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共舞台戏院。
司马焦渡只睡了不到两个钟头。
天刚蒙蒙亮，电车公司车库里的机油味和铁锈味就把他熏醒了。他躺在行军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像地图的水渍，让意识一点一点从梦境里浮上来。他梦见东京的柿子树了——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和服，踮着脚尖摘柿子，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在她的脸上洒下碎金。那是昭和六年的秋天，他七岁，哥哥司马凌云九岁，父亲在诊所里给一个被机器绞断手指的工人做缝合手术。那是他记忆里最后一个完整的秋天。
梦醒了。柿子树没了，母亲没了，父亲也没了。他躺在上海法租界一间逼仄的修理工宿舍里，左手掌肿得像发面馒头，伤口一跳一跳地疼，提醒他昨天夜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坐起来，脑袋一阵眩晕——失血的后遗症。行军床的薄被子沾着星星点点的血渍，是他睡觉时左手伤口渗出来的。他拆开缠在手上的手帕，伤口周围红肿发烫，碎玻璃碴在皮肉里闪着细碎的光，像嵌进去的盐粒。有几颗玻璃碴比较深，周围的肉已经开始发白，是化脓的前兆。
他从床底翻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是他攒了半年的“医药箱”：半瓶医用酒精、一卷纱布、一把镊子、一包磺胺粉。地下党配发的标准急救包，他一直舍不得用，因为用完了未必能补充。现在不得不用了。
他把酒精倒在一个搪瓷碗里，把镊子泡进去。没有麻药，没有消毒柜，只有酒精和一把普通镊子。他用牙咬住被子角，右手握着镊子，开始从左手掌里往外夹玻璃碴。
第一颗玻璃碴被夹出来的时候，疼得他额头上的汗珠子滚了下来。那是一颗黄豆大小的碎玻璃，嵌在虎口位置，拔出来的时候带出一股暗红色的血。他把玻璃碴扔进搪瓷碗里，“叮”的一声响。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每拔一颗，他的身体就抽搐一下，咬在嘴里的被子角被口水浸湿了一大片。
拔到第七颗的时候，他的眼前开始发黑。不是疼的，是失血加上低血糖。他从昨天傍晚到现在只吃了半个烧饼和一碗馄饨，胃里早就空了，身体的能量跟不上疼痛的消耗。他放下镊子，从枕头底下摸出半块压缩饼干——这是张德胜上次见面时塞给他的，说是从苏北带回来的“行军粮”，用豆粉、麦麸和盐压成的，硬得像砖头，啃一口要嚼半天。他掰下一小块，塞进嘴里慢慢嚼，豆腥味和咸味混在一起，噎得他直伸脖子。
吃完饼干，他缓了口气，继续拔玻璃碴。第十二颗拔出来的时候，伤口的血终于变成了鲜红色——不是淤血了，是新鲜的血液。这说明伤口深处没有被污染得太厉害。他把磺胺粉撒在伤口上，药粉遇到血水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像煎鱼时油锅里的声响。然后用纱布把左手掌缠紧，用牙咬住纱布一端，右手配合打了个结。
处理好左手的伤，他又检查了大腿内侧的划伤。那道伤口足有四寸长，边缘整齐，是翻墙时被碎玻璃划开的，幸好不深，没有伤到大血管。他用酒精棉球擦了一遍伤口边缘，疼得大腿肌肉直抽搐，然后撒上磺胺粉，用纱布贴上。小腿上的那些小伤口他没管——没那么多纱布了，只能等它自己结痂。
处理完伤口，天色已经大亮。电车公司车库里传来工友们交接班的声音——早班司机和晚班司机交车，要检查电车的弓形受电杆、刹车片、轮对和电机。有人在喊“王大茂，你这车的刹车片该换了，都磨平了”，有人在骂“哪个王八蛋把扳手拿走了”。声音嘈杂而日常，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模一样。
司马焦渡套上一件干净的机修工服——昨天那件沾满血污和尿骚味的已经没法穿了，他把它塞进锅炉里烧了。然后他对着墙上挂的一面破镜子照了照自己。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窝深陷，颧骨更高了，嘴角那颗痣在苍白的脸上格外显眼。他用手沾了点机油，在脸上抹了两把，让脸色看起来没那么苍白——一个机修工，脸上没点油污反而不正常。
他从墙洞里取出那个铁盒子，打开。里面除了昨晚那份日军情报的地图和文件，还有一把勃朗宁m1910手枪和两个弹匣。枪是张德胜半年前给他的，比利时造，七发弹容量，有效射程三十米，近距离杀伤力足够，远了就打不准了。他平时从不带枪——在租界里带枪被巡捕查到就是大麻烦。但今天不同。他把枪插进腰后，用机修工服的宽松下摆遮住，两个弹匣分别塞进左右裤兜。
然后他出了门。
---
法租界的早晨和往常一样繁华。霞飞路上的法国梧桐在晨光里投下斑驳的树影，俄国面包房飘出列巴的麦香，犹太裁缝店门口挂着做好的西装，白俄老太太牵着贵妇犬遛弯，安南巡捕挎着步枪在十字路口站岗。如果不是远处偶尔传来的炮声——那是从闸北方向传来的，闷闷的，像夏天的雷——这里和战前的任何一个早晨没有区别。
司马焦渡走在霞飞路上，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夹着一根烟，步态随意，像一个刚下夜班的普通工人。但他的眼睛一直在扫视周围——这是他在东京时跟哥哥学的“街头观察法”。司马凌云比他早三年回国参加革命，临走前教他：走路的时候，每隔十步回头看一眼，不是转头看，是用商店的玻璃橱窗看身后有没有重复出现的脸；过马路的时候，在马路中间停顿一下，假装等车，实际是观察前后左右有没有人同时停下来；进商店的时候，推门进去，然后站在门后从门缝往外看，看有没有人在门外停下来系鞋带或点烟。
他用了二十分钟确认身后没有尾巴，才拐进一条通往圣三一堂的岔路。
圣三一堂是上海最老的新教教堂之一，红砖结构，哥特式尖顶，钟楼里挂着一口从英国运来的铜钟。教堂坐落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管辖权模糊，法国人管一半，英国人管一半，两边的巡捕都不愿意多管闲事，反而成了三教九流接头的好地方。教堂的神父是一个叫詹姆斯的英国人，六十多岁，在上海待了三十年，能说一口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他从不问来做“祷告”的人是什么身份，只要你不带武器进教堂，他就当你是上帝的羔羊。
司马焦渡到达圣三一堂时，离正午还有三刻钟。他没有直接进教堂，而是绕着教堂走了一圈。红砖墙面上爬满了常春藤，叶子在秋风里微微颤动。教堂后院的墓地长满了青苔，墓碑上的字迹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他注意到墓地角落里蹲着一个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正在拔墓碑之间的杂草。老头的动作很慢，拔一棵草要花好几分钟，看上去像在磨洋工。
司马焦渡多看了两眼。老头的右手缺了三根手指，只剩下拇指和食指，拔草的动作别扭但熟练。他低着头，脸埋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但司马焦渡注意到一个细节——老头的布鞋是新的，鞋底几乎没有磨损。一个穷得在墓地里拔草的老头，穿得起新布鞋？
他没有盯着老头看，只是把这个人记在心里，然后走进教堂。
教堂里比外面凉快得多。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斑斓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蜡烛燃烧后的蜂蜡味和老木头的气息。长椅上空空荡荡，只有最前排坐着一个穿黑色衣服的老太太，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应该是在做祷告。教堂的穹顶很高，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带着一种神圣的孤寂感。
司马焦渡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坐下。这个位置视野最好——能看到教堂的正门、侧门、和神父出入的圣器室。他把圣经从面前的架子上拿下来，翻到《启示录》，假装阅读。书页泛黄，边缘被无数双手翻得起毛，带着一种说不清的陈腐气息。《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他觉得这段经文很适合今天的上海。
教堂里的钟声敲响了正午十二点。铜钟的声音浑厚悠远，从钟楼传出来，穿过法租界的梧桐树，穿过苏州河的运煤船，穿过闸北阵地上士兵们的耳膜，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钟声还没落尽，教堂的侧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不是欧阳明月。是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着灰色长衫，戴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顶礼帽，看上去像一个体面的账房先生或中学教员。他在教堂门口站了几秒钟，眼睛扫过空旷的长椅，扫过前排祷告的老太太，最后落在最后一排的司马焦渡身上。
他径直走过来，在司马焦渡旁边坐下。
“先生是第一次来圣三一堂？”他开口，声音很轻，带着苏州口音。
司马焦渡没有转头看他。“第二次。”他答暗号——这是他和欧阳明月约定的接头暗语。但他心里在打鼓：为什么来的人不是欧阳明月？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去年中秋。”
“那天的月亮圆吗？”
“被云遮住了。”
暗号对上了。完全对上。司马焦渡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这套暗号是他和欧阳明月昨天夜里在共舞台化妆间里通过纸条约定的——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如果这个男人能完整对出暗号，说明他是欧阳明月派来的，或者……欧阳明月已经落在他手里。
“欧阳小姐今天不能来。”男人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特高课的人盯上她了。她让我来取东西。”
司马焦渡没有动。他的右手在圣经的遮挡下，已经摸到了腰后的勃朗宁。“什么东西？”
“半张法币。”
司马焦渡盯着男人的侧脸。金丝眼镜的镜片反射着彩色玻璃窗的光，看不清镜片后面的眼神。男人的手很稳，搭在膝盖上，手指修长白皙，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是一双不做粗活的手。长衫的领口浆洗得笔挺，料子是上好的阴丹士林布，不是普通账房先生穿得起的。
“欧阳小姐还让我带一句话。”男人又说。
“什么话？”
“她说，柿子树在冬天也会落叶。”
司马焦渡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这不是他昨天和欧阳明月约定的内容。这句话是赫连秋水从苏北写给他的信里的——那封写着“柿子树应该还在”的信。这句话只有他和赫连秋水知道，连司马凌云都不知道。赫连秋水不可能把这句话告诉欧阳明月，她根本不认识欧阳明月。
那么，面前这个男人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
只有一个解释：他不是欧阳明月的人。他是从赫连秋水的信里看到这句话的。而赫连秋水的信——司马焦渡每次看完都烧掉了，唯一没烧的那封被他藏在枕头底下。如果有人看到过那封信，说明他的宿舍被搜过了。
也就是说，他的掩护身份已经完全暴露。他的住处、他的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对方一清二楚。
他没有动，甚至没有改变呼吸的节奏。但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这个人是谁的人？76号？特高课？军统？中统？他一个人来的，还是外面有埋伏？教堂里那个拔草的老头，前排祷告的老太太，是不是他的同伙？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司马焦渡合上圣经，站起来，做出要离开的样子。
男人的手突然按住了他的手腕。那只修长白皙的手力量出奇地大，像一把铁钳扣住了他的脉门。“司马先生，别急着走。”男人的声音还是那么轻，但语气变了，从温和变得笃定，“你今天走不出这个教堂。外面有我们的人，后门也有。你把东西交出来，我保证你可以安全离开。”
司马焦渡低头看着那只按住自己的手。金丝眼镜男人的拇指内侧有一层薄茧——不是干活磨出来的，是长期握枪磨出来的。这是一个枪手。
“你不是欧阳明月的人。”司马焦渡说。
“我是谁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手里的东西，比你的命值钱。”
“你是特高课的。”司马焦渡的语气不是疑问，是判断。
男人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只是重复了一句：“把东西交出来。”
就在这时，教堂的钟声再次敲响——十二点一刻。铜钟的余音在穹顶下回荡，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层层扩散。钟声里，前排那个一直低头祷告的老太太站了起来。她转过身，摘下头上的黑色头巾。
是欧阳明月。
她今天没有穿旗袍，换了一身素色的布衣，头发盘起来，脸上不施脂粉，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小康之家的妇人。但她胸口仍然别着一朵白玉兰——新鲜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
“长孙先生，辛苦你了。”欧阳明月的声音从教堂前面传过来，在空旷的穹顶下带着回音，“戏演得不错。”
被称为“长孙先生”的金丝眼镜男人脸色变了。他的手从司马焦渡手腕上松开，缓缓站起来，面对着欧阳明月。“欧阳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欧阳明月一步一步走过来，布鞋踩在石板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你从去年冬天就开始给影佐祯昭递情报了。你的代号叫‘喜鹊’，特高课每月付你三百大洋。你利用在军统上海站担任机要秘书的职务，前后出卖了七个同志。上个月，你把军统在法租界的三个联络点同时报给了特高课，导致十一名军统特工被捕，其中四人在审讯室被折磨致死。”
长孙弘——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了——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欧阳小姐，你说这些话，有证据吗？”
“证据就在你身上。”欧阳明月走到两人面前，站定，目光落在长孙弘的左胸口袋上，“你口袋里有一张今天早上刚从正金银行取出的支票，票面金额三百大洋，出票人是三菱商社。三菱商社的药品部主管叫端木秀，她的真实身份是特高课经济情报课的线人。她用药品贸易做掩护，给潜伏在抗日组织内部的特务发饷。你的薪水，就是从她手里领的。”
长孙弘的手不自觉地摸向左胸口袋，然后停住了。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不打自招。
司马焦渡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脑子里飞速拼接着碎片。长孙弘——这个名字他今天第一次听到，但这个人显然是军统上海站的核心成员。欧阳明月是军统的人，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清理门户。但她为什么要选在今天、在这个地方动手？为什么要让他司马焦渡在场？
“你今天让我来，不是为了接头。”司马焦渡对欧阳明月说。
“是，也不是。”欧阳明月没有看他，目光仍然锁定在长孙弘身上，“我确实需要你手里的情报。闸北前线的守军等不起。但我也需要你帮我一个忙——长孙弘知道我来圣三一堂。如果他今天活着走出去，明天特高课就会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你要在这里杀了他。”
“不。”欧阳明月摇头，“我要你帮我把他押回军统的秘秘密据点。活人比死人有用。他知道特高课在上海的潜伏人员名单，知道影佐祯昭的联络方式，知道端木秀的掩护身份。这些情报，足够换我们两个人的命。”
长孙弘突然笑了。笑声在空旷的教堂里回荡，带着一丝破釜沉舟的疯狂。“欧阳明月，你以为军统还是以前的军统？上海站从上到下烂透了。你父亲欧阳烈活着的时候，还能压住场子。你父亲一死，上海站就成了特高课的筛子。你抓了我有什么用？明天还会有第二个‘喜鹊’、第三个‘喜鹊’。特高课的钱，比军统的信仰好使。”
“闭嘴。”欧阳明月的声音冷得像冰，“你不配提我父亲。”
她的话音刚落，教堂的侧门被撞开了。
冲进来的是三个穿短打的男人，手里都拿着枪——不是手枪，是德国造的mp18冲锋枪，弹容量三十二发，近距离能把人打成筛子。为首的那个，司马焦渡认识——昨天夜里在巷子口拿驳壳枪朝他开枪的那个，公孙寒江的手下，钱三多。
“76号办案！”钱三多举着枪大喊，“所有人趴下！”
司马焦渡的第一反应不是趴下，而是扑向欧阳明月。他一把抱住她的腰，两个人一起滚进长椅之间的过道。几乎同时，mp18的枪声响了，子弹像暴雨一样扫过他们刚才站立的位置，把长椅的木质靠背打得木屑横飞。圣经架上的经书被打穿，纸页在空中纷飞，像一群被击落的白色鸽子。
长孙弘没有那么幸运。他站在过道中间，还没来得及反应，三十二发子弹至少有一半打在他身上。他的身体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推了一把，踉跄着后退，撞在长椅上，然后滑倒在地。金丝眼镜飞出去，摔在石板地上，镜片碎成几瓣。他的灰色长衫被血浸透，胸口的弹孔密集得像蜂窝。他的嘴张着，想说什么，但只有血沫从喉咙里涌出来。
特高课的线人“喜鹊”，死在了76号的枪下。
钱三多换弹匣的间隙，司马焦渡从腰后拔出勃朗宁。他的左手缠着纱布，没法双手握枪，只能右手单手持枪，从长椅的边缘探出去，瞄准钱三多。他没有瞄准头——单手持枪打移动目标的头部，命中率太低。他瞄准的是钱三多的右肩，那是持枪手，打中就能让他失去战斗力。
枪响了。勃朗宁的后坐力比他预想的大，枪口上跳，子弹打在了钱三多右臂的肱二头肌上，没有打中骨头。钱三多惨叫一声，mp18脱手，掉在地上。但另外两个枪手已经换好了弹匣，枪口转向司马焦渡藏身的位置。
就在这时，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哗啦”一声碎了。
不是被子弹打碎的。是从外面被人用身体撞碎的。
一个身影从破碎的窗户里滚进来，碎玻璃碴四溅。那人落地后一个翻滚，单膝跪地，手中握着一把毛瑟c96——和昨晚公孙寒江手下拿的是同一款，德国造，二十发弹仓。他的枪口喷出火舌，连续两发点射，一发打中一个枪手的右肩，一发打中另一个枪手的大腿。两个76号特务惨叫着倒地，mp18摔在地上，在石板地上滑出去老远。
来人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碎玻璃碴。
司马焦渡认出了他——是那个在墓地里拔草的老头。此刻他挺直了腰板，不再是刚才那副佝偻的样子，身高足有一米八。他扯掉头上的破帽子，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四十岁左右，浓眉，眼窝深陷，右眉骨上有一道旧疤痕。他的右手确实缺了三根手指，只剩下拇指和食指，但他用这两根手指握着枪，稳得像台钳。
“欧阳小姐，后门还有一个，已经解决了。”他对欧阳明月说，声音沙哑低沉。
“辛苦了，上官大哥。”欧阳明月从长椅后面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她看了一眼地上长孙弘的尸体，眼里没有惋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平静。“长孙弘死了，线索断了。但至少他没落到76号手里。”
“他不是76号杀的。”司马焦渡从长椅后面走出来，枪还握在手里，枪口指着地上呻吟的钱三多，“76号怎么会知道这个接头地点？”
欧阳明月转向钱三多。钱三多右臂中弹，血顺着手肘往下滴，脸上的横肉因为疼痛而扭曲。他看见欧阳明月走过来，下意识地往后缩。
“谁派你来的？”欧阳明月蹲下来，声音很轻。
“公孙队长……”钱三多牙齿打颤，“公孙队长让我们盯着共舞台三排六号……今天一大早，有人看见这个男的——”他用下巴指了指司马焦渡，“——往圣三一堂方向走，我们就跟过来了……公孙队长说，不管谁接头，先抓了再说……”
“公孙寒江怎么知道共舞台三排六号？”
“我……我不知道……队长没告诉我……”
欧阳明月站起来。她知道钱三多说不了更多了——一个执行层面的小喽啰，不可能知道公孙寒江的情报来源。她看了上官一眼，上官走过去，一掌切在钱三多后颈上。钱三多闷哼一声，晕了过去。
“这两个也打晕。”欧阳明月指了指另外两个受伤的76号特务。
上官依言行事。他的动作干脆利落，一掌一个，像屠夫拍晕待宰的鸡。然后他把三把mp18冲锋枪收起来，挎在身上，又把三人身上的手枪、弹匣、证件全部搜走。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这是经历过无数次生死的人才有的冷静。
“这里不能久留。”欧阳明月对司马焦渡说，“巡捕房的安南巡捕听到枪声，最多一炷香就会到。我们得在巡捕来之前离开。”
“去哪？”
“军统的安全屋。离这里三条街。”欧阳明月看了一眼长孙弘的尸体，“他死了，我欠你一个解释。到安全屋，我会告诉你一切。”
司马焦渡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长孙弘的尸体旁，蹲下来。长孙弘的眼睛还睁着，镜片碎裂后的眼眶里嵌着一小块玻璃碴，瞳孔已经涣散了，像两颗失去光泽的玻璃珠。他的左胸口袋被血浸透，司马焦渡伸手进去，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正金银行的支票，票面三百大洋，出票人三菱商社，收款人长孙弘。支票被血染红了一半，但字迹还看得清。
他把支票收起来。这是证据。
然后他合上长孙弘的眼睛。手指触碰到死者的眼皮时，皮肤还温着，但已经开始失去弹性。他想起长孙弘刚才说的那句话——“特高课的钱，比军统的信仰好使”。他不知道长孙弘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节的，不知道他第一次递出情报时手心有没有出汗，不知道他在出卖第七个同志后夜里还能不能睡着。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了。死人不会说话。
“走吧。”司马焦渡站起来。
---
军统的安全屋藏在霞飞路背后一条没有名字的窄巷里，是一栋二层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从外面看，和法租界千千万万栋石库门房子没有任何区别——红砖墙、黑漆大门、二楼窗户上晾着衣服、一楼门口堆着蜂窝煤。走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一楼是正常住家的样子，灶披间里煤球炉上炖着汤，八仙桌上摆着碗筷，墙上贴着月份牌美女图。但二楼亭子间的墙壁是双层夹墙，中间塞满了吸音棉；窗户内侧钉着遮光帘，拉上后白天也像黑夜；地板下面有一个暗格，藏着一台发报机和两把手枪。
带路的上官——欧阳明月叫他“上官大哥”——走在最前面。他的右腿有点瘸，是旧伤，走路时身体微微向左倾斜。但他的动作很轻，上楼时木楼梯几乎没有发出声音。缺了三根手指的右手始终按在腰间的枪柄上，仅存的拇指和食指搭在扳机护圈上，随时可以拔枪射击。他的眼睛一直扫视着周围——巷口的行人、对面楼上的窗户、屋顶的平台。这是一个把警觉刻进骨头里的人。
司马焦渡跟在他后面，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扶着楼梯扶手。他的左手伤口又开始渗血了——刚才在教堂里扑倒欧阳明月时，左手撑了一下地，纱布被血浸透，在昏暗的楼梯间里看不出颜色，但他能感觉到纱布下面那种湿漉漉的温热。大腿内侧的伤口也在隐隐作痛，上楼梯时每一步都牵动着伤口，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皮肉里拉扯。他没吭声。
欧阳明月走在最后。她进门前回头看了一眼巷子——空无一人，只有一只野猫蹲在墙头，用冷漠的眼神看着他们。她关上门，插上门闩，又把一张条凳顶在门后。然后她上楼，走进亭子间，拉上遮光帘，点亮一盏煤油灯。灯芯拨得很低，光线昏暗，刚好能看清彼此的脸。
“上官大哥，麻烦你在楼下守着。”欧阳明月说。
上官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下楼。他的脚步很轻，但楼梯还是发出了细微的吱呀声——老房子的木头，承载过太多人的重量，早就失去了沉默的能力。
亭子间里只剩下司马焦渡和欧阳明月两个人。煤油灯的光在墙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空气里弥漫着煤油味、旧书报的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白玉兰香气。那是欧阳明月胸口那朵花的香气。
“你的手在流血。”欧阳明月说。她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死不了。”司马焦渡在靠墙的一把藤椅上坐下。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不知道坐过多少人，听过多少秘密。
欧阳明月没有接话。她走到墙角，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一个医药箱。和司马焦渡那个简陋的铁盒不同，这个医药箱是正规的军用急救箱——里面有磺胺粉、纱布卷、医用胶布、手术刀片、缝合针线、吗啡针剂、甚至一小瓶麻醉用乙醚。军统的物资配给，比地下党好太多了。
“把左手伸出来。”她蹲在司马焦渡面前，打开医药箱。
“不用。”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欧阳明月抬起头，煤油灯的光映在她脸上，照出她眼底的青黑色——那是长期睡眠不足留下的痕迹。她的眼睛形状很好看，杏核眼，眼角微微上挑，但眼神里没有年轻女人该有的柔媚，只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冷静。这种眼神司马焦渡见过，在哥哥司马凌云眼里，在张德胜眼里，在每一个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人眼里。
他伸出手。
欧阳明月拆开他左手上的纱布。血已经把纱布和伤口粘在一起了，拆的时候扯动伤口，疼得司马焦渡的眉头跳了一下。她的动作很轻，用酒精棉球浸湿纱布，一点一点揭开。伤口露出来的时候，她的眉头皱了一下。
“碎玻璃没清干净。”她说，“还有至少三颗小的嵌在肉里。如果不取出来，明天就会化脓。一旦感染破伤风，神仙也救不了你。”
“我手边没有麻药。”
“我有。”
欧阳明月从医药箱里拿出一支吗啡针剂。司马焦渡伸手按住了她的手腕。“吗啡留着给重伤员。我只是皮肉伤，忍得住。”
欧阳明月看了他一眼。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动，照出他额头细密的汗珠和咬紧的牙关。她没有坚持，把吗啡放回去，取出手术刀片和镊子。“那你忍着。”
她用酒精给镊子和刀片消毒，然后开始清理司马焦渡伤口里的碎玻璃。没有麻药，每一刀每一镊都是实打实的疼痛。司马焦渡咬住自己的右手背，额头上的汗珠子滚下来，滴在欧阳明月的手背上。她的手很稳，丝毫没有因为他的颤抖而受到影响。刀尖划开伤口边缘的皮肤，镊子探进去，夹出一颗米粒大小的玻璃碴，“叮”的一声扔进搪瓷盘里。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第三颗嵌得最深，几乎碰到了掌骨的骨膜，镊子碰到骨头的时候，司马焦渡的身体猛地绷紧，咬在手背上的牙齿陷进肉里，一股铁锈味在嘴里蔓延开来。
“好了。”欧阳明月把最后那颗玻璃碴扔进搪瓷盘，用磺胺粉撒在伤口上，重新用纱布缠好。她的手法专业，纱布缠得不松不紧，既压迫止血，又不影响血液循环。
“你跟谁学的包扎？”司马焦渡松开咬得血肉模糊的右手背，声音沙哑。
“我父亲。”欧阳明月收起医药箱，站起来。煤油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壁上，像一道黑色的剪影。“他是军统上海站的前任站长，欧阳烈。三年前在虹口被特高课包围，打完所有子弹，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他的尸体被挂在虹口公园门口，示众三天。”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但司马焦渡注意到，她说“示众三天”的时候，正在关医药箱的手指顿了一下。只是一瞬间，然后继续动作。
“所以你加入了军统。”
“不是我加入了军统。”欧阳明月把医药箱放回柜子里，转过身，面对司马焦渡，“是我父亲在军统。我从小在军统的院子里长大，认识的人、学的东西、做的事，全都是军统。我没有选择。”
“你有。”司马焦渡说，“你今天约我来，不只是为了抓长孙弘。”
欧阳明月沉默了一会儿。煤油灯的火苗被窗外灌进来的风吹得晃了晃，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像两个正在对峙的幽灵。她在司马焦渡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摘下胸口那朵白玉兰，放在桌上。花瓣已经有点蔫了，但香气还在。
“张德胜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她开口了，“我父亲牺牲后，张德胜继续潜伏在上海。他的掩护身份是茶馆老板，实际上是我父亲留下的情报网络的联络员。三个月前，他发现网络里有内鬼——不止一个，而是一整条线都被特高课渗透了。他不知道该信任谁，所以开始用我父亲生前设计的一套备用联络方式传递情报。戏票、法币、共舞台的戏箱，这些都是我父亲设计的。”
“所以你知道取情报的方式。”
“我只知道方式，不知道具体的情报内容。张德胜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欧阳明月的手指轻轻拨动桌上的白玉兰，花瓣在桌面上旋转，“他牺牲前三天，给我送了一封信，信里只有半张法币和一句话——‘夜鹰可信’。这是他给我的唯一指示。”
“夜鹰。”司马焦渡重复这个代号。这是张德胜给他起的代号，只有张德胜和上级知道。
“张德胜说你是可以信任的人。”欧阳明月抬起头，目光直视司马焦渡，“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长孙弘死了，但他供出的情报已经传到了特高课。军统上海站有三个核心成员的身份暴露了，其中包括负责与苏北新四军联络的机要员。如果这三个人被捕，军统和新四军之间的情报通道就会完全断裂。我必须抢在特高课动手之前，把这三个人转移出上海。”
“为什么要我帮忙？”
“因为其中一个人，现在藏在闸北。闸北正在打仗，军统在那里没有接应力量。但你们地下党在闸北有群众基础，有堡垒户，有秘密交通线。”欧阳明月停顿了一下，“我知道国共之间有很多问题，将来也许还会成为敌人。但现在，我们在一条战壕里。你昨晚送出去的那份日军兵力部署情报，张德胜也同时给了我一份。我已经通过军统的电台发给了闸北前线的指挥部。今天拂晓，十九路军根据那份情报调整了防线，把预备队调到了江湾方向。日军的进攻被打退了。”
司马焦渡的心跳漏了一拍。他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逃亡和处理伤口，还没有收到前线战况的消息。欧阳明月的话意味着，张德胜用命换来的情报，已经发挥了作用。
“你要我帮你转移那三个人。”
“三个人的名单在这里。”欧阳明月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很小的纸，展开，上面写着三个名字和三个地址。第一个名字是“赫连秋水”，地址是闸北宝山路一处民房。
司马焦渡的目光钉在那个名字上。
赫连秋水。新四军苏北军区卫生处的军医，给他写过“柿子树应该还在”的女人。三个月前，他通过秘密交通线把她从上海送回苏北，看着她上了俞伯通的船，消失在通洋河的夜色里。她怎么会在上海？怎么会在闸北？怎么会出现在军统的转移名单上？
“你认识这个人？”欧阳明月捕捉到了他表情的细微变化。
司马焦渡没有回答。他的脑子里飞速运转着。赫连秋水回上海，一定是有任务。她是一个军医，来上海最大的可能是执行医疗相关的任务——采购药品、建立医疗渠道、或者救治伤员。但不管是什么任务，她现在被困在闸北，闸北正在打仗，日军的炮火覆盖了整个区域，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
“三个人都在闸北？”他问。
“对。赫连秋水在宝山路，另外两个分别在横浜路和虬江路。”欧阳明月把地图也摊开，上面标注了三个位置，“闸北的巷战已经打了两天，日军控制了主要街道，但小巷和民房还在中国军队手里。你的任务，是带我从法租界潜入闸北，找到这三个人，然后通过你们地下党的交通线，把他们送出上海。作为交换，我可以提供军统掌握的所有特高课潜伏人员的情报。”
“你知道特高课的潜伏人员名单？”
“长孙弘虽然死了，但他的上线还活着。”欧阳明月的声音冷下来，“三菱商社的端木秀。长孙弘的每一笔情报款，都是从她手里领的。她表面上是日本商社的药品部主管，实际上是特高课经济情报课的核心线人。军统和地下党的很多物资采购渠道，都经过她的手。只要抓住她，就能顺藤摸瓜，揪出整条线上的内鬼。”
司马焦渡沉默了很久。煤油灯的火苗在他脸上投下晃动的光影，他的表情藏在明暗交界处，看不分明。窗外传来远处隐隐的炮声——那是闸北方向，日军正在准备新一轮进攻。炮声很闷，像巨人的心跳，一下一下砸在大地上。
他想起了张德胜。想起他在馄饨摊前辣得满头大汗的笑脸。想起他牺牲前传出的最后四个字——“有内鬼”。想起他在情报文件上用红笔写的那行字：“此情报已同时传军统一份。国共合作，共同御敌。德胜。”
那是张德胜的遗言。也是他的遗嘱。
“什么时候出发？”司马焦渡问。
“现在。”欧阳明月站起来，“特高课的人随时可能动手。我们要在他们之前找到这三个人。”
司马焦渡也站起来。左手掌的伤口又开始疼了，包扎后好了一些，但欧阳明月清创时的刀口还在往外渗血，纱布上洇出点点红晕。大腿内侧的划伤在站起来的时候被裤子蹭到，疼得他的嘴角抽了一下。他把受伤的左手插进裤兜里，右手拿起桌上那朵白玉兰。
“这花能开多久？”
“白玉兰的花期很短。朝开暮落。”欧阳明月看了他一眼，“但香味能留很久。”
司马焦渡把花放进口袋里，和那半张法币放在一起。法币的边角已经被血渍染红了——是他自己的血，从昨晚手掌的伤口渗出来，浸透了半张钞票。钞票上的编号“S372”被血渍糊住了一部分，但还能辨认。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在教堂里，长孙弘说了一句‘柿子树在冬天也会落叶’。他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
欧阳明月沉默了一瞬。“赫连秋水的信，被截获过。特高课在邮路上安插了检查站，所有寄往苏北和从苏北寄出的信件都会被抽查。赫连秋水写给你的那封信，可能被拍过照。”
司马焦渡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他和赫连秋水之间的秘密，被敌人看过了。“柿子树”这个只属于两个人的暗语，被一双陌生的眼睛读过。这让他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像有人闯进他的记忆里，翻动他最私密的东西。
“所以特高课知道赫连秋水的身份了？”
“不一定。那封信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内容也很隐晦。他们可能只是存了档，还没有锁定具体的人。但长孙弘作为军统的机要秘书，能接触到特高课共享的部分情报，所以他看到了那句话的副本。”欧阳明月顿了顿，“他用那句话来试探你，是为了确认你的身份。”
司马焦渡没有说话。他走到窗前，掀开遮光帘的一角，往外看。窄巷里空无一人，只有那只野猫还蹲在墙头，用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看着这扇窗户。更远处，闸北方向的天空被炮火映成了暗红色，像一道凝固的血痕横亘在天际线上。
炮声越来越密了。
---
楼下，上官坐在灶披间的条凳上，面前摆着一碗已经凉透的菜汤。他没有喝，右手始终搭在腰间的枪柄上，仅存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搭在扳机护圈外，随时可以拔枪。他的眼睛盯着门缝——那扇黑漆大门的门缝有半指宽，能看见巷子里的石板路和对面墙壁上的青苔。只要有人的脚出现在那条门缝里，他就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他听见楼上传来的对话声，断断续续的，被木楼板阻隔了大半，听不清具体内容。他没有刻意去听。一个在军统干了八年的人，早就学会了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记的不记。他活到今天，靠的不是枪法——虽然他确实枪法很好，缺了三根手指还能用毛瑟c96打二十发点射不脱靶——他靠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聋、什么时候该哑、什么时候该瞎。
楼梯响了。欧阳明月走下来，身后跟着司马焦渡。
“上官大哥，我们要出一趟门。”欧阳明月说，“去闸北。”
上官没有问“闸北在打仗，去那里做什么”。他只是站起来，把毛瑟c96的弹仓检查了一遍——二十发子弹，满的。然后他从腰间拔出另一把手枪，一支枪牌撸子，递给欧阳明月。“闸北路不好走，多带一把。”
欧阳明月接过枪，别在腰后。她换了一身装扮——不穿旗袍了，换上了粗布衣裤，头发盘起来用一块蓝布包住，脸上抹了一层灶灰，看上去像一个逃难的乡下妇人。胸口那朵白玉兰摘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普通的布纽扣。
司马焦渡也做了简单的伪装。他在灶披间的煤球炉边蹲下，用手沾了煤灰，在脸上、脖子上、手背上抹了一遍，让皮肤看起来更黑更粗糙。然后他从上官那里接过一把备用手枪——一把老掉牙的“单打一”，一次只能装一发子弹，打一枪拉一下枪栓。这是穷人的武器，但在这个距离上，一发子弹够用了。
“闸北的接头人叫什么？”欧阳明月问。
“宝山路的堡垒户是一对老夫妻，男的姓俞，叫俞伯通。”司马焦渡说。俞伯通就是三个月前用船把赫连秋水送过通洋河的那个老渔民。他的儿子是新四军战士，牺牲了。他一个人住在宝山路的一间老房子里，靠打鱼和给人修补渔船为生。“如果赫连秋水在闸北，她最可能藏在那里。”
“那就先去宝山路。”
三人从后门离开。上官走在最前面，司马焦渡居中，欧阳明月断后。这是标准的三人战斗队形——尖兵开路，核心人物居中保护，后卫掩护后方。三人的间距保持在五步左右，既能互相支援，又不至于一人暴露全员被围。
法租界的后巷和主街是两个世界。主街上梧桐成荫，俄国面包房的香气飘满街，白俄老太太牵着贵妇犬悠闲地散步。后巷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污水横流，垃圾成堆，骨瘦如柴的流浪儿蹲在墙角捉虱子，病恹恹的妓女靠在门框上，用空洞的眼神看着路人。一只瘸腿的黄狗正在垃圾堆里刨食，看见人来，警惕地抬起头，露出黄色的獠牙。
上官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饼，扔给黄狗。黄狗叼起饼，夹着尾巴跑了。上官继续往前走，像什么都没做过。
他们穿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边界——所谓的边界，其实只是一块界碑和一条看不见的线。界碑这边是法国人的地盘，安南巡捕挎着步枪巡逻；界碑那边是公共租界，英国人的锡克族巡捕包着大头巾，站在路口指挥交通。从公共租界再往北，过了苏州河，就是闸北。
苏州河上的桥是分界线。桥南是租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桥北是战场，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此刻，四川路桥上挤满了从闸北逃过来的难民。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抱着孩子，背着老人，像一条灰色的河流从桥北涌向桥南。独轮车上堆着被褥、锅碗、和从废墟里抢出来的几件家具。扁担两头挂着包袱和鸡笼，鸡在笼子里惊恐地咯咯叫。一个老妇人背着一口铁锅，铁锅比她的人还大，压得她的腰弯成了一张弓。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只花猫，花猫的耳朵缺了一块，尾巴断了半截，但它仍然是这个小女孩在世上唯一的伙伴。
租界巡捕在桥南设了卡，荷枪实弹，拦住难民不让进。“租界已经满了！”一个安南巡捕用生硬的上海话喊着，“不准再进了！退回去！”
难民们不肯退。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人，前面的人被巡捕的枪托砸回来。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怒吼声，混成一片。有人被挤倒了，后面的人踩上去，踩的人又被更后面的人踩倒。桥面上乱成一锅粥。
“走不了四川路桥了。”上官说。
“走新闸桥。”司马焦渡说。新闸桥在四川路桥西边，是一座小桥，平时走的人少。更重要的是，新闸桥附近有一个地下党控制的秘密渡口，摆渡的老头姓潘，是自己人。
三人拐进一条岔路，沿着苏州河往西走。河面上漂着垃圾、死猫、和不知道从哪儿冲下来的木板。远处的炮声越来越近，每一次爆炸都让脚下的地面微微震动。空气中开始出现硝烟的味道——不是租界里那种煤球炉的烟味，是tNt炸药爆炸后残留的刺鼻气味，是房子燃烧后的焦臭，是血和泥土混在一起的铁锈味。这是战场的味道。
司马焦渡对这种味道不陌生。去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时，他在闸北修电车轨道，一枚日军的炮弹落在离他不到两百米的地方，炸塌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瓦砾堆里埋了一家五口。他和工友们用手刨了三个时辰，刨出来的只有尸体。从那以后，硝烟味就刻进了他的鼻子里，再也洗不掉。
新闸桥到了。桥不大，石头砌的，桥面上铺着青石板，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如镜。桥下是一个小小的渡口，一条乌篷船系在岸边石墩上。摆渡的老潘头蹲在船头抽旱烟，看见司马焦渡，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恢复成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老潘叔。”司马焦渡蹲下来，压低声音，“我们要过河。”
老潘头磕掉烟灰，看了一眼他身后的上官和欧阳明月，没多问。他在这条河上摆了二十年渡，见过无数人过河，早就学会了不问来路、不问去向。“上船。”
三人上了乌篷船。老潘头解开缆绳，竹篙一点，小船无声地滑向河心。苏州河的水浑得像泥汤，船篙插进去，拔出来的时候带起一股腥臭的淤泥味。河面上漂着炮弹炸起的死鱼，白花花的鱼肚子朝天，眼睛被炸得凸出来，像在无声地控诉。
船到河心时，头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三架日军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从云层里钻出来，机翼下的太阳旗清晰可见。它们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屋顶掠过，机载机枪开始扫射苏州河上的船只。子弹打在河面上，激起一串串白色的水柱，像死神的指节在河面上敲击。
“靠边！靠边！”老潘头压低声音喊着，竹篙猛撑，把船撑向桥洞底下。乌篷船钻进桥洞的阴影里，头顶的石桥为他们挡住了飞机的视线。子弹打在桥面上，碎石屑簌簌落下，砸在乌篷上，像下了一场石雨。
一架飞机从桥顶掠过，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桥洞里的灰尘簌簌往下掉。司马焦渡趴在船舷上，抬头从桥洞的边缘看见那架飞机的腹部——灰色的金属蒙皮，铆钉的排列，起落架收起的缝隙里还沾着黑色的机油。他甚至看见了飞行员座舱侧面画的一排小红旗——那是飞行员的击落记录，至少有七八面。每一面旗，都代表一架被击落的中国飞机，或者一个被扫射的地面目标。
飞机飞远了。轰鸣声渐渐消失在天际。老潘头从桥洞里撑出船，继续往北岸划。
“狗日的小日本。”老潘头骂了一句，往河里吐了口唾沫。这是他上船后说的第二句话。
船靠北岸。三人下了船。司马焦渡从口袋里摸出两块大洋，塞进老潘头手里。“老潘叔，回去的路上小心。”
老潘头没推辞，把大洋收进怀里。他看着司马焦渡，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你也小心。”他顿了顿，“宝山路那边昨天落了炮弹，死了好多人。你家俞老伯的房子，不知道还在不在。”
司马焦渡的心沉了一下。
---
闸北和法租界是两个世界。
法租界的房子是红砖洋房，梧桐成荫，街上飘着面包香和咖啡香。闸北的房子是青砖瓦房、木板棚屋、和用铁皮、芦席、破砖头搭起来的棚户。法租界的街道铺着柏油，干净得能照出人影；闸北的道路是土路和碎石路，炮弹炸出的坑里积着浑浊的泥水，水面上漂着垃圾和不知道是谁的血迹。
但最让人窒息的不是环境的破败，是人。
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他们从被日军占领的街区逃出来，往租界方向涌。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声音已经沙哑了，像小猫叫。母亲的乳房干瘪了，没有奶水，她只能用手指沾着路边的泥水，滴进婴儿的嘴里。一个老头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躺着一个老妇人，老妇人的腿被弹片削掉了一截，伤口用破布条胡乱缠着，血已经把布条浸透了，顺着独轮车的车板往下滴。老头推着车，嘴里念叨着“快到了，快到了”，不知道是对老妇人说，还是对自己说。
还有那些走不动的人。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的瓦砾堆上，怀里抱着一床棉被，目光空洞地看着逃难的人流从面前经过。她不动，不说话，像一尊被遗弃的雕像。一个光着上身的小男孩蹲在一具尸体旁边——那是他母亲的尸体，被弹片击中了胸口，已经僵硬了。小男孩推着母亲的肩膀，嘴里喊着“娘，娘，起来，鬼子来了”。母亲没有起来。
上官走在最前面，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不是冷血，是见得太多，已经麻木了。他在军统八年，见过比这更惨的。南京沦陷的时候，他在下关码头，看见长江水被血染红，看见江面上漂满了尸体，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像一锅煮烂的饺子。从那以后，他的泪腺就干涸了。
欧阳明月低着头走路，灶灰掩盖了她脸上的表情。她的脚步很稳，但司马焦渡注意到，她经过那个小男孩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只是一瞬间，然后继续走。
司马焦渡走在最后，他的左手伤口又开始渗血了——纱布已经湿透了，血顺着手腕流进袖子里，被粗布衣服吸干，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他没有停下来处理。赫连秋水还在宝山路，每一分钟的耽搁，都可能意味着死亡。
宝山路到了。
这里昨天挨过一轮炮击。整条街被炸得面目全非——房子塌了一半，瓦砾堆里露出断裂的房梁、压扁的家具、和被炸成碎片的衣物。一根电线杆被炸断了，电线耷拉下来，在风里晃荡，发出呜呜的响声。街面上有一个巨大的弹坑，直径足有三米，坑里积着浑浊的雨水，水面上漂着一只小孩的布鞋。
俞伯通的房子在宝山路尽头，是一间低矮的砖木结构老屋，门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枣树。司马焦渡远远就看见了那棵枣树——它还站着，但树冠被弹片削掉了一半，剩下的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天空，像一只烧伤的手臂。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房子还在，但墙上布满了弹孔，窗户的玻璃全碎了，木窗框歪斜着挂在墙上。门虚掩着，门板上有一个拳头大的洞——是弹片打的。
上官举枪，侧身推开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屋里一片狼藉。桌椅翻倒，碗筷碎了一地，墙上的年画被气浪撕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画着一个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娃娃的脸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像一道诡异的笑容。灶台上的铁锅被打翻了，锅里的粥已经干涸，结成一层灰白色的糊嘎巴。
没有人。
“俞老伯！”司马焦渡压低声音喊。没有回应。
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往屋里走，脚下踩到一样东西——软软的，低头一看，是一只千层底布鞋。鞋面上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针脚细密，是手工绣的。赫连秋水不会绣花。但这只鞋的大小，和她的脚差不多。
他捡起布鞋，翻过来看鞋底。鞋底的磨损痕迹很新，鞋面上沾着新鲜的泥土和几点暗红色的痕迹——是血。
“后门。”上官说。
三人穿过堂屋，来到后门。后门通往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两侧是密集的棚户区。后门的门槛上，有一道拖拽的血迹——不是喷溅的血点，是被拖行的身体留下的，暗红色，已经半干了，像一条扭曲的蛇从门槛一直延伸到巷子深处。
司马焦渡沿着血迹追出去。血迹在巷子里拐了一个弯，消失在一间用铁皮和木板搭成的棚屋门口。棚屋的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
上官举枪掩护，欧阳明月守住巷口，司马焦渡推开门。
棚屋里很暗，只有屋顶的铁皮缝隙漏下几缕光。地上铺着一张破草席，草席上躺着一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褂子，右腿的裤管被血浸透，伤口用撕碎的床单胡乱包扎着。是俞伯通。
“俞老伯！”司马焦渡蹲下来，检查老人的伤势。右大腿被弹片击中，伤口很深，但幸好没有伤到大动脉。老人的脸色苍白，嘴唇干裂，额头上全是冷汗，但眼睛还睁着。
“小司马……”俞伯通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木头，“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
“赫连医生呢？”司马焦渡按住他的伤口，血从指缝间渗出来，温热的。
“被……被带走了……”俞伯通喘着气，每一个字都像从肺里硬挤出来的，“昨天傍晚……来了一伙人……穿着便衣，拿枪……把赫连医生带走了……我拦不住……他们打了我一枪托……腿上的伤是后来……后来炮弹落下来……弹片崩的……”
“什么人？76号还是特高课？”
“不……不是特务……”俞伯通摇头，浑浊的老眼里露出困惑的神色，“他们说的话……我听了……不是汉奸……是……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弱。
“是什么？”司马焦渡把耳朵凑近老人的嘴。
“是……青帮的人。”俞伯通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这几个字，然后昏了过去。
青帮。
司马焦渡的手指攥紧了。青帮是上海滩最大的帮会，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抗战爆发后，青帮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跟着杜月笙去了香港，一部分留在上海，有的暗中抗日，有的投靠了日本人。带走赫连秋水的，是哪一路？
他检查了俞伯通的伤口，用老人身边仅剩的半瓶烧酒冲洗了一下，撒上自己身上仅剩的一点磺胺粉，重新包扎好。然后把老人抱到草席上，盖上一条薄被。
“他还活着，但必须尽快送医。”他站起来，对上官和欧阳明月说。
“去哪？”欧阳明月问。
司马焦渡沉默了一瞬。法租界的林济民诊所已经废弃了，闻人康的药材行还没有建立起来，地下党在闸北的救护点昨天被炮弹炸没了。眼下整个闸北，唯一还能救人的地方是——“去共舞台。”
欧阳明月愣了一下。
“共舞台的班主叫谭啸林，是青帮的人。”司马焦渡说，“他欠我一个人情。今天，该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