去，把她攥着衣角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把自己的手放进去，握住。
“阿婆。我叫赵雪儿。我也是桃花村的。我爹叫赵老根，在老槐树底下开杂货铺的。您以后要是想找人说说话，就去桃花村找我爹。我爹天天蹲在老槐树底下抽旱烟，从早上蹲到天黑。您去了不用说话，就坐在他旁边。他会给您搬一个小马扎。”
老太太看着她，看了很久。
从棚户区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护城河的水面上映着西边最后一抹霞光，从紫色变成绛紫，从巷子里的青苔在暮色里变成了黑色，踩上去滑溜溜的。赵雪儿走在他旁边，脚步比来时慢了，布鞋底蹭着青石板路面发出沙沙的声音。走到护城河边的石桥上时她停住了。
“根哥。刘老蔫的日记里写，曼陀罗根部被人挖过，土里混着生石灰。生石灰是防潮的。埋东西的人怕地下的湿气毁了埋的东西，才会在土里混生石灰。”
“嗯。”
“钱德兴在曼陀罗底下埋了东西。然后让周虎和村长害死你爹娘。然后以宅基地的名义把地弄到手。他不是要地，是要地底下埋着的东西。”
“嗯。”
“什么东西值得他杀两个人？”
陈根站在石桥上。护城河的水在脚下缓缓地流，水面上的霞光已经完全熄灭了，变成一种沉沉的铁灰色。二十年前刘老蔫的尸体就是从这条河里捞上来的，脸被水泡得认不出来了，但他媳妇认得他的手——那只在砖窑摔断了又接回去、再也弯不直的大拇指。
“曼陀罗的根。”他说。
“什么？”
“曼陀罗。青囊子当年在桃花村隐居，药圃里种得最多的就是曼陀罗。不是普通的曼陀罗，是青囊子从外地引种过来的一个变种。青囊经下卷附录里记载过——‘紫花曼陀罗，根可入药，性大热，通十二经。以生石灰养之，百年不腐。’”
赵雪儿的脚步停了。
“百年不腐。青囊子死了多少年了？”
“一百多年。”
“曼陀罗底下埋的东西，是青囊子的。”
陈根没有回答。暮色从护城河的水面上升起来漫过石桥，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吞没了。远处棚户区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老太太住的二十七号院子里，屋檐下的衣架空了，衣裳叠好放在床尾，鞋摆得整整齐齐鞋尖朝外。她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等了二十年。她把他的鞋摆成他喜欢的样子，等他一伸脚就能穿上。
陈根把铁盒子从怀里拿出来。嫦娥的半张脸在暮色里看不清了，玉兔缺掉的耳朵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他打开盒盖，翻到刘老蔫被捂嘴的那一页。那个拖得很长的“给”字，笔尖划破纸面的位置。
“如果他们杀我灭口，请把日记交给……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方正刚。他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他把日记翻到最后一页。赵雪儿手抄的那份绝笔信里没有这一行字。因为原件上这一行字被撕掉了——不是撕掉，是被人用刀片沿着装订线裁掉的，裁口齐齐整整，只留下了“交给”两个字和后面一片空白。裁掉这一行的人不是刘老蔫，是拿到日记之后不想让方正刚名字被别人看见的人。拿到日记的人只有一种可能——当年把刘老蔫从表姐家带走的人。钱德兴的人。
他们拿到了日记，看见了方正刚的名字，裁掉了那一行。但他们没有销毁日记，而是把它藏回了老宅的墙缝里。因为他们要找的东西日记里没有——曼陀罗底下埋着的青囊子的东西。
他们找不到，刘老蔫也不知道埋的是什么。只有陈厚生知道。
所以钱德兴要的不是地，是地底下埋着的东西。陈厚生死在药圃里，手指着曼陀罗的根部。他不是在指断肠草，是在告诉他儿子——曼陀罗底下埋着东西，青囊子的东西。
陈根把日记合上。铁盒子放回怀里，贴着胸口，贴着他爹二十年前指的方向。
“雪儿。”
“嗯。”
“方正刚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
“因为钱德兴的人裁掉了他的名字，但没有销毁日记。如果方正刚死了或者变成了他们的人，他们不需要裁掉他的名字。他们裁掉，是因为怕。怕有人拿着日记去找方正刚。怕方正刚看到日记之后重新翻开这个案子。怕了二十年还在怕，说明方正刚还是二十年前那个替庄稼人找牛的警察。”
赵雪儿的手伸过来握住他的手指。她的手很小，握不住他整只手，只能握住三根手指。她把他的手指攥得紧紧的，指甲陷进他指缝的皮肤里。
“那就去找他。”
“嗯。”
“找到了之后呢？”
陈根看着桥下护城河的水。水面上的铁灰色越来越深，深到几乎变成了黑色。
“把他二十年前没开完的那个会开完。”
夜色完全落下来了。县城棚户区的灯火在护城河对岸明灭着，像一把被风吹散的香火。二十七号院子里老太太点起了一盏煤油灯，灯芯是她用搓细的棉花捻的，灯罩是一只玻璃罐头的瓶子，底上盛着半寸深的水——水是防热的，玻璃不会炸。这套点灯的工序她做了二十年。刘老蔫活着的时候她每天做，刘老蔫死了之后她还是每天做。灯点好了放在窗台上，光照着床尾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和摆得端端正正的鞋。
她在等他回来。等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