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院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星期日。
四合院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安静。公告栏上贴着闫富贵亲笔写的检讨书，白纸黑字承认自己“听信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写的时候手都在抖。
但李建国知道，这事还没完。
谣言就像野草，光割掉地面上的部分是不够的，必须连根拔起。而闫富贵这个“根”，到现在还没给他一个像样的交代——大会上那几句含糊的道歉，不过是被逼到墙角的敷衍。
上午十点，阳光正好。
李建国搬了张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本《机械原理》教材，看似在看书，目光却时不时扫过中院。
他在等。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公开的场合。
十点半，闫富贵端着脸盆从屋里出来，准备去水池边洗衣服。他低着头，脚步匆匆，想尽快穿过院子。
“三大爷。”
清清冷冷的声音响起，不大，却让闫富贵猛地停住了脚步。
李建国合上书，缓缓站起身。他今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那是父亲留下的，穿在他身上略显宽大，却更添了几分沉稳的气度。
院里几个正在晾衣服、修自行车的邻居都看了过来。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闫富贵端着盆，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建、建国啊，看书呢？”
“嗯，看书。”李建国走过来，步伐不紧不慢，“不过有件事，想跟三大爷再请教请教。”
“什么事……你说。”闫富贵下意识后退半步。
李建国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站定，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却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笔直的影子。
“关于您散布我贪墨公款、钱来路不正这件事。”李建国开门见山，声音清晰得全院都能听见，“大会上您道了歉，贴了检讨。但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闫富贵脸色唰地白了：“建国，我都道歉了，检讨也写了……”
“道歉是您应该做的。”李建国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冷硬，“但有些话，我必须当面问清楚。三大爷，您是红星小学的国家教师，吃的是公家饭，教的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您说话，是不是应该比普通人更负责任？”
“我……”闫富贵语塞。
“您说我贪墨，说我的钱来路不正。”李建国上前一步，目光如刀，“证据呢？”
院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正在晾衣服的赵家媳妇停下动作，修自行车的孙家大爷放下扳手，连窗户后面都探出了几个脑袋。
“我……我就是随口一说……”闫富贵额头冒汗。
“随口一说？”李建国笑了，笑意却没到眼底，“三大爷，您是老师，应该最清楚‘祸从口出’这四个字怎么写。您随口一说，毁的是我的名誉，损的是我父亲的清誉，还可能让我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现在这个年头，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955年，新生的共和国对各种“经济问题”异常敏感。如果真有人较真去查，哪怕最后查清了，李建国的大学生涯也可能就此断送。
这一点，院里所有人都明白。
闫富贵的手开始发抖，脸盆里的水晃了出来。
“大会上，我拿出了所有证据。”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工资证明、银行存折、各种票据……每一分钱的来路都清清楚楚。现在，轮到您了。”
他把信封递过去：“三大爷，您要是能拿出我贪墨的证据——哪怕一张纸条，一个证人的名字——我现在就跟您去派出所。如果没有……”
李建国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厉：“那您就是诬告！是污蔑烈士子女！按照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补充规定，污蔑革命家属、破坏社会团结，该当何罪，您这个老师应该比我清楚！”
“我没有诬告！我就是……就是听了些闲话……”闫富贵彻底慌了。
“闲话从哪听的？”李建国紧追不放，“谁说的？什么时候？在哪儿？三大爷，您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就当是您编造的——一个人民教师，编造谣言污蔑烈士子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话太重了。
重到闫富贵腿一软，差点栽倒。他慌忙扶住旁边的枣树，脸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衣服散了一地。
李建国看都没看那些衣服，目光始终锁定在闫富贵脸上：“三大爷，我给您两个选择。第一，您现在就说清楚谣言的源头，咱们去对质。第二，说不清楚，那我只能认为源头就是您本人。既然是您本人造谣……”
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明天一早，我就去红星小学，找你们校长、找党支部，问问是不是国家教师就能随便污蔑烈士子女！我还要去教育局，问问这样的老师还配不配站在讲台上！”
“不要！”闫富贵失声叫道，声音都变了调。
教师这个身份，是他闫富贵在院里唯一的体面。一个月四十二块五的工资，虽然不算高，但稳定，受人尊敬。如果真闹到学校去，别说工作保不住，搞不好还要背处分、影响全家。
“建国！建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闫富贵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带着哭腔说，“是我糊涂！是我眼红你挣得多……我就是……就是看你又是上学又是工作，钱来得容易，心里不平衡……我没有证据，都是我瞎编的！”
终于说出来了。
院里一片哗然。
虽然大家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但亲耳听到闫富贵承认，还是让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李建国静静地看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脸盆，递给闫富贵：“三大爷，您今年也快五十了吧？教了二十多年书，桃李满天下。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说院里最有学问的就是您，让我多跟您学习。”
闫富贵接过脸盆，手抖得厉害。
“可您看看您做的这事。”李建国摇头，“我李建国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我妹妹做好早饭，六点半出门赶电车去学校。上午四节课，中午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菜。下午没课就去图书馆，有课就上到四点。然后赶去丰泽园，切菜、炒菜、收拾厨房，干到晚上八点。再坐末班电车回家，检查我妹妹作业，自己看书到深夜。”
他一口气说完，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每个人心上：“我为什么要申请走读？因为岚韵才十二岁，一个人住四间房，她害怕。街道办王主任特批的，批条我现在还留着。我为什么这么拼？因为我是我妹妹唯一的依靠，我不能倒，不能垮。”
“三大爷，您知道我一个月坐电车要花多少钱吗？月票三块五。知道我为什么总穿这件旧工装吗？因为布票要省下来给岚韵做衣服。知道我银行里那两千多块钱是怎么攒下来的吗？是一分一分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李建国的眼眶有些发红，这不是装的，是原身记忆里的辛酸涌了上来。
“是，我挣得比院里大多数人多。可我付出的，也比大多数人多！”他指着自己的胸口，“丰泽园的头灶，那是我靠手艺挣来的！四九城大学的通知书，那是我挑灯夜读考上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对得起天地良心！”
院里鸦雀无声。
几个大妈已经抹起了眼泪。
“三大爷，今天这话，我只说一次。”李建国盯着闫富贵，声音恢复了平静，“从今往后，院里再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我不找别人，就找您。因为您是老师，是院里最有文化的人，您应该带头维护团结，而不是煽风点火。”
“如果再有一次——”他语气转冷，“红星小学、教育局、派出所，我挨个去。我父亲用命换来的烈士称号，不是让人拿来糟践的。我李建国行得正坐得直，不怕查，但谁想往我身上泼脏水，也得掂量掂量后果。”
说完，他转身就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了一眼院里众人：“还有各位邻居，我李建国尊重院里每一位长辈。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谁家日子过得好，我只有祝福，绝不眼红。同样，我家日子怎么过，也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国家现在实行票据制度，就是要让大家都在明面上过日子。我家所有的票证、所有的收支，都可以摆在阳光下查。谁有疑问，随时来找我，我给您看账本。”
他顿了顿，最后扔下一句话：“但如果不敢当面问，只敢在背后嚼舌根……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这一次，他再没回头，径直走回后院。
阳光照在他挺直的背影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在光里泛着干净的光泽。
中院里，闫富贵瘫坐在枣树下，面如死灰。
几个邻居默默走开，没人去扶他。赵家媳妇小声对张大娘说：“建国这孩子……真不容易。”
“谁说不是呢。”张大娘叹气，“爹没了，一个人拉扯妹妹，还得上学挣钱……换了别人早垮了。”
“老闫这回是真过分了。”孙家大爷摇摇头，推着自行车回屋了。
从那以后，四合院里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李建国的收入。
偶尔有新搬来的邻居好奇打听，老住户都会摆摆手：“别问，人家那是真本事。再说了，烈士子女，国家都信任，轮得到咱们说闲话？”
而闫富贵，见到李建国都是绕道走。就算不得已碰面，也会赶紧低下头，匆匆打个招呼就溜。
那场当众的、毫不留情的质问，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噩梦。
也成了四合院所有人心里的一根标尺——有些线，不能越；有些人，不能惹。
李建国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这个院子里，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孤儿。
他是李建国。烈士的儿子，大学生，丰泽园的头灶师傅。
一个靠自己双手挣出一片天，并且有能力守护这片天的年轻人。
这场震慑，效果持续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