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第二日下午,那位大员的动线上,有一段空。
三点四十到四点二十,四十分钟,行程单上只写两个字:加钟。地点不在站里,在霞飞路西头一处挂着德昌洋行招牌的公馆。随行只留副官一名、卫士两名,车走后门,连郑百川都被了站里候着。
扫厕所的书记员知道这四十分钟。因为动线是他一格一格擦干净的——哪间盥洗室要备新毛巾,哪条走廊要撤了闲杂,连那处公馆的偏门要临时加两盏灯,都从他手里的杂役单子上过了一遍。废物的活计,没人拦他看。
老周只回了一句:进去,拿脸,拿纸。
德昌洋行的门房认得他这身杂役短打。上午他跟着送冰的伙计进过一趟,替卫士的休息室换过痰盂,记熟了后天井那条堆煤的窄道。三点半,他挑着两只空煤筐,又从那条窄道进去了。
煤棚顶上有个气窗,朝着二楼那间会客厅。窗玻璃蒙着灰,推开一线缝,正对屋里一架穿衣镜。镜子照见半间厅,茶几、沙发、还有靠窗那张写字台。
他蹲在煤堆后头,把呼吸压到最慢。
三点四十二,车到了。
先下来的是那位大员——他记得这张脸,视察队伍最前头训过话的那张,金丝眼镜,官声很响,报上常见。跟在后头进厅的,有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五十上下,穿一身剪裁极合身的西装,料子是好料子,却刻意压着不起眼。皮鞋一尘不染,走路脚跟先着地,极稳。进门先不落座,先摘礼帽,朝大员欠身,腰弯得恰到好处——不卑,也不亢,是常年在两造之间递话的人才有的分寸。
这不是买卖人。买卖人没这么克制。
陆行舟的眼睛,开始一寸一寸地扫。
他不看整间屋。整间屋记不住,也没用。人一慌,眼睛就贪,什么都想抓,结果什么都抓不住。他不慌。他把屋子拆成一格一格,像拆一封电报的字头,一格看透了,再挪下一格。
拆之前,先定一样死物做尺。他挑了写字台——台面一张,四条腿,他知道这种洋台面的大概尺寸。往后屋里所有东西的高矮远近,都拿这张台面去比。有了尺,记下来的就不是印象,是数目。
第一格,陌生人的脸。他把眼睛在那张脸上停了三息,不多不少。多了,人要察觉；少了,记不牢。左颧一颗痣,右眉尾有道旧疤,下颌线偏方,门牙有一颗镶了金。他把这张脸在心里翻正、翻侧、翻仰,存三个角度——将来见着照片,任凭对方换了西装换了发式,老了十岁瘦了一圈,这三样翻不掉。
第二格,那人的手。递名片时,拇指内侧有一层薄茧,是常年握笔、按印的茧。名片是横排的,他隔着一线窗缝看不清字,只记住那张名片的样式:烫银的边,右下角一枚小小的菱形徽记。他把那枚菱形描进脑子,四条边的长短,中间那一竖的位置,分毫。
第三格,桌上那份文件。
那人从公文皮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封套,双手递过去。封套没写字,只在封口压了一道火漆。火漆是暗红的,上头的印记——他把窗缝又推开半分,让那点从西窗斜进来的光,正正落在封蜡上。
一枚圆印,外圈一圈他不认得的花体洋文,内圈两个字,他认得。他把这枚印记连同它压歪的角度、蜡上那道没抹平的指痕,一并了下来。
屋里两个人开始说话。隔着两层玻璃一道天井,他一个字听不见。可他不用听。看不见字,就看嘴、看手、看身子的偏侧——聋子看戏,看的是身段。
递封套的那一刻,大员的手先在膝头擦了一下,才伸出去接；接过之后,没有当场拆,而是压在了臂弯底下,身子朝门口偏了偏。那个陌生人说话时,右手一直虚虚地悬着,时开时合,是在数条陈——一条,一条,又一条,像账房报账,报到某一条,大员的头点得深了些。这不是谈生意的坐姿,这是心里发虚、又不肯不接的坐姿。
一个南京下来的大员,在一间不挂自己名号的公馆里,背着站长,背着随行,单独见一个递火漆封套的陌生人。封套里是什么,他没看见。可这场面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替他说话:这不是视察,是密谈；不是公务,是私授。
他又扫了最后一格:墙上那架挂钟,长针指在三点五十一。窗台上一只烟灰缸,搁着两个牌子的烟蒂——一个是站里人抽的老刀,另一个牌子他不认得,烟纸偏黄,是舶来的。屋角一把黑伞,伞柄是弯的,伞尖包着铜。
四点差十分,他退了。原路,煤堆,窄道,挑着两只空煤筐从后门出去。门房还冲他点了点头。
回到自己那间小屋,天已擦黑。曼丽在灶间跟红烧肉过不去,油烟糊了半屋。他关上里屋门,插了闩,把窗帘拉严,点起一盏罩了黑布的台灯,只漏出一小圈光。
他没有相机。军统站里的书记员，怀里揣一台相机，等于揣一颗炸自己的雷。他从来不揣。
他要的,全在脑子里。
他闭了会儿眼,先把煤棚气窗那一线缝里看见的,在黑暗里重新过一遍。像倒放一段影戏——车到,人下,进厅,摘帽,欠身,落座,递封套。一帧一帧,他挨着回。回到哪一帧卡住了,就停在那儿,把那一帧里的死物拿写字台的尺量一量,量准了,再往下放。回了两遍,画面稳了,才睁眼。
铺纸,削铅笔。他先画屋子的格局——门在哪,窗在哪,写字台朝哪,穿衣镜挂在哪,那架挂钟在哪面墙。方位一落定,人就有了站的地方,东西就有了搁的地方。他把那位大员画在沙发这头,把陌生人画在对面。人不必画得像,画得像反而是祸；他只在两个人旁边写小字:金丝镜、官声响,此其一；左颧痣、右眉疤、镶金牙、递封套者,此其二。
再画那枚菱形徽记,一笔一笔比着心里的尺寸描。描完,又在旁边描那枚火漆的圆印——外圈花体,内圈两字,他把那两个字端端正正誊上去。
最要紧的是那句话:此二人非公非商,单线密会,封套火漆递交,大员受而不拆,贴身携出。时、地、随行人数,一样一样列在下头,像译一封绝密电文,不多一字,不少一字。
窗外传来曼丽的骂声:陆行舟你个死鬼,肉又糊了,还不来搭把手!
来了来了。他应着,手上最后一笔收锋。
他把这张图看了一遍,记牢,然后就着灯,连纸带草稿,一并塞进灶膛底下那撮引火柴里——留在纸上的,只是誊清的那一份,叠成指甲盖大小,塞进枸杞茶缸的双层缸底。
那句话在他自己脑子里,才是原件。纸,不过是给老周看的抄件。抄件可以烧,原件烧不掉。
夜里,他借着去周记茶馆讨一包宁夏枸杞的由头,出了弄堂。
茶缸里那撮东西,他要亲手交到接头人手里。交出去之后,这件事就不归他了——它会经老周的手,往上走,走到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将来某一天,这几行小字会变成别的东西,变成一封辗转发酵的密件,变成压垮那位大员的最后一块砖。那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是别人的手笔。他只管把这一夜的,完完整整,送出去。
城隍庙的夜市正闹。卖梨膏糖的敲着小锣,说书场里正说到长坂坡。他揣着茶缸混在人堆里,脚步是怕事人的脚步,东张西望,像个真怕黑的人。眼睛却在张西望的工夫里,把身后那条街扫了三个来回——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守了太久,一个穿长衫的在灯下看了两回表。他绕进一家南货店,买了半斤桂圆,从后门出去,再兜回来。那两个人不见了。没有尾巴。
周记茶馆在弄堂尽头。二楼掌柜卧房那扇窗,平日这个钟点,总亮着一盏灯。灯亮，是平安，可进。
他抬起头。
那扇窗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