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志远带着家人在小区游乐场玩，手机震动起来，是个本地陌生号码。他接起，一个粗粝嚣张的男声直接灌入耳膜：
“是赵志远吗？你兄弟扎西在我们这儿借钱，连本带利到期了，人找不着，电话不接。他留的紧急联系人是你。这钱，你看是你替他还了，还是我们按照地址去找你‘聊聊’？”
志远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游乐场的嘈杂、孩子的笑声，瞬间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他走到一边，压低了声音，却压不住里面的震怒和冰冷：“他借了你们多少钱？什么时候借的？借条呢？”
对方报出一个数字，不算天文数字，但足以让志远眼前发黑。
时间就在最近两周，借条？对方嗤笑一声，说了个本地有名的、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放贷公司名字。
“我们这儿规矩，借条当然有，但现在人找不到，我们就找担保人，找紧急联系人。赵先生，你看是破财消灾，还是让我们上门服务？我们服务态度好，就是动静可能有点大，吓着邻居孩子就不好了。”
赤裸裸的威胁。志远感到一阵眩晕，怒火和彻骨的寒意交织。扎西！他竟然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在自己发出最后警告之后，又去借了高利贷！
他不仅赌，还敢借这种钱！他把自己当成了什么？无限提款机？还是可以肆意挥霍其信任和善意的傻瓜？
“我没有义务替他还这笔债。”志远的声音冷得像冰，“我和他只是朋友，而且借钱的事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在现场，更没有在借条上签字，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人。你们找错人了。”
“朋友？他可是口口声声叫你‘大哥’，说你能替他做主。”
对方不依不饶，“我们不管那些，我们就认他留的这个电话和名字。给你一天时间，明天这个时候，钱不到位，我们就按他留的你老家地址，还有你这边我们知道的小区，都去拜访拜访。到时候，可就不是电话里这么客气了。”
电话被挂断。志远站在原地，午后的阳光晒在身上，他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只有刺骨的冷。
沐晨跑过来拉住他的手：“爸爸，你怎么了？”
志远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摸了摸儿子的头：“没事，爸爸有点累。咱们先回家。”
回到家，志远的脸色让大丽和秀玲都吓了一跳。他简短说明了情况，家里的空气瞬间降至冰点。
秀玲第一个爆发，声音带着哭腔和前所未有的愤怒：“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祸害改不了！这才消停几天？又去借高利贷！还把债主引到家里来！志远，这次你要是再管，我就……我就带着大丽回老家去！这日子没法过了！”
大丽狠狠捶了一下桌子，脸色铁青：“报警！马上报警！这种放高利贷的，还有扎西那个混账东西，让警察去管！”
“志远……这次，真的不能再心软了。他们……他们要是真找来，我们怎么办？孩子还这么小……”大丽虽然气愤，但是更多的是担心。
志远看着家人惊恐、愤怒、无助的脸，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他几乎窒息。
他对扎西残存的那最后一点不忍和兄弟情义，在这通威胁电话和家人惊恐的眼神中，被碾得粉碎。堤坝，终于被最汹涌、最肮脏的洪水冲垮了。
他拿出手机，先拨通了扎西的电话。果然，关机。
他深吸一口气，再拨通那个威胁他的号码，声音平静得可怕，却蕴含着风暴来临前的死寂：
“钱，我一分不会替他还。人，我也找不到。你们有什么手段，尽管使。但我提醒你们，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敢踏进我家小区一步，敢骚扰我的家人一次，我保证，你们和扎西，一个都跑不掉，我会用一切合法手段追究到底。至于扎西，”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我和他，从此恩断义绝。他的死活，与我无关。”
说完，他不管对方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的叫骂，直接挂断、拉黑。
然后，他转向家人，眼神疲惫却坚定：“大丽，报警吧。把放贷公司的信息和电话给警察。妈，这两天尽量别单独出门，接送孩子我去。至于扎西……”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熟悉而安宁的社区景色，声音低沉下去，带着斩断一切的决绝：
“我仁至义尽了。路是他自己选的，后果，也该他自己担了。”
这一刻，志远感到一种撕裂般的疼痛，但也有一股沉重的、枷锁脱落般的释然。他终于明白，有些深渊，不是靠善意和拉扯就能填平的。
有些人，只能在沉沦中自我毁灭。他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守护好自己身后，这个他真正背负着责任的家。
远方的惊雷，终于化作近在咫尺的暴雨，而他，必须为自己和家人，撑起最后一把牢固的伞。
至于扎西，已被他彻底划出了生命的世界。那声“大哥”，终究湮灭在了赌徒永不满足的贪婪和欺骗里。
报警后的几天，志远一家是在一种高度警惕的沉闷中度过的。
派出所接了案，做了记录，对那家放贷公司也做了问询，但这类事情处理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对方在电话里的威胁，取证不易，暂时只能起到震慑作用。
警察同志也提醒志远注意家人安全，有事立即报警。
志远向单位说明了情况，请了几天年假。他每天接送大丽上下班，接送沐晨上学放学，自己出门也格外留意四周。
秀玲减少了下楼遛弯的次数，买菜都尽量选人多的时候，或者让志远带回来。家里的窗户入夜就拉得严严实实，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人的心提起来。
那种被阴影窥视、平静生活可能随时被打破的恐惧，像一层潮湿的苔藓，无声地蔓延在家庭的每个角落。
大丽夜里睡得不安稳，稍有动静就会惊醒。志远心里的那根弦绷到了极限。
对扎西，那点残存的情义早已被愤怒和彻底失望取代，只剩下冰冷的决绝。
他甚至希望警察快点找到扎西，让他为自己惹出的祸端负责。
但更深的无力感在于，他发现自己依然无法完全掌控局面，无法立刻将家人从这种潜在威胁中彻底剥离出来。
他痛恨这种被动，痛恨扎西将这种肮脏的危险引到他的家门口。
就在这种焦灼中，第四天傍晚，志远的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被拉黑过一次、又换了号码打来的放贷人。
这次，对方的语气少了些嚣张，多了些气急败坏。
“赵志远！你行啊，报警是吧？警察找我们喝茶了！可那又怎么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扎西这王八蛋躲起来了，这账就得算你头上！我告诉你，别以为警察管一次就没事了，我们……”
“我最后说一次，”志远打断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淬了冰，“我和扎西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担保关系。他的债务，与我无关。你们有任何经济纠纷，去找他本人，或者通过法律途径。再打这个电话骚扰我和我的家人，我会继续报警，并且保留追究你们恐吓、骚扰法律责任的权利。你们不是做生意的吗？掂量掂量，为了扎西那点烂账，值不值得把自己折进去。”
或许是被警察敲打过，或许是志远异常强硬、不留丝毫缝隙的态度让对方意识到，这根“稻草”不仅压不垮，还可能扎手。
对方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了几句，最终撂下一句“你等着瞧”，便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