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施冉冉,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叫孙霄亮。
德云社那个说相声的孙霄亮。台上嬉皮笑脸抖包袱,台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五年前他拿着一张收购合同和一叠我父母的把柄,逼我爸妈把我嫁给他。合同上写的是我们家那个经营了三代的老茶庄,而那些把柄——是我爸偷税漏税的证据,足以让他蹲十几年大牢。
我妈跪在地上求他放过我们,他面无表情地把戒指推过来,说了一句话:“要么嫁,要么你们全家完蛋。”
婚礼那天,满堂宾客都是他请来的,德云社的师兄弟们坐了好几桌,觥筹交错间都在夸新娘子漂亮。我穿着他订制的婚纱站在台上,像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他替我戴戒指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发抖,眼眶红得像要滴血。
我盯着他那张脸,一字一句地说:“孙霄亮,我会恨你一辈子。”
他垂下眼睛,沉默了很久,才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好,恨也行。”
台下的人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只看见新郎新娘深情对望,掌声雷动。
婚后的日子,他对我好得令人发指。
我胃口不好,他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早餐。他不像台上那么贫嘴,在家里话很少,但所有事情都替我安排得妥妥帖帖。我随口说了一句想吃南城的桂花糕,他第二天一早就开车两个钟头去买回来,还小心翼翼地放在保温盒里,生怕凉了。
他越这样,我越恨得清醒。
他做的每一顿饭我都不吃。他买回来的东西我全扔进垃圾桶。他给我准备的换季衣服,我当着阿姨的面剪成布条。我想尽一切办法刺痛他,就想看他什么时候撕下那层温柔的伪装,露出当初逼婚时那副冷酷嘴脸。
可他从来没有。他就像一个不会生气的泥人,任凭我怎么作践,第二天照旧把早餐端到我面前。
我开始变本加厉。
商会的宴会上,我故意喝别人递过来的酒,笑着跟不认识的男人碰杯。深夜里我让不同的男人开车送我回家,有的还故意在门口多停一会儿,让客厅的灯能照到车里的影子。
好几次,我下车的时候瞥见车库那边有明明灭灭的光。是他的烟。他就站在阴影里,指尖夹着烟,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从别人的车上下来。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像某种无声的喘息。
他从不上前来拦我。第二天早餐照做,衣服照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有一次,他喝了酒。那天他有演出,散场后应酬喝了不少,回到家的时候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我正坐在客厅看电视,他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把脸埋进我的膝盖里。
“冉冉,”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哭腔,“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气我了?”
我低头看着他微微颤抖的肩膀,心里涌上一股残忍的快意。我伸手抬起他的下巴,看着他那双通红的眼睛,笑着问他:“孙霄亮,你配吗?”
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慢慢松开抱着我膝盖的手,从地上爬起来,走进了书房,关上了门。
那一夜书房的灯亮到天明。
我以为这场互相折磨的婚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直到那天我回娘家收拾旧物。
我妈不知道我要回去,书房的门虚掩着,她和爸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她凭什么过得这么好?”我妈的声音尖利得像刀子划过玻璃,“那个孙霄亮,要不是他有我们的把柄,冉冉早该嫁给刘家那个傻儿子了!刘家给的条件多好啊,三套房子加两百万彩礼,够咱们养老的了!”
我爸的嗓音更加扭曲:“该死的孙霄亮!他竟敢威胁我们,说要是敢把冉冉嫁给刘家,就把我那些事都捅出去。他算什么东西?一个说相声的戏子,还敢跟我抢女儿!”
“当初就不该留那些把柄,”我妈恨恨地说,“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这人看着笑眯眯的,手段阴得很。本来冉冉嫁给刘家那傻小子多好,咱俩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现在倒好,连茶庄的股份都捏在他手里。”
我的脚步僵在门口,推门的手悬在半空,浑身的血液像是瞬间凝固了。
刘家那个傻儿子。
我记得那个人。三十多岁了智力跟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他爸妈到处托人给他找媳妇,承诺天价彩礼。当年我爸妈确实提过一嘴,说刘家条件好,我当时闹了一场,他们就没再提了。我以为他们是心疼我,原来是还没来得及把我卖掉,就被孙霄亮截了胡。
收购合同、把柄、威胁——这些我曾经恨之入骨的词汇,此刻突然有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解读。
他不是在抢。
他是在救。
他从火坑里把我抢了出来,我却在过去的五年里,用尽所有恶毒的手段去报复他。
我跌跌撞撞地从娘家冲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家赶。一路上我的手一直在抖,脑子里乱成一锅粥。这五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我眼前闪回——那些被我扔掉的早餐,被我剪碎的衣服,被我羞辱后沉默的背影,还有他在车库里抽着烟看我从别的男人车上下来的样子。
车里的广播正好放着德云社的相声片段,是他和他师父搭档的那段《学哑语》。他逗哏的时候声音又亮又脆,观众的掌声笑声一阵接一阵。主持人介绍的时候说,孙老师这段日子嗓子状态不太好,今天是带病上场。
嗓子不好。是因为前几天下大雨,我故意把他关在门外淋了半宿吗?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是看见我在哭,默默地把广播关小了。
我冲回那座困了我五年的婚房时,客厅空得像座坟墓。
他不在。
茶几上没有茶,厨房里没有早餐的香味,书房的门敞开着,里面整整齐齐的,桌上的电脑合着,好像很久没人用过了。
我喊他的名字,没有回应。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整个房子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大理石餐桌上放着一份文件,上面压着一张纸。
文件是离婚协议,他已经签好字了。条条款款写得清清楚楚,茶庄股份全部还给我,婚房归我,他名下的存款分我一半。他什么都不要,干干净净地走。
那张纸上是他写惯了的凌厉字迹。他在德云社练过书法,平时写的字笔锋劲瘦,横平竖直。可唯独最后那三个字,墨水洇开了一片,像是有水滴打在上面。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冉冉,你自由了。”
自由。
他用了五年时间等我说一句不恨他,最后却什么都没等到。他以为我知道真相后会恨他,恨他用那种方式介入我的人生,恨他自作主张替我做了选择。所以他觉得,给我自由就是最好的补偿。
这个傻子。
我在桌前站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了昏黄。我拿起手机给他打电话,关机。给他的师兄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打去德云社,工作人员说他请了长假。
我忽然想起他有一次喝醉了跟我说过,他最想做的事是去云南的大理住一段时间,那边有个小院子,种满了三角梅,可以在院子里喝茶、写段子,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我当时冷笑着回他:“那你赶紧去啊,你走了我就清净了。”
他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微微抖着,过了好一会儿才闷声说:“冉冉,没有你的地方,哪儿的院子都种不出花来。”
当时我觉得他矫情,现在才明白那句话里藏着多大的绝望。
我定了最早一班飞大理的航班。在飞机上的那两个多小时,我把这五年所有的记忆翻来覆去地想。他每天早起做的早餐,他演出结束后连夜赶回来就为了给我送一碗热汤,他逢年过节给我爸妈送礼却被扔出门外,他在台上逗得满场观众哈哈大笑,回到家却连一个笑脸都得不到。
还有那个雨夜,他被我锁在门外,第二天顶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照样去演出。散场的时候有粉丝拍到他靠在后台的墙上,脸色煞白,师兄弟架着他才没倒下去。
这些事我以前视而不见,现在却像钝刀子割肉一样,一下一下地疼。
大理的傍晚很美,苍山在暮色里泛着青黛色的光。我在古城里一条街一条街地问,问有没有人见过一个高高瘦瘦的、说相声的男人,嗓子有点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问到第七天的时候,一个民宿老板说,半山腰那边有个小院子,前阵子来了个北京口音的男人住进去了,不怎么出门,偶尔在院子里坐着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沿着石板路往上走,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远远地看见一个小院子,土坯墙上趴满了三角梅,玫红色的花开得铺天盖地。院门虚掩着,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看见院子里摆着一张竹桌,桌上一壶茶已经凉透了。
他坐在竹椅上,背对着院门,望着远处的苍山发呆。他瘦了很多,肩膀的轮廓在薄衫下面显得格外单薄。脚边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面写了几个零零碎碎的段子,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火柴人,火柴人旁边写着两个字——冉冉。
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孙霄亮。”
他的背猛地一僵,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样一动不动。
“你写的离婚协议,”我站在他身后,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撕了。”
他慢慢转过头来,那张熟悉的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他的眼睛还是那么红,嘴唇干裂着,下巴上冒出了青青的胡茬。他看着我,像一个做了太久噩梦的人忽然被人叫醒,一时间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我在大理找了你七天,”我朝他走过去,眼泪糊了一脸,“七天里我把他这五年欠你的对不起全都补上了,补得嗓子都哑了。”
他还愣在那里,像一尊石像。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仰头看着他的眼睛,就像无数次他在我面前蹲下的样子。
“孙霄亮,我不恨你了,”我伸手去握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你能不能……再给我做一顿早餐?”
他低头看着我,眼里的光一点一点亮了起来。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滚落下来,砸在我手背上,温热的。
他的嘴唇抖了很久,终于弯起了一个弧度。那个弧度跟他上台说相声时不一样,不是设计好的、讨好观众的笑,而是从心底里漫上来的,带着五年来所有没说出口的话。
他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台上任何时候都亮堂。
“得嘞,您稍等,马上就好。”
身后苍山的晚霞铺满了半边天,院子里的三角梅被风吹落了几朵,玫红色的花瓣打着旋儿落在竹桌上,落在他那本写满段子的笔记本上。
本子上的墨迹还没干透,风一吹,字迹洇开了一点边角,像他那封信上被水滴打湿的那一笔。
只是这一次,纸上湿的不是眼泪。
是茶壶嘴儿上溅出来的热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