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弦坐在法庭冰凉的长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背包粗糙的布料。她的目光穿过略显空旷的旁听席，落在被告席那个熟悉的背影上，谭笑七今天穿着一件长袖衬衫，肩膀绷得笔直，像一把拉满的弓。
她出现在这里，是意外，也并不意外。前天帮七哥接邬总电话时，那个低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转告七哥，谭妈那边的起诉，后天开庭。”虞和弦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出汗。电话挂断后，她在四室两厅的落地窗前站了许久，望着对面塔楼稀疏的灯光，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去北京。悄无声息地去。
智恒通的记忆总是带着一种温暖的底色。虞和弦还记得一年前的那个雨天，她和姐姐虞海仙拖着两个磨损严重的行李箱，站在狮子楼金碧辉煌的大堂里。领班的眼睛像扫描仪一样在她俩身上来回移动。那天，她们一群小姐妹刚从江西来到海市，身上的衣裳是狮子楼老板买的，新潮又廉价。
在狮子楼的日子不长，十七天。虞和弦却觉得像过了十七个月。醉醺醺的客人、桌底下突然伸过来的手、领班意味深长的“提醒”，她脑子里那根弦时刻紧绷着，睡觉时枕头下都藏着一把水果刀。姐姐海仙有次躲在洗手间哭，因为有个客人把酒泼在她新买的衬衫上，手“不小心”停留了太久。
然后命运转弯了。毛总来狮子楼宴请客户，离席时在走廊上看见正在帮忙的咨客虞和弦——她正费力地搬着一箱空酒瓶，手腕细得让人心惊。毛总要了她的联系方式。两天后，姐妹俩站在了智恒通22号大楼前。
那是全然不同的世界。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老魏会在午休时泡一壶菊普，给每个人都倒一小杯；吴德瑞说话总是不紧不慢，遇到难题就大笑来掩饰尴尬；邬总雷厉风行，但吩咐工作时总会多说一句“辛苦了”。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人用那种黏腻的目光打量她们，没有人“开玩笑”地碰她们的肩膀或腰。姐妹们第一次领到工资的那个晚上，在公司提供的荣泰楼小房间里，海仙忽然说：“和弦，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扎根。”
虞和弦当时用力点头，心里涌起一种近乎虔诚的感恩。她感谢毛总的引荐，感谢这里每一个人用平常的目光看着她们——那种目光让她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
飞机起飞后，绕着海市上空转了大半圈，然后摆正机头向北飞去。舷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郁郁葱葱渐变为北方的开阔萧索。虞和弦手里握着小瓶矿泉水。她想起第一次知道谭笑七身世的那天。
那是个加班到深夜的冬日，北京崇文门饭店七层商务套间里，只剩下她和邬总在整理一份文件。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邬总忽然说：“谭总今天情绪不太好。”虞和弦当时正在装订文件，针尖不小心刺到了手指。
邬总的话很克制，但虞和弦听懂了那些没说出口的部分——弃养、挣扎、白手起家。她没说话，只是继续手上的工作，心里却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后来她曾仔细分辨过那情绪的成分：有心疼，但更多是一种奇异的感激。是的，感激。如果不是那些磨难把谭笑七锻造成现在这样——像野草一样坚韧，像刀锋一样锋利——那么他可能永远不会离开北京，永远不会来到海市，永远不会创办智恒通，那么虞和弦的人生轨迹也将完全不同。
“很扭曲的想法吧。”她当时自言自语。
但这就是虞和弦，一个习惯在每一片乌云上找银边的人。农村老家那三间瓦房、父母对三个哥哥明显的偏袒、初中毕业就被要求下地干活的夏天——她都感恩。感恩父母毕竟没真的把她们姐妹送人，感恩家里饭桌上总有一小碟鸡蛋是专门留给两个女儿的，感恩父母最终允许她们来海市，虽然只是为了“挣嫁妆”。
“人要知足。”这是母亲常说的话。虞和弦深以为然。
法庭的空调开得很足，虞和弦搓了搓手臂。旁听席上人不多：几个记者模样的人坐在前排，还有一个穿着朴素的老人，手里捏着一串佛珠。
她的位置选得很巧妙——从谭笑七的方向看过来，这里恰好被一根大理石柱挡住大半；但如果稍微侧身，就能看见七哥的侧脸。此刻的谭笑七微微低着头，律师正在她耳边轻声说着什么。她今天把头发盘起来了，露出白皙的脖颈，那个姿势让虞和弦想起某种鸟类，警觉而脆弱。
虞和弦忽然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如此长久地、不被察觉地注视谭笑七。
比如有次虞和弦送文件到总裁办公室，推门看见谭笑七站在窗前，背影在夕阳里薄得像纸；听见声音回头时，眼睛里有些没来得及收拾的情绪。
姐姐海仙是先动心的那个。虞和弦清楚地记得，海仙提到“谭总”时声音会不自觉放软，会默默记下谭总在十天里七天喝高碎三天和绣球的偏好。那时虞和弦还调侃过姐姐：“谭总那么矮，你穿高跟鞋都比他高半头了。”
海仙当时很认真地反驳：“身高有什么要紧？他站在那里，就是比所有人都高大。”
后来海仙因为那场意外突然离开。悲伤之余，虞和弦某天清晨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在想：“不知道谭总今天会不会又忘记吃早餐。”那一刻她愣住了，然后在渐渐亮起的天光里，明白了某些东西早已悄然改变。
“现在开庭。”
法官的声音把虞和弦拉回现实。她看见原告席上坐着一对老夫妇——谭笑七的父母。他们比想象中更苍老一些，穿着体面但略显过时的衣服，背挺得很直。谭妈妈偶尔会往被告席方向看一眼，又迅速移开视线。
虞和弦试着想象谭笑七此刻的心情。会愤怒吗？会委屈吗？还是早已麻木？她想起自己老家的父母。她理解谭笑七为什么选择法律途径而非私下和解。有些伤口太深，深到任何温情的话语都会变成盐。虞和弦从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调解”或“帮忙”，那不是她该做的事。她能做的，只是坐在这里，像一个无声的见证者。
庭审过程比想象中冗长。虞和弦注意到谭笑七全程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由律师应对。只有一次，当对方律师提到“未尽孝道”时，他抬起头，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弧度。
那一刻，虞和弦忽然很想走过去，不是说话，只是站得近一点。但她没动。她知道他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拯救”。
虞和弦靠在椅背上，忽然想起姐姐海仙出事前的那个周末。她们一起去逛夜市，海仙在一个卖手工饰品的摊位前停下，买了两条细银链。
“一条给你，一条给谭总。”海仙笑着说，“他整天戴那块假手表，都不像个老总。”
后来虞和弦把自己那条收起来了，没忍心戴。而该给谭笑七的那条，她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送出去。现在那条链子还躺在她床头柜的小盒子里，偶尔打开看看，银光已经有些暗淡。
回到法庭时，最后的陈述即将开始。虞和弦重新坐下，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谭笑七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法庭辩论依然在持续中，那些话关于责任与界限，关于付出与索取，关于一个孩子如何独自长大。虞和弦听着，忽然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家里决定不让姐妹俩继续读书的那个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哭，姐姐抱着她，说：“没关系，我们去城里，自己挣钱，自己活。”
后来她们真的做到了。虽然艰难，但终究站稳了脚跟。就像谭笑七，从被弃养的童年，到如今坐在被告席上冷静自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自己把自己从泥土里拔出来的人。
当庭上最后播放谭总弟弟的录像时，虞和弦就觉得不好。寒体的功成使得她具备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知，然后她发现谭妈就要倒下去。虞和弦毫不迟疑地冲过去，一把将谭妈的头托住，避免了那颗已经长满斑斑白发的脑袋直接磕在法庭冰冷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此举违背了虞和弦的初衷——她本来打算等到法庭宣判后就悄咪咪回海市，不告诉谭笑七和邬总。
坐在法院拉犯人的中型面包车里，面对着谭爸，虞和弦思绪万千。她相信谭总不会责怪自己，她也不想违背谭总的心愿。从庭审过程看，明摆着谭总心里已经没了这对老人。而且自己要是过度帮忙，一定会让七哥不开心。所以虞和弦决定，到了医院，等谭妈情况稳定下来，就给七哥打电话，告诉他：首先，自己以后会以谭总“干妹”的身份适当照顾两位老人；不会给钱，只会买一些生活用品，每个月不超过两次探望；其他的自己不会多做。
谭爸惊奇地看着这个漂亮小姑娘。午后的阳光透过车窗映到她年轻的脸上，充满了勃勃生机。于是谭爸叹了一下“唉，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就好了。”他试探道，“姑娘，你是？”
“谭伯伯，您好，冒昧了。我是谭总——啊，就是谭笑七的干妹妹，您的干女儿！”虞和弦觉得自己有点大言不惭。“干妹妹”没错，可是早变了性质；至于直说自己是干女儿，就好像逼着老头给红包似的。
谭爸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他知道小七是大公司的老总，但他觉得能陪在大儿子身边的女人只可能是孙农。在起诉期间，谭妈多次念叨过孙农，说那个没良心的丫头也不来看她。谁知道忽然冒出一个干女儿来，还及时救了老伴一命。谭爸知道，刚才谭妈那下要是磕结实了，脑震荡肯定没跑。
谭爸又惊又喜，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梦想成真，我真的有女儿了，这么漂亮，这么飒利。他的手哆嗦着，在口袋里找钱。老头知道规矩，第一面时当干爹的一定要给闺女一个大红包。可惜，自打小九没了以后，谭爸就把财政大权交给了谭妈。
“您在找什么？”虞和弦有些奇怪。
“唉，闺女，你都认我当爸了，我怎么也得给你红包吧！”
虞和弦清脆的笑声在车厢里回荡，这老头真有意思。然后她看见依然昏迷的谭妈，又觉得这么笑不妥：“不用了，以后让我干哥补上就行。”
躺在担架上的谭妈其实意识清醒。她就是看到电视屏幕上的小九，一时心情激荡才昏倒的。听了小姑娘和老板的对话，谭妈却不觉得好笑。谭笑七说得对，谭妈不会就这么轻易缴枪。而且老太太心思活泛：既然小七攻不下来，何不从这个自称是谭笑七干妹妹的小姑娘身上下手！总之，她一定要从儿子手里榨出一大笔钱来。谁都靠不住，唯有把现金攥在手里，谭妈才能踏实。
前边，同仁医院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