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的消息是第二天早上见报的。
天津的报馆最先拿到通稿，排字工连夜把铅字一粒一粒码上版面，油墨还没干透就被塞进了印刷机。
凌晨三点，第一份号外从滚筒里吐出来的时候，值班编辑一把抓起来凑到灯底下看了一遍，然后攥着那张纸站在机器旁边愣了好一会儿，直到旁边的工友推了他一把，问他怎么了，他才回过神来，说了句：“一百多年了，头一回。”
报童们天没亮就背着报纸跑出去了。天津街头的路灯还亮着，那些穿着破棉袄的半大孩子扯着嗓子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跑，手里挥着湿漉漉的油印纸，一声接一声地喊：“号外号外！鬼子割地赔款！满洲台岛高丽全回来了！”
头几声没人在意，天还没亮透呢。但喊到第三遍的时候，临街的窗户接二连三地推开了。
有人穿着单衣就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抢过报童手里的纸凑到路灯底下看。看完了也不说话，就站在那儿，手里的报纸抖得哗哗响，然后忽然蹲下去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
天亮之后，整座城就炸了。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先是报摊前排起了长队，然后有人开始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从城东响到城西，此起彼伏的，跟过年似的。
有家杂货铺把存了三年没舍得放的鞭炮全搬出来了，铺子门口的红纸屑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卖包子的师傅掀开蒸笼，也不吆喝了，冲着街上喊了一嗓子：“今儿包子不要钱！大伙儿随便拿！”
从天津到北平，从上海到金陵，从武汉到广州，报童的声音在不同的城市用不同的方言喊着同一句话——“号外号外！鬼子认输了！”
南京路上的人挤得走不动道。有学生爬上电车车顶挥舞着报纸，底下的人跟着喊，喊什么都有，有喊“台岛回来了”的，有喊“东北回来了”的，还有人嗓子都劈了还在喊“一百年了一百年了”。
巡捕房的警察站在街角看着，没人去拦。有个老巡捕靠在电线杆上抽烟，听着那些喊声，把烟掐了，低头抹了一下眼角，然后重新点了一根。
金陵的《中央日报》上午加印了三版，编辑在头版社论里写了八个大字：“百年屈辱，一朝洗雪。”陕北的《新华日报》同一天刊发评论，标题更短，就四个字——“天亮了。”
北平的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出发，沿着前门大街一直走到了正阳门下。有学生举着连夜赶制的横幅，上头的墨迹还没干透，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但字认得清楚——“还我河山今已还”。
队伍里混着拉黄包车的车夫、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抱着孩子的女人，还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手里攥着一面不知道从哪翻出来的旧旗子，旗面破得只剩一半，但他举得笔直，走了一路都没放下来。
天津那边更热闹，码头上卸货的工人们停工了，聚在岸边上朝着海面喊，有人把帽子扔进了海里，帽子浮在水上漂了好远才沉下去。
英租界的洋人们站在窗口往外看，看到满街的红旗和人流，互相交换眼神，没人敢说什么。
有个年轻的英国记者蹲在路边拍照，拍着拍着忽然收起了相机，因为他发现自己手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街上那几个挽着胳膊一起走的老太太，三个人加一块儿快两百岁了，走得慢，但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的，像是要把脚下那条路踩实了才放心迈下一步。
消息传到东北的时候比关内晚了两天，因为有些地方的铁路还没完全恢复。但那几天山里林间到处都是收到消息的义勇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那些哭声冲破层层叠叠的雪林，传到了邻近的村寨。
接到通知后，赵复进蹲在林场旧址的雪地里，手上那份油印的报纸已经被攥得皱巴巴的了，但上面的字他看了无数遍——“满洲归还”。
他又念了一遍，声音不大，但身后蹲着的十几个弟兄都听见了，人群中先是沉默了几秒，然后不知是谁带头发出一声长嚎，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像要把这些年憋着的东西一口气全喊出来。雪从树枝上簌簌地往下落，落在他们的肩上、头上，也没人去拂。
台岛那边，林望归是第三天通过电台收到消息的。
那天他正带着几个弟兄在山里转移物资，藏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他坐在洞口，手里拿着从电台里抄下来的那几行字，来来回回看了很多遍，看完后抬起头看了看外面，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时声音没有激动，也没有颤抖，只有一种很平静的、像是雪一样干净的疲惫：“回去告诉寨子里所有人，今年冬天，不用再往山里更深处搬了。咱们等人来接就行了，等到人来了，咱们就能下山了。”
高丽那边的联络来得更早一些。签约后第三天，陈铮就让人联系上了高丽北部的一支抵抗力量，领头的是个叫朴正民的中年人，以前在日本殖民政俯的煤矿里做过苦工，后来逃出来拉了一支队伍在山里打游击，规模不大，不到两百人，但没有散过。
联络是半夜通的，用的是便携电台，信号断断续续的，但双方把意思都听清楚了。
朴正民用生硬的中文问了一句：“你们……真的会来？”
陈铮在话筒这头停了一瞬，然后说：“会。不光是来，来了就不走了。你们那地方从1910年起就不该是别人的，现在该还给你们了。你们安心等着，等这边把东北安顿好，我派兵过去。”
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句用高丽语说的话，旁边有个翻译补了一句：“他说他替那些死在煤矿里的弟兄谢谢您，他说他们没白等。”
那天晚上方文远推门进来放汇总表的时候，陈铮正坐在桌边，面前摊着七八张不同城市发来的报纸剪报。他翻到陕北那张“天亮了”的社论时停了一下，看完之后把剪报放回桌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没说话。
方文远把汇总表放在桌角，看了一眼那堆报纸，问：“你看了多少了？”
“大概能看的都看了。”陈铮把杯子放下，“陕北那个标题写得好，‘天亮了’三个字，比那些长篇大论的社论都管用。老百姓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又翻了翻底下那张从上海发来的照片剪报——南京路上人头攒动，有人举着横幅，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镜头远处有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太太站在路边，手里攥着一面小旗，旗面的颜色已经洗得发白，但她举得高高的，身子站得笔直。
陈铮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抱着后脑勺仰头看着天花板，眼睛有些发涩，但还是笑了：“一百多年了。从鸦片战争那会儿算起，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签了多少条丧权辱国的条约，赔出去多少银子，割出去多少土地。这回总算轮到咱们坐在桌子这头签字了。”
方文远站在桌边，推了推眼镜，罕见地没有接话。他听出陈铮那几句话里的尾音和平时的调子不太一样，比平时短了一截，像是有什么东西哽在那儿。
窗外的天津城还在沸腾。鞭炮声从傍晚开始就没停过，隔着几道墙和一条街传进指挥部的院子里，已经变得闷闷的了，但那声响一直在，绵延不绝的。
远处港口方向传来几声轮船汽笛，拖得长长的，像是有人在水面上弹了一根松弛的弦，声音顺着海风飘出去，散在暮色里。
陈铮坐在屋里听了一会儿那些声音，然后低下头，把桌上那些剪报一张一张按顺序收拢好，码整齐了，放进了桌角的文件夹里。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风已经没前些日子那么硬了，吹在脸上不疼了。远处城区的天边泛着一层暖黄色的光，是万家灯火连起来的光亮，比往日多了不少，也比往日亮了许多。
他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吸了一口冷空气，然后低声说了一句，声音轻得连方文远都没听清：“总算有个交代了。”
身后屋里，桌上那杯水还冒着热气。墙角的文件夹里，那叠剪报的最上面一张是陕北的《新华日报》，四个大字的标题在灯下泛着油墨的光——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