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味坊的工厂在九龙观塘工业区，一栋六层的灰白色大楼，外墙爬满了岁月的痕迹。何雨柱到的时候，陈慧娴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她今天穿了身米色工装，戴着安全帽，看起来像个普通技术员。
“何老板，欢迎。”她伸出手，姿态放得很低。
“陈经理客气。”何雨柱和她握手，掌心干燥温热。
两人并肩走进工厂。车间里机器轰鸣，生产线像一条条钢铁长龙，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工人们穿着统一制服，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味道——面粉的麦香、油脂的腻香、还有糖的甜香。
“这是饼干生产线。”陈慧娴介绍，“每小时能生产三吨。那边是调味品车间，蚝油、酱油、辣椒酱都在那里做。”
何雨柱看得仔细。设备是台湾产的，不算最新，但保养得很好。工人操作熟练，流程规范。墙上贴着各种安全标语和操作流程，中英文对照。
“管理很规范。”他说。
“我父亲立的规矩。”陈慧娴说，“他说食品是良心生意，马虎不得。”
走到调味品车间，何雨柱停下脚步。这里的生产线明显老旧，灌装机还是半自动的，需要工人手工放瓶。车间角落堆着不少空桶，标签褪色，看起来放了一段时间。
“这条线，二十年了。”陈慧娴苦笑，“一直想换，但资金紧张。香港地价贵，人工贵，利润薄，换条新线要三百万，投不起。”
“产品呢？卖得怎么样？”
“老顾客还认，但年轻人不爱买了。”陈慧娴说，“说我们的酱油太咸，蚝油太腥，辣椒酱不够辣。可改了配方，老顾客又骂。”
她指着墙上的一张老照片：“这是我父亲，1968年拍的。那时候美味坊刚有起色，他笑得特别开心。”
照片里的男人四十来岁，穿着白衬衫，站在工厂门口，笑得露出一口白牙。背后是简陋的厂房，墙上用红漆刷着“美味坊”三个大字。
何雨柱看着照片，又看看眼前的陈慧娴。她眼角的细纹很深，鬓角有了白发。
“陈经理，”他开口，“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产品的问题，是定位的问题？”
“定位？”
“对。”何雨柱说，“老顾客要老味道，年轻人要新口感。为什么不分开做？老生产线继续生产老配方，贴‘经典系列’标签，卖给老顾客。新生产线做改良配方，包装设计时尚点，卖给年轻人。”
陈慧娴愣住：“可是……那成本不就高了？”
“高不了多少。”何雨柱说，“老生产线反正要淘汰，不如再坚持几年，专门做经典款。新生产线可以做多品种，小批量，灵活生产。香港市场小，但消费能力强。只要产品对路，价格不是问题。”
两人走出车间，在厂区花园的长椅上坐下。四月的香港，木棉花开了，火红的花朵落了一地。
“何老板，”陈慧娴忽然说，“你知道吗？我查过你。你在北京，也是从一个小食堂做起的。现在有厂，有店，还要来香港发展。你图什么？”
何雨柱捡起一朵木棉花，在手里转着。
“图一口气。”他说，“前世活得太憋屈，这辈子想活出个人样。”
“前世？”陈慧娴笑了，“何老板信这个？”
“信不信不重要。”何雨柱说，“重要的是，人得往前看。陈经理，美味坊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想让它在你手里发扬光大？”
陈慧娴沉默了很久。远处传来货车的轰鸣声，工人们在装卸货物。
“想。”她终于说，“做梦都想。可是……”
“没有可是。”何雨柱站起来，“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合作。”
“合作？”
“对。”何雨柱说，“雨柱食品出配方和技术，美味坊出生产线和渠道。咱们成立合资公司，专门做高端调味品。五五分成。”
陈慧娴盯着他：“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香港的渠道，你需要新的产品线。”何雨柱说，“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在香港单打独斗。有个本地伙伴，事半功倍。”
风吹过，木棉花簌簌落下。一朵正好落在陈慧娴肩头，她没拂去。
“我需要时间考虑。”
“三天。”何雨柱说，“三天后，我回北京。”
从美味坊出来，何雨柱去了铜锣湾的店铺。
店里生意不错，货架上的辣酱空了一半。店员正忙着补货，看见何雨柱，兴奋地说：“老板，今天卖了五百瓶！好多游客买，说要带回去送人。”
“好。”何雨柱看了看账本，“从明天起，每天限量三百瓶。”
“啊？为什么？”
“制造稀缺感。”何雨柱说，“另外，弄个小柜台，免费试吃。切点白馒头，抹上辣酱，让客人尝。”
“明白！”
正说着，店门被推开，进来个六十多岁的老伯，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同志，您这儿有‘雨柱辣酱’吗？”
何雨柱转身：“有。您要多少？”
老伯掏出个空瓶子——正是雨柱辣酱的包装：“我儿子从北京给我带的，吃完了。香港买不到，我找了七八家店，才找到这儿。”
何雨柱接过瓶子，瓶底刮得干干净净。
“您儿子在北京？”
“对，在机关工作。”老伯说，“这酱啊，跟我小时候在北京吃的一个味。香，不齁咸，还有点回甜。”
何雨柱从货架上拿了两瓶新的：“送您。”
“这怎么行！”老伯掏钱包。
“不用。”何雨柱说，“您喜欢，就是最好的广告。”
老伯千恩万谢地走了。店员小声说：“老板，您这样送，咱们赚什么呀？”
“赚口碑。”何雨柱说，“做食品，口碑比利润重要。”
傍晚，何雨柱回到湾仔的公寓。刚进门，手机就响了。
是北京厂里的老赵。
“何老板，出事了！”
“又怎么了？”
“工商局来检查，说咱们的辣酱标签有问题！”老赵声音焦急，“说‘零添加’是虚假宣传，要罚款五万，还要产品下架！”
何雨柱心一沉：“标签谁审核的？”
“我审的，完全按国家标准来的。”老赵说，“‘零添加’指的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咱们确实没加啊！”
“检查的是哪个部门？”
“食品监管科，新来的科长，姓郑。”
何雨柱想了想：“我明天回北京。你先配合检查，该提供的资料都提供，但别认罚。”
挂了电话，何雨柱站在阳台上，看着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灯火璀璨，美得不真实。
但在这美景之下，暗流从未停歇。
北京有人找茬，香港刚刚稳住。
这盘棋，越下越大了。
第二天一早，何雨柱飞回北京。
飞机上，他闭目养神，脑子里却在快速运转。姓郑的科长……没听说过。是有人指使，还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如果是有人指使，会是谁？
马福全还在里面，贾张氏刚放出来，翻不起大浪。
美味坊？不可能，陈慧娴正在考虑合作。
那会是谁？
正想着，空姐推着餐车过来：“先生，需要饮料吗？”
“茶，谢谢。”
接过茶杯时，何雨柱看见前排座位上的报纸。头版标题：《民营食品企业乱象丛生，“零添加”成营销噱头》。
副标题写着：“专家提醒消费者，理性看待食品宣传”。
文章里点了几个品牌的名字，其中就有“雨柱”。
何雨柱明白了。
这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
是行业整顿。
但他被当成了出头鸟。
回到北京，何雨柱没回家，直接去了工商局。
食品监管科在二楼，走廊里挤满了人——都是来办事的企业代表，个个愁眉苦脸。何雨柱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不耐烦的声音：“进来。”
办公室不大，堆满了文件。办公桌后面坐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正低头看文件。听见脚步声，他头也不抬：“什么事？”
“郑科长，我是西山食品厂的何雨柱。”
郑科长这才抬起头，上下打量他：“何老板啊。坐。”
何雨柱坐下。郑科长从文件堆里翻出一份材料，扔到他面前。
“你们厂的辣酱，标签上标‘零添加’，涉嫌虚假宣传。按规定，罚款五万，产品下架整改。”
“郑科长，”何雨柱说，“我们的‘零添加’，指的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这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国家标准是没错。”郑科长推了推眼镜，“但消费者会误解。他们以为‘零添加’就是什么添加剂都没有，这怎么可能？食品生产总要加盐、加糖、加调味料吧？”
“我们在标签背面有详细说明……”
“背面？”郑科长笑了，“何老板，你买东西看背面吗？反正我不看。消费者也不看。他们只看正面，只看那几个大字。”
何雨柱沉默了一会儿。
“郑科长，您想怎么处理？”
“两个选择。”郑科长伸出两根手指，“第一，认罚，整改，换标签。第二，我把案子移交上级，可能会更严重。”
“我选第三。”何雨柱说。
“第三？”
“我们公开承诺，以后所有产品都在标签正面，用最大字号标注具体添加物。同时，我们出资，在社区办食品知识讲座，教消费者怎么看标签。”
郑科长愣住。
“还有，”何雨柱说，“我们愿意作为试点企业，配合工商局制定更规范的标签标准。您看怎么样？”
办公室安静下来。
窗外的杨树叶子哗哗作响，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良久，郑科长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何老板，你……跟别的老板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别人来，要么求情，要么塞钱。”郑科长说，“你是来解决问题的。”
“因为我想把企业做长久。”何雨柱说，“郑科长，咱们的目标其实一样——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只是方法不同。”
郑科长重新戴上眼镜，翻开另一份文件。
“你们的新酱油，我尝过。味道确实不错，比市面上很多品牌都强。”
“谢谢。”
“但是何老板，”郑科长看着他，“树大招风。你现在做大了，盯着你的人就多了。这次是标签，下次可能是别的。你得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何雨柱说，“但我不怕。因为我做的每一样东西，都对得起良心。”
从工商局出来，何雨柱站在街边，点了支烟。
四月的北京，风还是冷的，但已经有了春意。路旁的柳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几个中学生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车铃叮当乱响。
手机响了，是香港的陈慧娴。
“何老板，我考虑好了。”她说，“合作。但我要占五十一。”
何雨柱笑了：“四十九。”
“五十。”
“成交。”
挂了电话，何雨柱看着街对面。
那里有家小卖部，门口挂着雨柱辣酱的广告牌。老板娘正在卸货，一箱箱红彤彤的包装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他掐灭烟头，走过去。
“大姐，生意怎么样？”
“哟，何老板！”老板娘认得他，“好得很！这辣酱啊，回头客多。有个老太太，一周来买三瓶，说她孙子就认这个味。”
何雨柱笑了。
这才是他想要的。
不是多大的厂房，不是多高的利润。
是老百姓吃了说好。
是妈妈买给孩子，是儿女买给父母。
是餐桌上多一味佐料，日子里多一分滋味。
回到厂里，老赵等在办公室门口，一脸担忧。
“何老板，郑科长那边……”
“解决了。”何雨柱说，“不过老赵，咱们得改标签。以后所有产品，正面大字标注添加物。另外，联系社区，咱们出钱办食品知识讲座。”
“办讲座？那得花不少钱。”
“该花的钱，得花。”何雨柱说，“做食品，不能只顾赚钱，还得有担当。”
傍晚，何雨柱回到家。
院里，晓晓正在和槐花跳皮筋。两个女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十八岁，笑声像银铃。
“爸爸！”晓晓扑过来，“槐花姐姐教我跳皮筋，我能跳三级了！”
“真棒。”何雨柱抱起女儿，看向槐花，“今天没加班？”
“师傅让我早点回来，说休息好了才能好好干活。”槐花笑着说，“柱子叔，我学会测酸度了，师傅夸我手稳。”
“好。”何雨柱说，“好好学，将来当技术员。”
于莉从厨房出来：“柱子哥，洗手吃饭。今天槐花帮忙包的饺子。”
饭桌上，槐花话多了些。说车间的事，说师傅教的东西，说她想学更多。眼睛里有了光，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
何雨柱看着，心里欣慰。
这才是他办厂的意义。
不只是赚钱。
是给像槐花这样的人，一条出路。
一个希望。
夜里，何雨柱在书房写东西。
写合资公司的方案，写新标签的设计，写食品讲座的计划。
写得很认真，一笔一画。
因为他知道，他写的不仅是方案。
是一个企业的未来。
也是一种活法。
一种堂堂正正、问心无愧的活法。
窗外，月亮很圆。
照着小院，照着北京，照着他前行的路。
也照着，千千万万和他一样。
在平凡中奋斗。
在奋斗中闪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