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早上，事务所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
他没买“大盆复盘课”，却说自己去年照着旧帖子买过股票，九月初在宇宙发展上亏了二十多万元。现在想找我学交易，学费可以自己出，只求有人告诉他怎么把钱挣回来。
律师问他是否有具体法律事项。
“没有。”他说，“我就想问大盆，下一只看什么。”
电话结束后，律师没有把他的号码给我，只转述了这段请求。
我坐在餐桌前，手里还捏着半块冷掉的馒头。
那句“最后挨刀的也是我们”这几天并没有从我脑子里走开。假课退款刚有进展，又有人宁愿花钱找一张新答案。即使我亲自把商户赶走，只要市场里还有人相信“跟对一个人就能翻本”，下一个商户就能换张头像回来。
“你想开课？”宋晓燕问。
“想过。”
“教什么？”
“至少教人核对消息来源，算仓位。”
“他们电话里问的是什么？”
“下一只股票。”
“那你教核对来源，能让他满意吗？”
不能。
来电人已经亏了二十多万元，最想听的不是风险表，而是一个能尽快把账户补回去的代码。如果我用自己的成绩作招牌，再说“投资有风险”，台下很多人只会等我讲出买点。
我把馒头放回盘里。
“你不是神，”宋晓燕说，“你救不了所有人。”
她说得平静，不是在劝我别管。她这几周跟着律师整理假账号投诉，比我更清楚每份截图后面都是一个正在为钱焦虑的人。可也正因此，她不愿见我又把别人的亏损变成自己必须解决的题。
“那什么都不做？”我问。
“你已经做了能做的。假课是谁卖的，让平台追；亏损是谁下的单，让他自己复盘。你能提供工具，不要提供答案。”
工具。
这两个字让我想起两年前那张流动性测算表。
那名老读者没有让我买或卖，只在表格最下方留了一个我当时跳过的问题：连续跌停时怎么办。若当年我肯认真填，未必能预测九月政策，却可能少留一点风险仓。
桌上摊着十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截图。
“课钱退了，股票没回本。这是两件事。”
我在背面写第三件事：下一次买入前，能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承担的是什么。
上午十点，研究员把供需方向的更新报告送来。他按要求加了退出容量页，标的日成交量看起来充足，若上游复产提前，流动性却会与所有同板块公司一起收缩。这份报告不提供立即买入的理由。
我让他收回，继续观察。
“你今天不是要谈教育？”宋晓燕问。
“正因为要谈，更不能上午教别人风险，下午自己又用没核完的数据追票。”
她瞥了我一眼：“这话你说给自己听就行，别印成海报。”
我笑了。
午间，律师安排我同一位做过公益财务管理的人通话。她不问我为什么被骂，只问几个实际问题：钱从哪里来，受益人是谁，谁能审批支出，课程由谁编写，有没有投资产品推广，若听课人按讲义交易亏了如何处理投诉。
我原本想说，先拿一亿元做投资者教育。
对方听完，立刻问：“一亿元是预算上限，还是已经决定转给某个机构？”
“预算上限。”
“那不能说已经成立基金。”
她提醒，名称、法律载体、资金托管、公益用途和公开披露都要按规定办。若把“曾大盆教育基金”挂上网，很多人会以为我重新开了付费交易课堂。更麻烦的是，若资金从三十亿元安全垫里划出，十月二日那套家庭规则也需要重新审议。
“钱从证券现金里出。”我说，“银行隔离资金不动。”
“那也得看是否影响你的流动性与家庭预算。”
我把账户数字报给会计核算：证券现金约二十六亿九千八百多万元，拟用于教育的一亿元占比不到百分之四；现有股票约五亿元，银行隔离三十亿元保持不变。可以承担，但承受得起并不等于可以直接转账。
会计提出分阶段承诺。
第一步只批准研究和试点预算。
第二步由独立团队做内容、审计和效果评估。
第三步再决定是否向具备资质的现有公益机构捐赠，或依法筹建长期项目。
“不要一口气把一亿放到自己控制的账户里，”她说，“你已经知道，钱在自己手边时，任何好理由都能被拿来改用途。”
这话听着像在说九月那笔股票，也确实是在说。
我请她把这三步写进备忘录。
下午一点半，平台回报假课案的新进度：二十三笔退款申请中，十八笔已经完成，剩余五笔还在核实支付路径；“席位托管”网站已被限制收款，登记资料与原课程商户存在关联线索，正式结论仍待调查。
这本该是个好消息。
律师同时发来另一个投诉。一名消费者看见事实核对页后，希望我开办“真正的官方课程”，这样就能把假的赶走。
我看着那句话，终于弄清我们最容易犯的第二个错误：用一个真实权威，去填掉所有假权威留下的空缺。
只要讲台上站着“曾大盆本人”，有人便会把防骗课听成选股课。教育项目必须从一开始就与我的账户、身份和收益故事保持距离。
我把项目原则列成四条。
免费，不靠售卖投资建议回收成本。
不讲具体买卖时点，不提供个股清单。
讲义公开来源、计算步骤和适用边界，让学员可以反驳。
每一项投入与外部合作接受独立审计，不把资金变成推广任何证券或产品的渠道。
宋晓燕看了，指着第二条：“有人现场问你手里的宇宙发展怎么办？”
“由工作人员回答：课程不讨论个人持仓。”
“若有人说你怕泄露？”
“让他这么说。”
我答得太快，她反而停住。
“你这次真想通了？”
“还没有。我只是知道这条红线不能靠当场心情决定。”
晚上，父亲听说“一亿元教育预算”，先问是否要把钱给亏损的人。
“不是。”
“那他们会不会骂你拿钱作秀？”
“会有人这么说。”
“你捐了钱还挨骂？”
“捐钱不是买好评。”
父亲想了想，问了更朴素的问题：“要是教了半天，他们还是亏呢？”
“他们仍会亏。课程只能让一些人少信假消息、少做没算过的决定，不能替市场改价格。”
“那还值得花一亿？”
“先试点。若效果证明不了，就不能因为钱已经划预算而硬花完。”
母亲在一旁插话：“先把一万元怎么花明白，再想一亿。”
我拿笔记下这句。
她未必懂公益治理，却一下抓住了最容易被大数字遮住的事。账户大了，花钱做善事也可能图省事；若把“我已经拿出一亿”当作成果，最后可能只养出一堆漂亮宣传页。
十月三十日收盘，宇宙发展43.20元，宇宙通信22.40元。股票市值四亿九千九百二十万元，家庭金融资产约六十一亿九千七百四十七万元。证券现金一分未动，那一亿元只在备忘录上作为上限出现。
晚饭后，我把两年前的流动性表复印一份，遮掉我的交易记录和姓名，只留下方法与当年的漏项。
这是试点材料的第一页。
研究员看完问：“署名写谁？”
“先不写我。把公式和错误写清楚。”
研究员提议找二十名没有证券从业背景的成年人试读，不收集他们的账户截图，只让他们用虚构本金完成三道题：辨认假账号、计算连续跌停的可承受损失、解释为什么过去赚过钱不等于下一笔也会赚。
试读前后各做一次匿名问卷。若看完材料的人仍把“谁在买”当作主要依据，就说明讲义没有用；若他们只学会复述“投资有风险”，也不算成功。
我让会计把试点费用先限定在二十万元以内。场地、编辑、法律审核和无障碍版本分别列支，任何一项追加都要写明原因。第一笔钱若花不明白，一亿元只会放大混乱。
“叫它什么？”
我没有取名字。
若一个项目还没证明能让人少踩一个坑，就急着拥有响亮的名称，不过是把我的名声搬进另一间屋子。
打印机又吐出一张空白表。
最下方的格子写着：如果连续三个交易日卖不出去，你的生活会改变吗？
我想，那个打电话问下一只股票的年轻人，也许不会喜欢这张纸。
但他若在下一次下单前认真填过，我花的第一笔钱就有了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