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的秋天是不存在的。
姜岁在这里住了六年,还是不太习惯这件事。没有落叶,没有降温,棕榈树全年都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高挑挑地戳在蓝得过分的天幕底下。她刚来的头两年,每到十月就会下意识地翻出厚毛衣,然后站在衣柜前发一会儿呆——过去在北京,这个月份该穿那件驼色的羊绒衫了。后来她终于不再犯这种错,把那些厚衣服全塞进了储物间最深的角落。
这天下午,她照旧在阳台上坐着,脚边搁着一杯冰美式,杯壁上凝出的水珠蜿蜒而下,洇湿了铁艺小桌上一圈旧痕。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听着大洋彼岸的林晚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
“……所以你看到那个帖子了吗?就是那个让陌生人打恶作剧电话的,底下评论都疯了。”
“看到了。”姜岁把杯子挪了挪,免得那圈水渍继续扩散,“挺好玩的。”
“你也去报了?”
“嗯。”
“你?”林晚的声音拔高了一截,“姜岁,你连外卖打错电话都要犹豫半天的人,你报了这个?”
“报名又不用真的做什么。”她语气懒洋洋的,手指无意识地在铁艺桌面上敲了两下,“万一没人找我呢。”
林晚在那头笑了一声:“也是。不过你要是真接到任务了,记得告诉我,我得看看你打电话的时候会不会结巴。”
“行。”
挂了电话,姜岁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化开,又被午后的热风烘散了大半。她把手机拿下来,随手划开屏幕,翻到那个帖子的评论区。消息提示亮着一个小小的红色数字,她点开,看见一条两个多小时前发来的私信。
发送者的头像是一张很模糊的风景照,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地方。消息内容也很短,就一个电话号码,后面跟着一行字:“你要是愿意的话,打这个,跟他说你怀孕了。”
姜岁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
这号码是一串国内手机的号段,十三位的数字排列整齐。她看着前三位和后四位,心里忽然生出一点微妙的熟悉感,像在异国的街头闻到一阵不属于那里、却偏偏让她想起某个旧日的味道。
但她没有细想。她只是觉得反正也无聊。
她把那串号码复制下来,退出私信界面,打开拨号盘。
洛杉矶的午后阳光从落地窗斜斜地铺进来,把浅灰色的地板照得发白。姜岁赤脚踩在地板上,脚心触到那一小块被晒暖的地方,像踩着一片薄薄的温热。
她把号码粘贴进拨号框,手指悬在绿色的拨出键上方。
六年了。她来了洛杉矶六年,换过三次住处,从西好莱坞的地下室搬到韩国城的一室一厅,又搬到圣莫尼卡这间带阳台的公寓。她的生活像一棵被移植过的树,起初根系悬空、水土不服,后来也慢慢扎了下去,抽出了新枝。吃药、复诊、做康复训练,那些日子像一条长长的隧道,她一个人走完了。走完了,也就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放下了。
可是她低下头看见自己手指下面的那串数字,愣了愣神。
好久没打过国内的电话了。
她拨了出去。
嘟——嘟——嘟——
等待音每响一声,她的心跳就跳得重一点,像有人在她胸腔里放了一只小小的鼓,一下一下地敲着,不紧不慢,却每一下都踩在某个她说不清的节拍上。
她忽然有点想笑。她不知道对面是谁,也许是那个发私信的人的仇人,也许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她在洛杉矶的午后、在阳台的躺椅上、在冰美式旁边的这个小圆桌前,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告诉他“我怀孕了”。这实在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
但荒谬的事她已经做了不少。独自来洛杉矶,独自做完手术,独自在异国的深夜发烧到四十度却连一个能打电话的人都没有——这些都做过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电话接通了。
她原本准备好了一套台词,想好了语气,甚至想好了在第几句话之后跟对方说“开玩笑的”。可是她张了张嘴,嗓子眼忽然紧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不上不下。
“喂?”
对面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姜岁整个人僵住了。
那道男声有点暗哑,像是刚抽过一根烟,又像是说话之前刚从一个很深的梦里醒过来。语气不冷不热,平平的,没有多余的情绪,但那股子声线里的质地——粗糙里裹着一层低沉的温润,像砂纸在木头上划过之后留下的触感——她太熟悉了。
她攥紧手机,指节发白。
“我怀孕了。”
她听见自己说。声音轻飘飘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对面沉默了两秒。
“我的?”
那两个字砸过来的时候,姜岁的呼吸停了一拍。她几乎能看见他说这句话时的样子——眉毛大概微不可察地挑了一下,嘴角往下压着,眼睛里的神色说不上是认真还是不当回事。他以前说话就是这个调子,什么都像在砸挂,什么都像在相声台上抖包袱,可又偏偏在每一个包袱落地的间隙里藏着一句真话。
她捂住嘴,拼命不让自己笑出来——笑的冲动和眼泪几乎同时涌上来,混在一起,她分不清哪个更多一些。她压低声音,假装很难过地开口:“你不想负责吗?”
对面安静了很久。
沉默长得像一条走廊,她在这一头,他在那一头。她能听见电话里细微的电流声,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洛杉矶和某个她不知道的地方连在一起。她等着他说点什么——等着他问她是谁,等着他骂她神经病,等着他把电话挂掉。
都没有。
然后她听到他叹了口气。很轻的一口气,像是从胸腔最底部推上来的,带着那种只有真正累过的人才会有的沉重。
“姜岁。”他念了念她的名字,声音淡淡的,“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
她愣在那里。
洛杉矶的阳光还在照着,棕榈叶的影子在阳台上晃来晃去,冰美式的杯壁上又凝出一层新的水珠,顺着杯壁滑落下来,滴在那圈旧痕里。一切都跟刚才一样,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姜岁没有挂电话。
她也没说话。就那么举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听着那头的沉默。
沉默不是空的。沉默里有呼吸。他的呼吸声偏沉,间或夹杂着一点细微的杂音,像他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响——可能是窗户没关严,可能是他在的地方正好有风。
“你怎么知道是我?”她终于开口。嗓子有点哑,她自己都听出来了。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你那个‘我怀孕了’,语气跟报菜名似的。”他说,“一点起伏没有,生硬得像背贯口。谁家姑娘怀了孕是这语气?”
她嘴角动了动。
“那你还接茬?”
“万一是真的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还是淡淡的,可她听出了一点别的什么。一种很旧的东西,像一件被压在箱底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但一拿出来,褶皱还在。
“你号码没换。”她说。
“换了。”他说,“这个是新号。”
“那你——”
“你跟谁打听的?”他打断她,语气里带了一点很轻的笑意,“还是你一直留着我的号?”
姜岁咬了一下嘴唇。她想说她没有,想说这个号码是评论区一个陌生人给她的,想说这一切都是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出不来。
因为她在看到那串号码的时候,确实觉得熟悉。那种熟悉感不是偶然的。十三位的数字,她怎么可能记住六年。可她的手指悬在拨号键上的时候,没有犹豫。
“你现在在哪儿?”他问。
“……洛杉矶。”
“还在洛杉矶?”
“嗯。”
“身体怎么样?”
这三个字问得很随意,像随口提了一嘴。但姜岁听出来了,他问的不是“最近好不好”这种客套话。
她知道他在问什么。
她走的那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她记得自己拖着行李箱从医院出来,麻药的劲儿还没完全过去,腿是软的,心也是软的。她在出租车上给徐龙灿发了一条消息,只有几个字:“我们分开吧。”然后关了机,换了号,买了最快一班飞洛杉矶的机票。
她没告诉他为什么。她甚至没给他问为什么的机会。
“……好了。”她轻声说,“都好了。”
对面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行。”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平得像一潭深水,你从表面什么都看不出来。可她知道那潭水底下有什么。以前她在他身边的时候就知道。
徐龙灿第一次见到姜岁,是在北京的一个小剧场里。
那时候他还不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只是一个在写字楼里坐不住的年轻人。大学学了工商管理,毕业之后换了几份工作,每一份都干不长。不是他不用心,是心里没那个劲儿。他从小就爱说话,爱逗人笑,爱在人堆儿里找那个最沉默的人,然后想办法把他逗乐。可坐在格子间里面对Excel表格的时候,这些本事一样都使不上。
后来德云社龙字科招生,他报了名。短视频加直播的选拔方式,对着镜头说了一段,又即兴来了一段足球解说——他打小就爱看球,解说的本事是在电视机前自己练出来的——就这么过了。那时候他还没正式上台,偶尔去小剧场帮忙搬道具、递水,就为了多听听台上的活儿。
姜岁是那个小剧场的常客。她坐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每次都一个人来,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跟人搭话,不举手机拍照,演到好笑的地方会笑,笑的时候嘴角先弯一下,然后才出声。她笑起来的样子有一种很克制的欢喜,像她这个人一样,收着的,不放纵。
有一回散场之后下暴雨,所有人都堵在剧场门口等雨停。徐龙灿站在屋檐底下百无聊赖地看雨,余光看见她也站在旁边,怀里抱着一件薄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些散。
“你每次都坐那个位置。”他说。
她转过头看他,愣了一下。“你注意过?”
“第三排靠边,好跑。”他说,语气跟砸挂似的,“你说相声呢还是看你呢。”
她没接话,只是看了他一眼,眼里有点笑意。
后来他就开始留意她。她来的每一场,他都站在侧幕条后面,或者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看她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不笑,什么时候笑得比平时多。
再后来,是他先跟她搭的话,先要的微信,先约的饭。
姜岁那时候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每天看稿子看得很晚。徐龙灿下了晚场就骑电动车去接她,两个人在东四环的深夜小馆子里吃一碗面。他吃得多,一碗不够还得加半斤饺子,她就在对面托着腮看他吃,说:“你这胃口,搁台上说《报菜名》都不用演。”
“那可不,”他嘴里塞着饺子含糊不清地接了一句,“吃100个鸡蛋的能耐,一般人比不了。”
“什么100个鸡蛋?”
“有一段儿啊,说一个吃鸡蛋的,一口气一百个,镇压全场。”他咽下嘴里的东西,比划了一下,“哪天给你使这一段。”
她笑了,笑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嘴角先弯一下,然后才出声。
那段时间好像是很快的。快到她后来回忆的时候,只剩下几个模糊的片段——冬夜的路灯,电动车的后座,他后背传来的温度,还有他偶尔不说话的时候那种沉下来的安静。
徐龙灿在台上是个话痨,砸挂、现挂、满场飞。可下了台,在有些时刻,他会忽然安静下来,安静得不像同一个人。比如他坐在窗前抽烟的时候,比如他送她回家的路上忽然不说话的时候,比如他看着她,不说话,就那么看着的时候。
那些时候,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认真,像沉在水底的石头,平时看不见,只在某一个角度、某一束光打下来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点影子。
姜岁知道自己生病的时候,是那一年的春天。
起初只是累。她以为是换季,或者是工作太忙。出版社的活儿堆了一桌,她每天加班到十一点才回家,路上买个面包对付一口,到家倒头就睡。后来开始低烧,反反复复的,退了又烧,烧了又退。再后来,她发现自己脖子上摸到了一个小硬块,不痛不痒的,但就是在那儿。
她一个人去了医院。做了检查,等结果。
拿到报告的那天,她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把那几页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每一个字她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好像变成了另一种语言。
医生跟她说了很多,什么分期、什么方案、什么五年生存率。她听了,也点头了,可走出诊室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想拖累任何人。
尤其不想拖累徐龙灿。
那阵子他的事业刚起步。龙字科的学员竞争激烈,郭老师亲自教学,每堂课都像考试。他每天从早练到晚,嗓子都练哑了。她去看过他在台上的第一次正式演出,站在台下最后一排,远远地看他穿着一身大褂站在侧幕条旁边候场。他没看见她。她也没去后台找他。散场之后她一个人回了家,在楼下的小饭馆里坐了很久,面前的面凉了也没动一口。
然后她做了那个决定。
北京的冬天很冷。她收拾行李的那天,窗外飘着细雪。她给徐龙灿发了一条消息:“我们分开吧。”
发出去之后,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他的回复来得很快——“什么意思?”
她没回。又过了一分钟,他又发了一条:“姜岁,你给我打电话。”
她没有打。她关了机,把手机卡从卡槽里拔出来,换了一张新卡。然后她拖着行李箱出了门,在楼下的垃圾桶旁边站了一会儿,把那部手机扔了进去。
她坐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车窗外的北京灰蒙蒙的,雪花斜斜地打在玻璃上,凝成细小的水珠,又被风吹散。她把额头抵在车窗上,闭着眼,觉得自己像一颗被从树上摇下来的果子,还没有熟透,就离开了枝头。
洛杉矶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难的。
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小的公寓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刚到的头几个星期,她每天就是去医院、回公寓、睡觉,醒来再去医院。化疗的副作用让她吃不下东西,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她索性去超市买了一把推子,对着浴室的镜子把头发推光了。镜子里的人她不认识,眼睛很大,脸很小,头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色发茬,像一个被剥了壳的鸡蛋。
那些日子里她有时候会想起徐龙灿。不是刻意地想,是那些念头自己冒出来的。比如她半夜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会想起他送她回家的那个冬天的晚上,他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解下来绕在她脖子上,围巾上有一股烟草和洗衣液混在一起的味道。比如她在超市里看到有人在买速冻饺子的时候,会想起两个人坐在深夜小馆子里,他面前摆着两盘饺子一碗面,嘴里还在说“下次少点一碗面,留点肚子吃饺子”。
她想过给他打电话。在最难的那些夜里,她拿着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已经没有用处的号码,手指悬在上面很久。但每一次,她都把手机放下了。
她跟自己说,不联系是对的。他刚开始走上正轨,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把他拽回来。而且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好起来。如果不能,那就当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个逻辑她给自己讲了很多遍,讲到后来自己也信了。
电话那头,徐龙灿在咳嗽。
“抽多了。”他随口说了句,像在解释什么,又像什么都没解释。
姜岁靠着阳台的栏杆坐下来,腿伸开,脚趾头抵在冰凉的地砖上。洛杉矶的黄昏来得慢,天边还泛着白,像一块洗褪了色的旧棉布。
“你现在在哪儿演出?”她问。
“天津。德云社。”他顿了顿,“跟孟龙江搭。”
“孟龙江?”
“我搭档。龙字科的,跟我一批。”
“哦。”她应了一声,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模糊的画面,她好像在网上刷到过德云社龙字科的节目单,花花绿绿的,一堆名字。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因为她怕在那些名字里看到“徐龙灿”三个字。
“天津德云社剧场。”他又说了一句,像是在补充什么,又像是在留一个地址。
“嗯。”
“你那边几点?”
“下午。”
“下午?”他像是算了一下时差,“哦,那比我们这儿慢。”
“慢十五个钟头。”
“你记这么清楚干什么。”
她没说话。
“你走了六年。”他说。语气很平,但那种平本身就像一种控诉,他在数日子。
“嗯。”
“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没什么好说的。”
“姜岁。”他叫她的名字,声调往下压了一点,“你是真不打算告诉我了?”
她攥紧了手机。洛杉矶的晚风拂过来,带着一点海水的咸味和桉树叶的涩味。她闭上眼睛,感觉到眼眶里有热意涌上来,又被风一吹,散成了薄薄的水汽。
“我那时候病了。”她说。
电话那头很安静。
“挺重的。不知道能不能好。”她的声音很轻,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不想让你……”
她没说完。
沉默又落下来。这一次的沉默很长,长到她把手机从右耳换到左耳,又把腿从阳台上缩回来,抱着膝盖坐在那里。她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一呼一吸,不紧不慢,像一根线,从大洋那一头牵过来,绕在她手上。
“我知道了。”
过了很久,他说了这么一句。
“所以你那个什么怀孕了,是逗我玩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
“你那个语气。”他说,“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在编。你以前撒谎的时候声音会变,你自己不知道吧?会拔高半个调,跟唱评剧似的。”
她笑出了声,声音里带着哭过之后特有的沙哑和放松。
“那你还配合我演?”
“万一呢。”他还是那三个字,“万一是真的呢。”
后来的事情,姜岁记不太清具体的顺序。
她记得她挂了电话之后,在阳台上坐了很久,坐到手边的冰美式变成了温美式,再变成了冷美式。她低头看自己的手,六年前的指甲盖上化疗留下的白色纹路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但她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像她知道徐龙灿的声音还在她脑子里回响,暗哑的、温润的、带着烟味的声音,从那个她一直没删的旧号码里传出来,像一根埋在地下的线,忽然通了电。
她没有删过那个号码。六年了,换了三部手机,每次导入通讯录的时候她都没有删。她跟自己说是因为懒得清理,但其实她知道,她只是不想承认自己在某些深夜里翻到那个名字的时候,手指会停在上面。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手机屏幕亮着。
有一条消息。国内的号码,她昨天刚拨过的那个。
“今天有晚场。孟龙江捧哏,《托妻献子》。”
她盯着那条消息看了一会儿,嘴角弯了弯。
她回了一个字:“嗯。”
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散场之后都会给她发一条消息。有时候是节目单,有时候是一句无关紧要的闲话——“今天天津下雨了”——有时候是他在后台随手拍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化妆镜的灯、大褂的一角、一壶已经凉了的水。
她不怎么回。隔三差五的,回一个“嗯”或者一个表情。但她每一条都看了,看到他拍的那张后台的照片时,她放大看了看镜子角落里露出的半截烟盒,心想他还是没戒。
有一天,他发来一条语音。
她点开,是他的一段相声。台下笑声不断,他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亮堂、跳脱、脆生生的,跟她六年前听到的那个声音不太一样了——那时候他在台上还带着点紧,现在松弛了,游刃有余了。但在一句话的尾巴上,在她几乎要跟着观众一起笑出来的那个瞬间,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一点,低到一个只有她才能辨认的频率,那里面的东西,跟昨天电话里那声“喂”一模一样。
她把那段语音听了三遍。
然后她回了一条:“嗓子不错。”
他秒回:“那可不。100个鸡蛋的能耐。”
她笑了。
徐龙灿来洛杉矶的那天,是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她没有去机场接他。他说不用,他自己打车过去。她在公寓里等,把房间里里外外收拾了三遍,把阳台上的椅子擦了又擦,最后发现冰箱里除了矿泉水和半盒牛油果之外什么都没有,又跑出去买了一趟。
等她提着超市袋子回来的时候,楼下停着一辆出租车。一个高个子男人正从后备箱里往外拽一个不大不小的旅行箱。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连帽卫衣和一条黑色休闲裤,比六年前瘦了一些,脸部的轮廓更清晰了,下巴上有一点胡茬。
他抬起头,看见了她。
洛杉矶的阳光落在他身上,给他整个人镀了一层暖金色的边。他站在那辆出租车的旁边,一手扶着行李箱的拉杆,另一只手插在卫衣口袋里。
他看着她,没说话。
她站在公寓门口的台阶上,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袋子,塑料袋勒得手心发红。她看着这个从天津飞了十几个小时来找她的人,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
最后是他先笑了一下。
不是台上那种抖包袱的笑,也不是电话里那种淡淡的、什么都兜得住的笑。是那种眼睛先弯起来、然后嘴角才慢慢跟上去的笑,笑里有光,也有水。
“你这超市的袋子都勒手了。”他说,“不请我上去坐坐?”
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袋子,发现有一颗橘子的梗从袋口探出来,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小旗子。
她笑了。
六年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笑得这样轻。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阳台上。
洛杉矶的夜来得晚,但来的时候很完整,天从深蓝一路过渡到墨黑,中间没有一点断开的痕迹。城市的灯火从他们脚下铺展开去,像一张没有边的毯子,上面的光是毯子的绒毛,暖的、密的、连成一片的。远处圣莫尼卡的海岸线隐约可见,海浪的声音被风裹着送上来,夹在空气里淡淡的咸味和桉树气息之间,像这座城市的底色,安静而绵长。
徐龙灿坐在她对面那把铁艺椅子上,椅子有点小,他的膝盖几乎要碰到桌子下面那根横杆。他手里端着姜岁给他倒的水,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桌面,那圈旧水痕旁边。
“你身体真没事了?”他问。
“嗯。”
“多久了?”
“好几年了。后来复查都正常。”
他点点头,低头看自己手里的杯子,手指绕着杯沿转了一圈。
“那年,”他说,“你走了之后,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嗯。”
“打不通。后来变成空号。我去你出版社问,他们说你辞职了。去你以前住的地方,房东说搬走了。”
她没说话。但她在听。
“我那时候刚上台,还不怎么稳,有一回使活,使到一半忽然忘词了,站在台上就卡住了。孟龙江在旁边给我递了个话头我才接上。”他说着,嘴角动了一下,像是自嘲,又像不是,“下来之后他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他也没再问。”
“后来呢?”她问。
“后来就那么过了。”他说,“该演出演出,该练活练活。日子还是得往前走。”
他抬起头看她,眼神里有一种很静的东西。跟六年前她在冬夜的路灯下看到的那个眼神一样——沉在水底的石头,安安静静的,不挣不扎。
“我猜过很多种可能。”他说,“你走了肯定有原因。但我没想到是这个。”
“我不想让你……”
“我知道。”他打断她,“你不想拖累我。”
她看着他,眼眶慢慢红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说,语气还是那么平,平得几乎不带什么起伏,“你不告诉我,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你那边的电话打不通,消息也没人回。我就只能等。”
他的声音停了一下。
“等了六年。”
姜岁低下头。眼泪落在她的膝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伸手去擦,又擦不干净,索性不擦了。
徐龙灿站起来,绕过小桌子,走到她身边,蹲下来,跟她平视。
他伸出手,很轻地碰了碰她的脸。
指尖是温的。有点粗糙,那是常年练快板磨出来的薄茧。那股触感带着一种实在的、踏实的温度,他的掌心贴着她脸颊的时候,像在盖一个章。
“行了,”他说,“别哭了。大老远飞过来,你不能让我看你哭一晚上吧。”
她被他这句话逗得笑了出来,笑的时候眼泪还在往下掉,又哭又笑的,狼狈得很。
他也笑了。
“我跟你说个事儿。”他蹲在她面前,看着她,声音压得很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个商演,在洛杉矶。”
“真的?”
“嗯。具体的还没定。”他顿了顿,“但我想,你要是愿意的话,到时候可以来看看。”
“看什么?”
“看我说相声。”他歪了歪头,“你不是一直没看过我的正式演出吗?”
她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冬天的晚上。她站在小剧场最后一排,看他在侧幕条旁边候场。他穿着一身大褂,大幕拉开之前他深吸了一口气,肩膀微微抬了一下,然后又放下来。她隔着那么多排座位看他,觉得他离自己很远,又觉得他从来没这么近过。
“好。”她说。
他笑了,笑得眼睛弯起来,嘴角也跟着弯,整个人都是松的,像一块终于落了地的石头。
洛杉矶的夜里,棕榈叶在风中轻轻响着。远处有一盏灯,暖黄色的,从很高的地方照下来,正好落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