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廊下，风从府门一路卷进来，带着外头街市的尘气。昨夜那点微雨没压住暑热，今早太阳一出，青石板又开始冒蒸气。我抬手摸了摸腰侧——紫金鱼袋还在，硬邦邦地硌着肋骨，跟前两天不太一样的是，里头多了份轻飘飘的空荡感。
不是丢东西了，是心里踏实了。
这玩意儿以前看着威风，现在才真算有点分量。我转身往书房走，靴底踩在廊上，一声声清脆。身后没人跟着，连亲卫都识相地退到二门外。我知道他们在等，等我说句话，放个风，好让底下人动起来。
但我得先想明白一件事：光有印信不够，还得有人。
走到书房门口，我停了一下。门虚掩着，里头静得很。案上还摊着昨儿那份未拆封的名册，灰不溜秋的封面，像块陈年锅巴。我伸手把它推到一边，抽出一张新纸，蘸墨，落笔。
“唯才是举，不论出身。”
八个字写完，我自己念了一遍，嘴角扯了下。这话听着挺大义凛然，其实全是算计。我要的不是忠犬，也不是门阀世家塞过来镀金的少爷公子，我要的是能干活、敢背锅、脑子灵、嘴又严的人。最好还穷一点，家里没靠山，只能死心塌地跟着我混饭吃。
写完草稿，我吹了吹墨迹，喊了一声：“来人。”
脚步声很快，是个穿灰袍的小吏，低着头进来，双手交叠，标准得像是从礼部模子里抠出来的。我懒得跟他绕弯子，直接把纸递过去：“照这个内容，做榜文。三日内，六州通衢、驿馆码头、书院外墙，全给我贴上去。别用雕版，手抄的更显诚意。”
他低头扫了一眼，眼皮跳了跳，没吭声。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种话一般只有科举放榜时才敢提，哪有私人势力敢这么明晃白写？但我不在乎。越疯，越有人信。
“还有，”我补了一句，“加一句：‘凡投效者，初录即授实务职衔，功成可晋中枢。’”
小吏猛地抬头，眼神都直了。
我看着他：“怎么，怕我不兑现？”
他赶紧摇头：“属下不敢。”
“那你怕什么？”我冷笑，“怕别人来了？正好，我看谁是真本事，谁是混饭吃的。”
他退下去后，我在案后坐下，端起茶碗抿了一口。茶凉了，涩得舌根发麻。我也不换，就这么喝着。脑子里过了一遍接下来的事：人要是真来了，得有人接；来了之后往哪儿安排；怎么筛；哪些留，哪些踢出去。
不能乱。
尤其是现在，刚升官，刚露脸，所有人都盯着我看笑话。我若在这一步摔了，不用敌人动手，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
所以规矩得立在前头。
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说城南书院校墙被人围住了。一群穿旧襕衫的年轻人挤在那儿，指指点点，还有人拿炭条抄榜文。到了午时，东城驿馆也来了三个背着包袱的外地人，自称是从岭南赶来的县丞佐吏，带着策论和地方赋税核算本子，说要“面呈大人，献策报效”。
我坐在政厅偏室，听着属官低声汇报，手里翻着刚送来的第一批名帖。
一个叫李砚的，二十出头，父为戍边阵亡校尉，母病故，家无余财，曾中乡试副榜未登第；
另一个叫周令昭，女扮男装被守门人识破，硬是不肯走，说“女子亦可理账筹粮”，怀里掏出一本《漕运损耗推算稿》；
第三个最离谱，江湖术士打扮，拎着个木匣，说是能造“自动汲水机关”，愿以技入幕。
我把这三份单独挑出来，搁在左边。
其余的，大多写着“祖上曾任某官”“与某尚书有旧谊”“愿执帚侍左右”……这类我直接扔右边。
亲卫在旁看着，忍不住问：“大人，这些攀关系的，要不要也留个名？”
我嗤笑一声：“留？留着将来反咬一口？告诉他们，我这儿不收门客，只招办事的。想靠爹妈祖宗混日子的，趁早回家抱孩子。”
第三天，我在府门前设了个棚子，挂上块木牌，上书三个大字：**接引司**。
派了个做事稳当的八品主簿去轮值，每人来报到，登记姓名、籍贯、专长、过往经历，再发一块铁牌，正面刻编号，背面写“待核用”三字。凭这块牌子，可在府外驿舍暂住七日，每日供两餐粗食，不得入内院，不得私会旧属。
秩序一下子就稳了。
到了第五天，我晨起批阅新增名录，厚厚一叠，快有两寸高。我一页页翻，看到有意思的名字就画个圈，觉得可疑的打个叉。翻到最后，合上本子，轻呼出一口气。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断断续续的，像是有人排队。我起身走到阁楼高处，推开窗。
府门外，排着一条长龙。
有穿洗得发白官服的小吏，有背着竹箱的老学究，有满脸风霜的边地马贩子，甚至还有一个戴帷帽的女人，站在队伍末尾，不动也不闹，只是静静地等着。
阳光照在她肩上，铁牌反着光，一闪。
我盯着看了几秒，没说话，也没让人去问。
这些人里，肯定有投机的，有探子，有想借机翻身的地痞，也有真才实学却被埋没的废物点心。我不急着分辩。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谁行谁不行，而是——
**我已经不是一个人在走了。**
我转身回到案前，拿起笔，在今日最后一份汇总名册封面上写下一行字：
“明日，议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