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大暑刚过，四九城笼罩在一年中最闷热的湿气里。清晨五点半，天光已然大亮，朝阳将东边的云层染成一片灼热的金红。胡同里槐树的叶子纹丝不动，蝉在嘶哑地预演着今日的酷暑。
李建国推开东厢房门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他穿着浆洗得挺括的白衬衫和深蓝色长裤——这是黄大婶特意用攒下的布票给他做的“考试服”，针脚细密合身。帆布书包里整齐地放着准考证、范师傅送的笔墨、削好的铅笔、三角板，还有用军用水壶装着的、兑了少许灵泉的凉白开。
“哥，吃个鸡蛋。”岚韵从灶间小跑出来，手里攥着个温热的煮鸡蛋，小脸上满是紧张，“一定能考好！”
李建国接过鸡蛋，揉了揉妹妹的头发：“在家好好写作业，别乱跑。”他的声音平静，听不出丝毫波澜，仿佛只是去赴一个寻常的约。
走出四合院，胡同里已有不少动静。穿着各色短褂、汗衫的考生们或独自疾行，或三五结伴，脸上大多带着睡眠不足的疲惫和强自镇定的焦虑。有人手里还攥着翻烂的笔记，边走边念念有词；有人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的。
李建国步履平稳地汇入这股略显躁动的人流。他没有选择乘车，步行能让他的身体和思绪更好地预热。穿过熟悉的街巷，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洒水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在滚烫的路面上留下转瞬即逝的湿痕。
越接近考场所在的第三中学，人流越密集。学校门口拉着红底白字的横幅：“接受祖国挑选，向科学文化进军！”字体粗壮有力。戴着红袖章的师生和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查验准考证。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尘土味，以及一种无形却沉重的、属于重大关口的肃穆。
李建国随着队伍缓缓前移。他前面一个瘦高个男生手指颤抖得几乎拿不住准考证，被工作人员提醒了两次；旁边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生脸色煞白，嘴唇紧抿，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焦虑如同看不见的波纹，在人群中荡漾。
轮到他了。递上准考证。工作人员核对照片，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眼神太静了，静得像暑热清晨里一口深井的水面，映着天光，却波澜不兴。“第三考场，直走，左拐第一栋楼二楼。”工作人员不由得多说了一句，“沉住气。”
李建国点点头，穿过铁栅栏门，走进校园。
校园里遍植杨树，浓荫匝地，稍稍隔开了些暑气。红砖的教学楼墙上刷着白底黑字的标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为建设工业化强国贡献青春”。许多教室的窗户大敞着，里面已经坐了不少考生，风扇在头顶无力地转动，发出嗡嗡的噪音。
找到第三考场，是一间略显破旧的大教室。油漆斑驳的木门上方贴着白纸黑字的考场号。李建国在门口再次核对了准考证，迈步进入。
热。这是第一感受。近五十张双人木课桌挤在教室里，虽然窗户全开，但人多，空气凝滞不动，混合着旧木头、汗水和防蛀药粉的复杂气味。头顶四盏吊扇有气无力地旋转，勉强搅动一丝热风。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倒数第三排。桌面有深浅不一的划痕和墨渍。他放下书包，取出笔墨和准考证，整齐摆放在右上角。然后，他静静地坐着，目光投向窗外。操场被烈日晒得发白，空无一人，只有旗杆上的国旗低垂着。几只麻雀躲在浓密的树冠里，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鸣叫。
监考老师是两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男一女，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表情严肃得近乎刻板。男老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宣读考场纪律，声音干涩；女老师则鹰隼般扫视着教室里的每一张面孔，检查准考证和桌面。
试卷发下来了。粗糙微黄的道林纸，散发着新鲜的、略带刺鼻的油墨味。第一场，语文。
李建国没有立刻动笔。他快速浏览了整张试卷：文言文节选自《荀子·劝学》，现代文是一篇关于鞍钢劳动模范的通讯，作文题目——《我的理想与祖国的需要》。
心中大定。题型、难度、方向，与他的准备高度吻合。他提起范师傅送的狼毫笔，在砚台里徐徐舔墨，动作舒缓从容，与周围瞬间响起的、略带急促的书写声形成鲜明对比。
笔尖落纸，沉稳有力。解词、翻译、分析……每一个答案都如同经过精确测量，简洁而切中要害。写到作文时，他略作沉吟。
窗外，蝉鸣如沸。
他的理想是什么？穿越之初，是生存，是守护。复习备考以来，那“用技术推动进步”的朦胧念想渐渐清晰。祖国的需要是什么？是钢铁，是机器，是夯实工业化基础的每一个螺丝钉。
笔锋流转：“……我向往的地方，不在遥远的异国，也不在虚构的桃源，而在那能将矿石熔炼成精钢的高炉前，在那能让钢铁按照人民意志塑形的轧机旁，在那每一张绘制着未来蓝图的丁字尺与计算尺之间……”
他没有空谈热血，而是将理想具象为对热能效率的优化、对传动精度的追求、对材料性能的改进。他写到物理复习时对灶具和简单机械的联想，写到化学知识在理解物质变化中的应用，将个人志向与数理化的学习体会自然融合，透出一种罕见的、基于理性认知的扎实憧憬。
汗珠从他额角沁出，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试卷边缘，晕开一小团湿痕。他浑然不觉，心神已完全沉浸在与笔下文字的对话中。书写工整，段落分明，逻辑层层递进，宛若一篇小型的论述文。
交卷铃声响起时，他恰好落下最后一个句点。检查姓名考号，整理试卷，起身交卷，动作流畅平稳。
中午休息，许多考生围在一起，脸色潮红地争论着试题答案，或懊恼捶胸，或强作欢颜。李建国走到校园角落一棵大槐树下，就着荫凉，慢慢吃完岚韵给他准备的午饭：两个馒头，一点咸菜，一个煮鸡蛋。他小口喝着水壶里微凉的泉水，闭目养神，运行《五禽戏》中调理气息的法门，将上午高度集中后的精神缓缓松弛。
下午的数学，是他驾轻就熟的领域。试卷发下，目光扫过，题型熟悉，但综合性和灵活性明显高于平常练习。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像最老练的工匠，先整体评估“材料”和“工艺要求”。
选择题、填空题，心算与巧算结合，快速通过。解答题，他书写规范，步骤清晰，重要的推导和转换绝不省略，确保逻辑链条无懈可击。遇到一道立体几何与平面解析几何交汇的难题，他脑海中自然构建出空间模型，辅助线如同在眼前自动生成，下笔时已有成竹在胸。
最后一道压轴题，涉及复杂的排列组合与递推数列。他设立变量，建立递推关系，运用待定系数法求解通项，过程严谨如数学证明。答毕，尚有时间。他并未停笔，而是目光落在题目最后那句“试探讨当人数极大时的极限情况”的提示上。
略一思索，他提笔在空白处，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当参与者趋向无穷时，该模型可近似为某种“状态转移过程”，并提及了“随机性”与“极限分布”的直观概念。这不是标准答案的要求，甚至略微超纲，但展现了他对问题本质更深入的洞察力和将离散模型向连续极限自然联想的数学直觉。书写依旧工整，如同在试卷边缘做下一处冷静的学术注脚。
接下来的物理、化学……每一场考试，都如同一次平静而高效的思维演练。物理卷上那些力学、热学、电学的题目，他解答时甚至能联想到实际机械的运转与能耗；化学卷中关于反应机理、物质制备的问题，让他想起空间里那些酿造试验的微观原理。
他总是考场中最早完成答题、开始静静检查的那一批人之一。他的沉稳，像一块投入躁动湖水中的镇石，无形中影响着小范围的氛围。监考老师数次经过他的身边，目光在那工整清晰、几乎无可挑剔的卷面上停留，眼中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铃声，在灼热的空气中尖锐地响起。
李建国仔细地将试卷和草稿纸理齐，起身，平稳地走到讲台前，交给监考老师。老师接过他那份异常整洁、书写满满的试卷，不由得又看了他一眼。
走出考场，炙热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校园里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声浪——欢呼、哭泣、长叹、激烈的讨论……无数种情绪在这一刻释放，如同煮沸的开水。
李建国逆着这股喧嚣的人流，缓步走出校门。他的衬衫后背已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但步履依旧安稳。
街道上，车马人流依旧。三轮车叮铃铃地驶过，卖冰棍的老太太吆喝着，晚霞开始在天边堆积，给这座古老的城市镀上一层倦怠而温柔的金色。
他没有回头去看那所刚刚走出、决定了许多人命运走向的中学。笔已搁下，答卷已封存。
三个盛夏的日夜，浓缩了穿越以来近乎一年的蛰伏、苦修、蜕变与期盼。所有的知识储备，所有的心理建设，所有的隐忍与锋芒，都已交付于那几叠微黄的试卷。
结果，将交给时间，交给那些在闷热房间里翻阅考卷的陌生目光。
此刻，他只是一个走在1953年盛夏黄昏里的普通青年。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脚步踏在滚烫的柏油路上，沉稳，坚定，向着家的方向，也向着那已然铺开、却仍需步步前行的未来。
风吹过，带来远处工厂下班汽笛悠长的鸣响，如同这个时代深沉而有力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