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还在吹,手里的农产汇总表被夜露洇出几道灰痕。我盯着那行“麦种发芽率九成二”,指尖在数字上掐了半晌,到底没再往下翻。
天亮前我就动身了,没叫人备马车,一个人沿着田埂往东头走。脚底踩着的土是软的,昨夜下了点小雨,地皮吸饱了水,犁过的垄沟里泛着油光。远处几个老农正蹲在坡上抽烟,烟袋锅子一明一暗,像夜里未熄的星。
我走近时他们没抬头,只当是哪家走亲戚的闲人。直到我蹲下,顺手帮一个老头把歪了的界桩扶正,他才眯眼打量我两下。
“这桩是你家定的?”他问。
“官府统一下的尺寸。”我答,“五亩一标,三年不动。”
他点点头,吐口烟:“还是你家管得细。以前这地方,东家说算就算,西家闹腾几天也能多划半分地。现在谁也不敢乱来。”
我没接话,只看他脚边那张地契——纸已经磨得起毛,折角塞进烟荷包里当夹层用,但红印还清清楚楚。
又往前走,路过一家茶棚。老板娘正给几个妇人舀凉茶,竹筒碰碗叮当响。我坐下要了一碗,听见隔壁桌两个老汉聊天。
“你说那位沈大人,是不是菩萨转世?”
“胡扯!菩萨哪管你家牛能不能配种?那是真刀真枪改规矩的人。”
“可她一个女官,不怕得罪人?”
“怕?她连白家那位贵女都掀翻了,你还怕她怕别人?”另一个压低嗓门,“听说柳河村那个想动手的蠢货,当场就被按住了,银子还没花就进了大牢。”
“啧,这不是银子的事。关键是她说得出‘幕后主使是某贵女私库’这种话,胆子太大。”
“不是胆子大,是心里有底。”第三个插嘴,“她定的赋税三成封顶,咱们交得痛快,她账也清。上下都服她,谁动她?动了政令就不灵了。”
我低头喝茶,碗沿有点豁口,硌牙。
喝完起身结账,老板娘摆手:“不用了,刚才那几位说了,今天谁坐这位置喝了茶,都算他们请的——为的是念一句好官不易。”
我没推辞,只点头走了。
走到村口,看见一群孩子在玩跳房子。地上用炭条画的格子歪歪扭扭,中间写着“粮仓”“学堂”“新屋”。一个小丫头蹦过去,嘴里念叨:“清官来,地翻开,娃娃有饼娘有钗。”
她跳完回头一笑,缺了颗门牙。
和昨天那个一模一样。
我站在原地看了会儿,转身往县城走。路上经过三个村子,每个村的地头都有人在钉界桩,有的还贴了黄纸告示,抄的是我颁的《水利共管令》。有个里正当众调解争水纠纷,拍着大腿喊:“按沈大人的规矩办!谁不服,去县衙告我去!”
我没露面,绕道去了县衙后库房。
调出本月各乡上报的卷宗,一页页翻。赋役册子全都按标准格式填,没有一处私自加码;赈灾余粮登记清晰,连损耗多少都记在边上;最让我意外的是,连最偏远的北岭乡,也照着模板刻了木印,用来盖验粮单。
这不是怕我查。
这是真的信这套规矩能长久。
我把卷宗合上,递给甲:“存档,不必再审。”
甲愣了下:“不核一遍?万一……”
“不用。”我说,“他们现在不是因为怕我才守规矩,是因为觉得这规矩对自己有利。这才是稳了。”
他低头应是,背影都松快了些。
三天后,朝廷来了个使臣,说是巡查民生。
我没去迎,也没安排宴席,只让文书把今年所有账册、百姓联署的陈情书、市集交易明细打包送过去。那人查了五天,从粮仓到猪圈都转了一遍,临走时对我拱手:“别处是饿不死人就叫太平,你这儿……倒像是真有了活气。”
我没送他出城门。
半个月后,消息传回来:吏部更新考评,我在“卓异”栏里排第一。据说几位阁老在议政会上提到我,说“此人治下无哗然,却有实绩,可堪大用”。
地方官的态度也变了。以前见我还带点试探,如今递上来的折子开头都写“依沈大人旧例办理”,连问都不问我一声,直接照做。
我知道,我已经不在“推行新政”的阶段了。
我现在就是法度本身。
傍晚我又上了城西了望台。风比那晚大,吹得衣袍猎猎响。底下灯火如豆,哪家打了孩子,哪家在炖肉,声音飘上来断断续续。
远处传来一阵锣鼓声,不知哪家办喜事。
我站了很久,直到夜露再次爬上袖口。
脚边有片叶子被风吹得打转,最后卡在我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