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远的纸条是在他被捕后的第十三天传到陈默手里的。
这十三天的每一天都漫长得像一年。陈默照常上班，照常翻译文件，照常在走廊里遇到佐藤时点头微笑。河野的办公室门还是关着的，林曼春偶尔打电话来，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应着，声音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但在那些无人看见的时刻——深夜独坐的时候，清晨洗脸的时候，站在窗前看梧桐树叶子在风里翻动的时候——他在想方明远。想他现在被关在哪间牢房里，有没有受刑，有没有吃上饭，有没有想起那间正房里翠绿色灯罩的台灯和书架上那些很少被翻开的书。
纸条是通过一个姓周的律师传出来的。周律师是方明远的私人法律顾问，在南京城里小有名气，专办刑事案件，跟汪伪军委会的不少人打过交道。方明远被捕后，周律师以“了解案情、准备辩护”为由，申请会见了当事人。会见室里有监听，有监控，有宪兵站在门口，周律师不能带任何纸笔进去，也不能从方明远手里接过任何东西。但他出来的时候，大衣内侧口袋里多了一个用烟盒锡纸揉成的纸条，纸很小，叠得很紧，叠到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纸条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辗转了几天，经过了至少三个交通员的手，才在4月下旬的一个雨夜到了陈默手里。送信的是秦雪宁，她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大衣湿了大半，头发上挂着细碎的雨珠。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先换鞋、倒水，而是径直走到陈默面前，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用烟盒锡纸揉成的纸团。锡纸在灯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边角有些磨损，卷曲着，像一个蜷缩起来的、小小的生命体。有些地方被汗水浸过，发暗、发软、失去了金属的光泽。
陈默盯着那个纸团看了几秒，伸出手，把它拿起来。锡纸在他的指尖下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像一个人在很轻很轻地叹气。他把纸团一层一层地展开，锡纸很薄，有些地方已经破了，字迹断断续续的，但每一个字都认得出来。
六行字。钢笔写的，字迹是方明远的，但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的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都像是刻出来的。现在这些字的笔画有些抖，有些地方墨迹洇开了，有些地方又干得发白，像是在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下写成的。纸很短，但他看了很久。
“影。线已断。单飞。勿念。勿寻。勿救。”
最后一个“救”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长到拖出了纸的边缘，像一个人在黑暗中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但什么都没有抓到，手就那么悬在空气中，慢慢地、无力地垂下来。
陈默把纸条放在桌上，手还保持着展开纸条的姿势，五指微微张开，指尖搭在纸条的边缘，像怕它被风吹走。秦雪宁站在他对面，大衣还在往下滴水，水珠落在地板上，一滴一滴的，汇成一小滩。她没有催他，也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陪着他。
陈默把纸条从桌上拿起来，凑到台灯下又看了一遍。不是不相信自己刚才看到的内容，是想再看一眼方明远的字迹。那些笔画有些歪扭的字，是方明远用手写出来的那双手，他见过，手背上有一道很长的疤痕，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是他在龙华寺藏胶卷时留下的。
影。这是方明远第一次用这个字叫他。以前他叫“烛影”，全称。现在叫“影”，少了一个字。是来不及写全，还是故意省掉？也许方明远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多写一个字了。线已断。他的情报线断了，和他的联系也断了。从今往后，他们之间那根细细的、看不见的线，被剪断了。单飞。他要一个人飞了。没有上线，没有下线，没有同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可以依靠。
陈默把纸条叠好。不是叠回那个指甲盖大小的纸团，是叠成一个很小很小的方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像一枚棋子。他把它放进内衣口袋，贴着心脏的位置。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噼噼啪啪的，把外面的霓虹灯光模糊成一团粉红色的、没有形状的光晕。他站在窗前，看着那片光晕，看了很久。目光穿过光晕，看到的不是南京路的霓虹灯，是方明远。方明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他说“鹤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是你的”。他说“陈毅同志说，这份情报可以抵得上一个师”。他说“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
他的戏演完了。不是杀青，是停演。幕布落下来，演员没有谢幕，台下没有掌声。观众散场了，灯灭了，剧场空了。只有他一个人还站在台上，等着下一场戏的开场铃。但铃不会响了。下一场没有他了。
陈默闭上眼睛。睫毛在轻轻颤着，不是怕，不是冷，是有什么东西从眼睛里面往外涌，止不住，挡不住。温热的液体从眼眶里溢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用手背擦了，又流出来了，擦了又流出来了。他索性不擦了，让它们流。反正没有人看见。秦雪宁在楼下，窗户关着，窗帘拉着，这间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和那张纸条，和那些正在慢慢变干的、从秦雪宁大衣上滴下来的水渍。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半小时，也许更久。雨声渐渐小了，窗玻璃上的水珠不再那么密集了，霓虹灯的光晕从粉红色变成了橘红色，又变成了淡黄色。法租界的夜在慢慢深下去，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一幅用墨汁泼出来的画，没有轮廓，没有边界。
陈默从窗前转过身，走到桌边坐下来。他把台灯的灯罩压低了一些，让光只照亮桌面上那一小块地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在纸上写了一段话。不是给组织的汇报，不是给任何人的留言。是一段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下来的话：“方明远，代号鹤，汪伪军委会少将高参。1944年4月被捕。狱中传话：‘保护好影。我的线已断，你必须单飞。’”
他写完这几行字，盯着看了几秒，把纸撕碎了，扔进了纸篓。然后他把台灯关了，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听着雨声渐渐停了，听着窗外的梧桐叶不再哗哗地响了，听着远处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从远处飘来，又从远处飘走。不知道坐了多久，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个叠成方块的纸条，在黑暗中摸了摸它的轮廓。纸条很小，很薄，叠得很整齐，指尖摸上去光滑平整，感觉不到任何字迹。但他知道那些字在那里。他用指尖一遍一遍地描着那些字的笔画，像一个盲人在读一封只有他能读的信。
天亮的时候，陈默站起来，走到洗脸架前，拧开水龙头，用凉水洗了把脸。水很凉，凉到有些刺骨。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那张脸有些苍白，眼袋发青，像一夜没睡。一夜没睡。他把毛巾搭回架子上，整了整衣领，走出房间。
秦雪宁已经在厨房热粥了。她听见他下楼的声音，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没有问他昨晚睡没睡，只是说“粥好了，过来吃”。他走过去，在桌边坐下来，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舌尖发麻，但他没有停下来，一口一口地喝着。秦雪宁在他对面坐下来，端着另一碗粥，没有喝，看着他。
“方明远的事，”她开口了，“你不怪自己吧？”
陈默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继续喝粥。粥的热气从碗里蒸腾上来，模糊了他的视线。在那一团白茫茫的热气后面，方明远的脸若隐若现的，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坐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说“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