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声势浩大的五路合围,威胁最大的一刻,恰是合围刚开始的那一瞬间。
一旦合围完成,以当时的通讯条件,根本做不到统一指挥。哪怕是电报,从义阳传递到江九府,也得经开封、到徐州、镇江最后才到江九府,中间各局人工转接,然后到江九后译电、复核,传递到前线,最快也得半天,慢的话甚至要一整天。等命令传到前线,一次攻城战可能都打完了。
兴安、郧阳、夔州等地有的还没有电报局,靠驿道传递军情更不现实。各地只能各打各的。
杨浩还不知道的是,五路大军合围,除了不能协同,就连兵力、军械装备都比他预想的差很多。
只是朝廷不管这些,按他们的想法,北湖没有抵抗之力才是对的。因此北方精锐抵达义阳后,朝廷的催战电报便一封接一封地发往各路大军。
五月初,川四提督李培荣站在官渡口的石阶上,望着东去的江水,已经站了半个时辰。
江风裹着水汽,把他花白的胡须吹得乱颤。身后的幕僚几次想上前劝他回舱,都被他摆手挡了回去。
脚下这条江,往前再走几十里,就是西陵峡。峡口东边,就是宜昌。
宜昌城里,驻着大同军的一个镇。消息是半个月前探明的,总兵——也就是大同军的师长,姓黄,原是王村学堂第一期的学生,跟着杨浩从铜仁一路打到北湖,年纪不到三十,却已经独立指挥一个镇了。
李培荣听着探报,心里不是滋味:他手下那些营官,哪个不是熬了十几二十年才混到如今的位置?这些毛头小子凭什么?
但南津关守着的炮,不是靠“凭什么”就能闯过去的。
“军门,”幕僚凑上来,声音不高:“鹿制台的电报又到了,问咱们什么时候东下。”
李培荣哼了一声:“东下?拿什么东下?拿这些——”
他回头看了一眼停在江边的船队:十几条木船,最大的不过装得下百来人。船头架着劈山炮,炮身锈得发乌;船后堆着抬枪和鸟枪,火药罐子用麻绳捆着,歪歪斜斜地码在船舷边。
船上的兵,有的穿着号衣,有的裹着破棉袄,蹲在甲板上啃锅盔,啃完了就眯着眼看天。这就是川四郡的“大军”。
李培荣的话里带着火气:“大同军的速射炮,一发出去就是几十响。咱们的劈山炮,装一次药打一发,还打不准。鹿制台在府衙坐着,朝廷在皇宫里催,他们怎么不自己来?”
幕僚不敢接这个话,只低声说:“制台说,朝廷催得紧,好歹得做出个样子。”
李培荣苦笑了一声。
做样子——他做了大半辈子的样子了。剿土匪做样子,操练做样子,如今跟大同军打仗,还是做样子。可这次做样子,是要死人的。
“传我的令,”他终于下了决心,“全军休整,三日后一早,让周得胜带战船十条,顺流而下,到南津关探一探。”
幕僚犹豫了一下:“军门,这是不是太……”
“太什么?太小心?”李培荣盯着他,“大同军的炮摆在那儿,咱们冲得过去?冲不过去,死的是咱们的子弟。鹿制台要交差,我给他交差;朝廷要面子,我给他面子。可我的兵,总不能白死。”
沉吟片刻,又补了一句:让李立冬带他的营翻山走长阳,去试试大同军的成色。告诉他,尽量不要硬拼。
李培荣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如果大同军只是装备精良,训练差,这场仗也不是不能打。若是真能剿灭北湖,说不得还能得件黄马褂,爵位也可以升一升。
而大同军这边,早已前出南津关,把炮兵的观察哨设在了北岸将军岩的反斜面工事里,只是时间紧,做得粗糙了些。班长陈满仓攥着望远镜,盯着下游的江面。
“班长,你说对方真敢冲过来?”旁边的年轻炮手扒着堑壕边往外看,“听说他们来了上万人,还有炮船。”
陈满仓放下望远镜,嗤了一声:“上万人?三峡这窄江面,拢共不过三百来米宽,挤得下一千人吗?你看着吧,他们也就是放几炮壮胆子,真敢冲南津关,算他们有种。”
他这话不是轻敌。
南津关是三峡东口,江面最窄处才三百多米,两岸悬崖夹峙,像一道天然的石门。大同军守在半山腰修了五层永备炮位,二十几门前膛炮、十门五七毫米速射炮、十五门三七毫米速射炮,居高临下把江面锁得严严实实。江面最窄处还横了两道碗口粗的拦江铁索,连着两岸的绞车,真有船冲过来,铁索一拉,就是活靶子。
上游江面上,周得胜站在船头,把望远镜举到眼前。
“看见没有?”他又把望远镜递给了旁边的亲兵,指着远处的炮台。
南津关两岸,石壁陡立,江面窄得像一条巷子。北岸石壁上,隐约看得见炮台的轮廓,黑洞洞的炮口对着江心。南岸的坡地上,也架着炮,用草席盖着,但席子边沿露出炮管。
“那是速射炮。”周得胜身边的亲兵说,“我见过,一分钟能打几十发。”
周得胜咽了口唾沫,他当然也见过。
只是自己船头那门劈山炮,装一炮打一炮,一分钟能打两发就算快的,射程也就千把米。人家速射炮一分钟几十发,能打三五千米远——这仗怎么打?
“娘的,这狗屁朝廷。”周得胜忍不住骂出声,“让咱们打,又不给好枪好炮,就靠老子手里的千把条破枪,这些破炮,怎么打?”
不止炮是劈山炮,就连船也是木壳船,根本扛不住速射炮的射击。一发三十七毫米穿甲弹过来,就是一个透心凉。
只是军令如山,不想打也得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