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院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星期日。
四合院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安静。公告栏上贴着闫富贵亲笔写的检讨书,白纸黑字承认自己“听信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写的时候手都在抖。
但李建国知道,这事还没完。
谣言就像野草,光割掉地面上的部分是不够的,必须连根拔起。而闫富贵这个“根”,到现在还没给他一个像样的交代——大会上那几句含糊的道歉,不过是被逼到墙角的敷衍。
上午十点,阳光正好。
李建国搬了张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本《机械原理》教材,看似在看书,目光却时不时扫过中院。
他在等。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公开的场合。
十点半,闫富贵端着脸盆从屋里出来,准备去水池边洗衣服。他低着头,脚步匆匆,想尽快穿过院子。
“三大爷。”
清清冷冷的声音响起,不大,却让闫富贵猛地停住了脚步。
李建国合上书,缓缓站起身。他今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那是父亲留下的,穿在他身上略显宽大,却更添了几分沉稳的气度。
院里几个正在晾衣服、修自行车的邻居都看了过来。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闫富贵端着盆,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建、建国啊,看书呢?”
“嗯,看书。”李建国走过来,步伐不紧不慢,“不过有件事,想跟三大爷再请教请教。”
“什么事……你说。”闫富贵下意识后退半步。
李建国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站定,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却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笔直的影子。
“关于您散布我贪墨公款、钱来路不正这件事。”李建国开门见山,声音清晰得全院都能听见,“大会上您道了歉,贴了检讨。但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闫富贵脸色唰地白了:“建国,我都道歉了,检讨也写了……”
“道歉是您应该做的。”李建国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冷硬,“但有些话,我必须当面问清楚。三大爷,您是红星小学的国家教师,吃的是公家饭,教的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您说话,是不是应该比普通人更负责任?”
“我……”闫富贵语塞。
“您说我贪墨,说我的钱来路不正。”李建国上前一步,目光如刀,“证据呢?”
院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正在晾衣服的赵家媳妇停下动作,修自行车的孙家大爷放下扳手,连窗户后面都探出了几个脑袋。
“我……我就是随口一说……”闫富贵额头冒汗。
“随口一说?”李建国笑了,笑意却没到眼底,“三大爷,您是老师,应该最清楚‘祸从口出’这四个字怎么写。您随口一说,毁的是我的名誉,损的是我父亲的清誉,还可能让我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现在这个年头,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955年,新生的共和国对各种“经济问题”异常敏感。如果真有人较真去查,哪怕最后查清了,李建国的大学生涯也可能就此断送。
这一点,院里所有人都明白。
闫富贵的手开始发抖,脸盆里的水晃了出来。
“大会上,我拿出了所有证据。”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工资证明、银行存折、各种票据……每一分钱的来路都清清楚楚。现在,轮到您了。”
他把信封递过去:“三大爷,您要是能拿出我贪墨的证据——哪怕一张纸条,一个证人的名字——我现在就跟您去派出所。如果没有……”
李建国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厉:“那您就是诬告!是污蔑烈士子女!按照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补充规定,污蔑革命家属、破坏社会团结,该当何罪,您这个老师应该比我清楚!”
“我没有诬告!我就是……就是听了些闲话……”闫富贵彻底慌了。
“闲话从哪听的?”李建国紧追不放,“谁说的?什么时候?在哪儿?三大爷,您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就当是您编造的——一个人民教师,编造谣言污蔑烈士子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话太重了。
重到闫富贵腿一软,差点栽倒。他慌忙扶住旁边的枣树,脸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衣服散了一地。
李建国看都没看那些衣服,目光始终锁定在闫富贵脸上:“三大爷,我给您两个选择。第一,您现在就说清楚谣言的源头,咱们去对质。第二,说不清楚,那我只能认为源头就是您本人。既然是您本人造谣……”
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明天一早,我就去红星小学,找你们校长、找党支部,问问是不是国家教师就能随便污蔑烈士子女!我还要去教育局,问问这样的老师还配不配站在讲台上!”
“不要!”闫富贵失声叫道,声音都变了调。
教师这个身份,是他闫富贵在院里唯一的体面。一个月四十二块五的工资,虽然不算高,但稳定,受人尊敬。如果真闹到学校去,别说工作保不住,搞不好还要背处分、影响全家。
“建国!建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闫富贵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带着哭腔说,“是我糊涂!是我眼红你挣得多……我就是……就是看你又是上学又是工作,钱来得容易,心里不平衡……我没有证据,都是我瞎编的!”
终于说出来了。
院里一片哗然。
虽然大家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但亲耳听到闫富贵承认,还是让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李建国静静地看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脸盆,递给闫富贵:“三大爷,您今年也快五十了吧?教了二十多年书,桃李满天下。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说院里最有学问的就是您,让我多跟您学习。”
闫富贵接过脸盆,手抖得厉害。
“可您看看您做的这事。”李建国摇头,“我李建国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我妹妹做好早饭,六点半出门赶电车去学校。上午四节课,中午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菜。下午没课就去图书馆,有课就上到四点。然后赶去丰泽园,切菜、炒菜、收拾厨房,干到晚上八点。再坐末班电车回家,检查我妹妹作业,自己看书到深夜。”
他一口气说完,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每个人心上:“我为什么要申请走读?因为岚韵才十二岁,一个人住四间房,她害怕。街道办王主任特批的,批条我现在还留着。我为什么这么拼?因为我是我妹妹唯一的依靠,我不能倒,不能垮。”
“三大爷,您知道我一个月坐电车要花多少钱吗?月票三块五。知道我为什么总穿这件旧工装吗?因为布票要省下来给岚韵做衣服。知道我银行里那两千多块钱是怎么攒下来的吗?是一分一分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李建国的眼眶有些发红,这不是装的,是原身记忆里的辛酸涌了上来。
“是,我挣得比院里大多数人多。可我付出的,也比大多数人多!”他指着自己的胸口,“丰泽园的头灶,那是我靠手艺挣来的!四九城大学的通知书,那是我挑灯夜读考上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对得起天地良心!”
院里鸦雀无声。
几个大妈已经抹起了眼泪。
“三大爷,今天这话,我只说一次。”李建国盯着闫富贵,声音恢复了平静,“从今往后,院里再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我不找别人,就找您。因为您是老师,是院里最有文化的人,您应该带头维护团结,而不是煽风点火。”
“如果再有一次——”他语气转冷,“红星小学、教育局、派出所,我挨个去。我父亲用命换来的烈士称号,不是让人拿来糟践的。我李建国行得正坐得直,不怕查,但谁想往我身上泼脏水,也得掂量掂量后果。”
说完,他转身就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了一眼院里众人:“还有各位邻居,我李建国尊重院里每一位长辈。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谁家日子过得好,我只有祝福,绝不眼红。同样,我家日子怎么过,也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国家现在实行票据制度,就是要让大家都在明面上过日子。我家所有的票证、所有的收支,都可以摆在阳光下查。谁有疑问,随时来找我,我给您看账本。”
他顿了顿,最后扔下一句话:“但如果不敢当面问,只敢在背后嚼舌根……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这一次,他再没回头,径直走回后院。
阳光照在他挺直的背影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在光里泛着干净的光泽。
中院里,闫富贵瘫坐在枣树下,面如死灰。
几个邻居默默走开,没人去扶他。赵家媳妇小声对张大娘说:“建国这孩子……真不容易。”
“谁说不是呢。”张大娘叹气,“爹没了,一个人拉扯妹妹,还得上学挣钱……换了别人早垮了。”
“老闫这回是真过分了。”孙家大爷摇摇头,推着自行车回屋了。
从那以后,四合院里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李建国的收入。
偶尔有新搬来的邻居好奇打听,老住户都会摆摆手:“别问,人家那是真本事。再说了,烈士子女,国家都信任,轮得到咱们说闲话?”
而闫富贵,见到李建国都是绕道走。就算不得已碰面,也会赶紧低下头,匆匆打个招呼就溜。
那场当众的、毫不留情的质问,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噩梦。
也成了四合院所有人心里的一根标尺——有些线,不能越;有些人,不能惹。
李建国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这个院子里,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孤儿。
他是李建国。烈士的儿子,大学生,丰泽园的头灶师傅。
一个靠自己双手挣出一片天,并且有能力守护这片天的年轻人。
这场震慑,效果持续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