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车轮碾过泥水的声音比昨夜更沉了。我掀开帘子看了一眼，天灰得像被谁泼了墨，南七镇的界碑歪在道边，半截埋进烂泥里。
“停。”我说。
马车刹住，副将立刻撑伞过来，我没接，踩着踏板跳下来，靴子陷进泥里三寸。身后十个人跟着下车，个个背着包袱、拎着木箱，脸上都带着点紧张劲儿。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以前官府派人下乡，不是来收税的就是来抓丁的，顶多逢年过节施两碗腊八粥，摆个善人样子。现在让我们直接住进村里，不走衙门、不惊里正，听着就像疯话。
但我就是要这么干。
“名单发下去了？”我问。
“发了。”副将递上一卷纸，“每人去哪村、见谁、带什么物资，都标清楚了。”
我扫了一眼，抽出笔在三个名字上画圈：“这三个，今晚必须进村，别等天亮。其他人在镇外歇一宿，明早分头行动。”
他愣了一下：“夜里赶路，怕出事。”
“出不了。”我冷笑，“地方d的人都死光了，谁还敢半夜劫官差？再说了，越是黑灯瞎火地动，老百姓才越觉得咱们不是来作秀的。”
他没再说话，低头去传令。
我转身走向镇口那间破公所，门上的铁环早就锈断了，一推就倒。屋子里霉味冲鼻，墙角堆着旧农具，地上还有烧剩的香灰——估计是前阵子有人在这儿偷偷拜神求平安。
我脱下湿披风挂在梁上，从随身包裹里掏出一块油布铺在地上，坐下。
“叫人把祠堂打扫出来。”我对跟进来的小吏说，“明天起，这里设个听事台，百姓有事可以直接来说。不分大小，来了就记。”
小吏眨眨眼：“真……谁都行？”
“瘸子瞎子要饭的都能来，只要人能走到，嘴能张开。”我盯着他，“你要是拦人，我就把你挂城门口当幌子。”
他脖子一缩，跑出去办事。
傍晚时分，第一批消息回来了。
三个连夜入村的属官都到了地头，没惊动任何人，只说是路过避雨的旅人，借宿一晚。有户人家信了，留他们吃饭；也有锁门不开的，骂他们是骗子。但不管怎样，人都进去了，包袱也送到了——修屋顶的瓦刀、两斗麦种、一小包止泻药，都是小事，可对缺这个的家户来说，就是救命的东西。
我听完汇报，点了头：“行。让他们明天开始走访，每天写个条子，用暗语报回来。比如‘东家母猪下崽’代表粮食到手，‘西家狗咬人’代表遇到阻挠。别整那些文绉绉的密语，越土越好，免得被人看破。”
第二天天刚亮，祠堂门口就排了队。
比我想象中快。
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女人，抱着孩子，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地契或粮票，话都说不利索。有个老太太颤巍巍递上一张破纸，说是去年春播补的钱一直没到账，问了几回都被打发走。
我接过来看了眼，编号记下，当场写了个回执给她：“五天内给你答复。要是没人上门，你就拿这张纸再来找我，我把负责的小吏剥皮挂旗杆上。”
她吓得一哆嗦，又咧嘴笑了。
中午前，断桥护栏修好了，是我下令调的工匠队干的。下午，被克扣的补贴追回来三十贯，原主是个独居老汉，我们亲自送上门。第三件事是调解水源纠纷，两家为一条小渠打了三年架，我让水利书吏现场划线，立石为证，谁也不准越界。
三天后，镇上贴出三张告示，每一件都写着始末和结果。
百姓开始信了。
有人说：“这官……好像真办点事。”
更明显的反应在第四天——意见木箱挂出去头两天没人投，第三天塞了两张纸条，第四天早上打开，足足十几张。
我一张张翻。
“希望冬天能修路，雪天背药难。”
“集市税太重，卖两只鸡扣一半钱。”
“学堂关门两年了，娃们没处识字。”
都不是大事，可件件戳在活计上。
我挑了十条最急的抄成册，批了“待议”，让人送去州城备案——不是为了让他们批，是为了留下痕迹。将来我要动真格的，这份底子就是理由。
第五天，宣策队组起来了。
本地招的八个青年，四个退伍老兵，统一穿粗布短打，背上斜挂红布条，写着“讲政策”三个大字。我亲自教他们怎么说话：别说“本府推行新政”，要说“以后种地交多少粮，写在榜上，谁也不能多要”；别念公文，编成顺口溜，比如“一亩地纳三升，多了算贪官，抓起来坐监”。
他们练了半天，终于顺溜了。
当天下午就出发，一组去东村，一组去西屯，剩下两组留在镇上画墙报。有个老兵嗓门大，站房顶上喊：“沈大人说了！谁克扣救灾粮，砍手！谁强征劳役，抄家！”底下围了一圈人，拍手叫好。
我站在公所门口听见了，没笑，也没夸，只说了一句：“明天我去最远的那个山坳村。”
副将劝：“路不好走，您没必要亲自去。”
“正因为路不好走，我才非去不可。”我看他一眼，“上面的人看不见泥里有多深，可我知道。我不下去，谁替他们开口？”
他闭嘴了。
当晚，我在灯下看完最后一份民情简报，吹灭蜡烛，躺在临时搭的板床上。
外面雨又下了起来，敲着瓦片，像无数人在低声说话。
我不知道京城有没有人正在谋划什么，也不知道那些被我参倒的官员会不会抱团反扑。
这些都不重要。
我现在要做的，是让每一个敢抬头看我的人，都知道——
我说的话，算数。
第二天清晨，马匹备好，行李捆实。
幕僚站在门口提醒：“大人，最远那个村要走两个时辰山路，路上全是塌方痕迹，要不要先派探子看看？”
我戴上斗笠，跨上马背，缰绳一扯。
“不用。”
马蹄溅起泥水，冲进晨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