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豫南省，热得像蒸笼。
日头一出来，柏油路上就泛起一层白晃晃的蒸汽。蝉在路边的杨树上叫一阵歇一阵。王新从车里下来，鞋面立刻蒙了层灰。
龙子湖高校区还是一片大工地。
八千亩洼地填了土，几条主干道刚铺完水稳层，围挡后面，塔吊林立。
豫南牧专的新校区在这儿，豫南财经的新校区也在这儿，加上中原水利学院，还有几家专科院校，挤在一片曾经叫龙子湖的水洼边上，等着各自的新校舍。
风一起，黄尘卷着水泥味扑过来，呛得人嗓子发紧。
围挡上刷着“加快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的白字，红漆描的边，被太阳晒得起了皮。
老校长的报告递上去第九天，省里的电话就到了——不是拒绝，是请王新过去谈谈。
接电话那天王新正在这片工地上转悠，手机信号断断续续，他捂着另一只耳朵走到围挡外面才听清。
挂了电话，他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那片刚填起来的洼地。
会议室很大，长条桌，铺白桌布。
桌上摆着一排玻璃杯。对面坐着教育厅的两位副厅长、规划处的处长，还有省里主管文教的副秘书长。
王新一个人坐在对面，身后是他的父母和冯子君——父母是被他硬拉来的，用他的话说：“今天这场面，得让家里知道，他们儿子这半年在鼓捣什么大事。”
“材料看了吗？”副秘书长开门见山。
“看了。”年轻的女副厅长把材料合上，指尖在封面上敲了两下，语气平平，“小王同志，构想很好，动议也大胆。但是我先泼盆冷水——四个学校，四个婆婆，两个省厅局委，一家一个历史包袱，编制、资产、职称、校舍，哪个不是天大的事？合并重组，全国成功的先例一只手数得过来。凭一份材料、一笔捐款，教育部凭什么给你批？”
话说完，会议室里只剩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王新没有急着回答。他先看了女副厅长一眼，又看了看副秘书长。
他先问了三个问题。
他开口就是第一问：“省里今年秋粮收购，国际粮价还在涨，粮食安全写进了多少份文件？豫南省农牧业的产值占全省经济的比重是多少？可全省有没有一所拿得出手的农牧类大学，给这条命脉提供人才？”
女副厅长没接话，但手里的笔停了。笔尖在纸上洇了个小黑点。
他接着扔出第二问：“龙子湖这些大学，去年招生多少，报到率多少，毕业生留在本省的多少？学校没有牌子，招不来学生；招不来学生，留不住教授；留不住教授，就更没有牌子——这个死结，光靠省里每年挤的那点经费，多少年解得开？”
会议室里，规划处的处长低下头，在本子上记了什么。笔尖划纸的沙沙声，隔着桌子都能听见。
王新站起身，把一份文件放在桌子中央，用两根手指把它推到桌布中间，开口说了第三问：“这是我的捐赠承诺书，两个亿，公证处已经做了公证，资金来源合法，京大数量经济研究所的两位教授做见证。我不要宣传，不提任何条件——只有一个要求：这四个学校合并起来之后，从今年起，每年在豫南省扩招两千人，让更多豫南省学子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副秘书长把承诺书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抬起头，第一次露出了一点笑意：“小王，你的两个亿，买不动一所大学。但是你刚才这三问，值好几个亿。”
他环视一圈：“这样。第一，省里牵头，成立合并筹备组，老校长进组，负责学校家底摸排；第二，你说的十个亿产业配套，三个月内，我要看到落地协议；第三——”副秘书长顿了顿，“教育部的关口，你小子既然有门路，就自己多想办法。省里负责搭台，唱戏的资本，得你自己挣。”
散会后，走廊里，父亲王勇平一直没说话。
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
走到电梯口，他忽然停下脚步，抬手在王新的肩膀上重重按了按。那一下按得很沉，王新的肩往下塌了塌。
王新以为父亲要说什么，比如你小子疯了吧，比如家里钱不能这么糟践。
王勇平憋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儿子，干得不错，陈静那孩子，是个好孩子。这个钱，花得值。”
电梯门开了。王新和王勇平走进去，在门合上之前，冲父亲用力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一个月，王新成了空中飞人。
早上在长沙，下午在京城，第二天又出现在沪市。
雪王赵洪生把乳业和牧业基地的产学研协议签了，顺带把饲料厂、食品加工厂的落地协议一起打包；
三一重工的河南代理把农机实训基地的协议送了过来；
连史玉竹都打来电话，说征途游戏里要做一个牧场玩法，索性把游戏美术和农大的数字农业实验室拉了个合作。
十个亿的产业盘子，一个月，签齐了。
八月底，京大。
校园里的梧桐叶还绿着，暑气没散。王新拎着一兜材料爬上数科院那栋老楼。
王新敲开了数科院周教授办公室的门。周教授七十多岁了，桃李满天下，教育部的好几位司局长，都出自他门下。
老爷子戴着老花镜，正低头看一本期刊，听见门响，头也没抬。
王新把构想从头讲了一遍，讲到“八千亩”的时候，老爷子翻过一页纸。
老爷子听完，扶了扶老花镜，慢悠悠地问：“就叫‘华国农牧大学’？”
“就叫这个。”王新说，“名字要大，旗帜才立得住。粮食安全，是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最大的事之一。别人做大学的梦，是没条件；我们有条件不做，那是犯罪。”
老爷子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把期刊合上，提笔铺纸：“信，我现在就写。不过小王，丑话说前头——我这点面子，能让报告进得了门，批不批，还得看你们自己的功。”
“功？”王新一愣。
老爷子没解释，只把笔蘸了蘸墨，低下头写起来。
九月，教育部评估专家组进豫南省考察。考察的最后一天，有个环节，是随机走访农户。
专家组的面包车，开进了豫南省中部的一个村子。
田埂上，有个晒得黝黑的年轻人迎上来，领着专家看土壤改良示范田、看秸秆还田的点、看农户手里记录本上密密麻麻的数据。
那本子封皮卷了角，纸页发黄。
专家随口问：“小伙子，哪个学校的？”
年轻人咧嘴一笑：“豫南农大的，学土壤的。老师，我知道你们是来看啥的。我就说一句——俺们这批学土壤的，是真爱这行。要是真能办成那所大学，俺们这些人，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一边种地一边觉得自己低人一头了。”
带队的老专家盯着这个年轻人看了半天。年轻人的后背被汗浸湿了一片，袖口卷到胳膊肘。老专家把他的名字和电话记在了本子上。
回程的车上，老专家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话：“把这块地的报告，写在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