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哑巴消失后的那些日子，保民像是被抽去了半条魂。
每天放完羊，安顿好为民，他总要爬上母亲最后去的那片山坡，在那棵半截枯树旁坐上一会儿。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个时辰，望着茫茫的山林发呆。他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一片衣角都没留下。那把柴刀，那只背篓，就是母亲留给他的全部念想。
为民小，不太懂什么是永远失去。他隔三差五会问：“哥，妈啥时候回来？”保民总是摸摸他的头，说：“快了。”可他自己知道，这话是说给弟弟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说了多少遍之后，连自己都不信了。
春天化雪的时候，保民又上山找了一遍。他把母亲可能去的每一条沟、每一道梁都翻了个遍。石门下面那片平地，他去得最多。父亲的坟头上已经长出了青草，母亲要是回来，总该来这儿看看吧？可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不再找了。不是不想，是认了。山里人常说，人死如灯灭。可母亲这盏灯，灭得连烟都没留下一缕。
日子总要过下去。
赵老六家的婶子隔三差五送点吃的来，有时候是一碗咸菜，有时候是几个窝头。村里的女人们也轮流着，今天这家送件旧衣裳，明天那家送半袋子红薯。保民心里记着这些好，可他也知道，谁家都不宽裕，帮是情分，不能指着人家养活。
他开始学着过日子。
做饭是头一关。母亲在时，他从没进过灶房。第一次生火，烟熏得他眼泪直流，火没生着，倒把自己弄得像个灶王爷。第二次，火是生着了，粥却煮糊了，锅底黑乎乎一层。为民端着碗，皱着眉头喝了两口，抬头说：“哥，我想喝妈熬的粥。”保民没吭声，低下头，就着咸菜把糊粥喝了个干净。
慢慢地，他会了。火候掌握得差不多，粥不糊了，贴饼子也能成形了。虽然比不上母亲的手艺，但总算能把弟弟喂饱。
缝补衣服更难。村里的婶子教过他几次，他笨手笨脚地学，针把手指扎得到处是血口子。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把人家送来的大衣服直接改小。大的剪掉一截，缝上边；肥的收几道，凑合着穿。为民穿着他改的棉袄，袖子一长一短，他也不在意，反正能保暖就行。
最难熬的是冬天。茅草屋四面漏风，夜里冷得睡不着。保民把两张羊皮铺在炕上，让为民睡里面，自己睡外面挡着风口。半夜冻醒了，他就起来给灶膛添把火，然后缩回被窝，听着为民均匀的呼吸声，望着漆黑的屋顶发呆。
那时候他才十五岁。可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过去。
开春后，保民把羊群赶到更远的草场。他发现山坡上长着不少药材--柴胡、黄芩、桔梗，以前父亲在时挖过，拿去镇上能换钱。他开始一边放羊一边挖药。羊吃草，他挖药，两不耽误。
起初认不准，挖错了，拿去镇上没人要。他跑去问村里的老人，记住模样，记住叶子，记住开花的时候。慢慢地，他认全了。柴胡要秋天挖，黄芩要等花开过，桔梗的根最值钱，但最难挖。
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喂羊，做饭，送为民上学，然后赶着羊上山。羊在山坡上吃草，他就蹲在地上挖药，一挖就是一整天。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黑泥。累了就靠着树歇一会儿，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啃早上带的凉红薯。
傍晚，他赶着羊下山，顺路接为民放学。回到家，喂羊，做饭，督促为民写作业。等为民睡了，他就着油灯，把白天挖的药整理好，择掉杂草，晾在屋檐下。
逢集的时候，他早早起来，背着药材走二十多里山路去镇上。收购站的贩子看他是个孩子，总想压价。他一开始不会还价，人家给多少拿多少。后来学会了，先问几家，比较比较，再开口。有时候为了多卖一毛钱，他跟贩子磨半天嘴皮子。贩子烦了，撵他走，他也不恼，背着药材换下一家。
卖完药，他舍不得花钱吃饭，就在镇上的供销社买点盐、买点煤油，再给为民买两颗水果糖。回来的路上，他把糖揣在怀里最贴身的地方，走几步就摸一摸，生怕丢了。回到家，他把糖塞到为民手里，看着弟弟小口小口地舔，比自己吃了还甜。
为民问他：“哥，你咋不吃？”
他说：“哥不爱吃甜的。”
那是假的。他怎么会不爱吃？他只是舍不得。
村里人看在眼里，私下里议论：“保民这孩子，真是遭了罪了。才多大点人，就得顶门立户。”
也有人说：“老憨两口子要是地下有知，不知道得多心疼。”
可保民听不到这些。他只知道，日子再难，也得过下去。爸没了，妈没了，可弟弟还在。只要为民在，他就得撑着。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他会想很多事情。想爸活着的时候，蹲在门口抽旱烟的样子；想妈做饭时，锅里冒出的热气；想以前一家人围在桌上吃饭，虽然清贫，却有说有笑。那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转着转着，眼泪就下来了。
他不敢哭出声，怕惊醒为民。他就那么躺着，让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流完了，擦干，翻个身，逼自己睡。明天还得早起，羊还等着喂，药还等着挖，日子还等着过。
他最常想的一件事，是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长大了，力气就大了，能扛更重的粮袋，能劈更多的柴火。长大了，贩子就不敢欺负他了，能给药材卖个好价钱。长大了，就能把房子修一修，不让弟弟冬天冻得缩成一团。长大了，就能……
就能什么呢？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长大是唯一的指望。长一岁，离那个能撑起一片天的自己就近一步。
有时候他站在山坡上，望着远处的群山，会对着风说话。说给爸听，说给妈听，说给老天爷听。
“爸，你放心，我把羊养得好好的，一只都没少。”
“妈，我会做饭了，会缝衣服了，为民没饿着，也没冻着。”
“老天爷，你对我家够狠的了。我爸我妈都让你收走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我不求你帮我，只求你别再添乱。让我平平安安把为民拉扯大，等他出息了，我……我也算对得起我爸我妈了。”
风把他的声音吹散，散在这苍苍茫茫的伏牛山里。
没有人回应他。可他不需要回应。说出来，心里就好受些。
为民十二岁那年秋天，有一天放学回来，神神秘秘地把保民拉到一边，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他看。
是一张奖状。上面写着：赵为民同学，在本学期学习成绩优秀，被评为“三好学生”。
保民愣住了。他捧着那张奖状，看了又看，手指在上面轻轻摩挲。那纸张的触感，那红色的印章，那些熟悉的字眼--他太熟悉了。他屋里墙上还贴着那么多张，只是再也没有新的添上去。
他抬起头，看着弟弟，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为民仰着脸，眼睛里亮晶晶的，等着他夸。
保民张了张嘴，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蹲下来，把弟弟搂进怀里，搂得很紧。为民被他搂得有点莫名其妙，挣了挣，说：“哥，你咋了？”
保民没说话，只是把脸埋在弟弟的肩膀上。
为民不知道，哥哥的眼泪正一滴一滴落在他后背上。
那是高兴的眼泪，也是委屈的眼泪，更是盼头的眼泪。
原来，弟弟替他活成了他想活的样子。
那天晚上，保民把那面贴满奖状的墙又收拾了一遍。他把弟弟的新奖状端端正正地贴在正中央，比自己的任何一张都显眼的地方。然后他退后几步，看着那面墙，看了很久。
墙上，他自己的奖状已经泛黄，边角有些卷翘。可那又怎么样呢？
他转过身，看着趴在桌上写作业的为民。油灯的光照在弟弟脸上，把他的小脸映得暖融融的。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
那笑容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仔细看，能看出那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一种认命之后的坦然，也是一种不甘之后的希望。
窗外，群山沉默。山门沉默。夜风穿过山坳，吹得屋檐簌簌响。
保民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把最后一碗红薯稀饭盛出来，轻轻放在为民手边。
“喝吧，”他说，“喝完早点睡。明天哥去镇上卖药，回来给你带糖。”
为民抬起头，冲他咧嘴一笑。
保民也笑了。
这一瞬间，他觉得这破旧的土屋，这冷清的夜晚，这艰难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
他还得等，等自己长大，等弟弟长大，等那些看不见的光亮，从山的另一边慢慢升起来。
山里的夜很长。
可他愿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