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苏城，钟氏纺织商行。
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本旧相册。相册是从箱底翻出来的，牛皮封面，边角磨得发白，里头的照片已经泛黄了。他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这本相册了。久到忘了里面夹着什么。
今天下午，周经理从沪上带回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钟庆堂先生亲启”，字迹清秀，是日文汉字。他拆开的时候手指是稳的，但心跳快了。信纸只有一页，淡蓝色的信笺，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
“庆堂君：多年未见，你还好吗？我去年结婚了。丈夫是东京一家商社的职员，老实人，对我很好。父母之命，我无法推脱。但请相信，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是留给你的。富士山的雪，已经替你看了很多年。和子。”
他把信看了三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巧英那封信放在一起。两封信，一个在左口袋，一个在右口袋。一个告诉他“他是你爹”，一个告诉他“我心里有个位置是你的”。
他翻开相册。第一页是他和和子的合照——早稻田大学校园，樱花树下。他穿着黑色学生装，她穿着白色连衣裙，两个人站得很近，但没有挨着。他的手插在裤兜里，她的手背在身后。两个人都没有看镜头，都在看对方。摄影师说“看这里，看这里”，他们就是不看，偏要看对方。
这张照片是和子寄给他的。毕业那年，他回国之前，和子说“寄给你，不要忘了日本”。他没有忘。他什么都记得。记得她教他煮味增汤，他第一次煮的时候把锅烧糊了，她笑得弯了腰。记得他们在图书馆熬夜，她困了趴在他肩膀上睡着了，他不敢动，坐了一整夜，第二天胳膊抬不起来。记得毕业那天，她站在校门口，樱花落了满肩，她说“庆堂君，再见”。他说“再见”。两个人都知道，再见就是再也不见。
他合上相册，靠在椅背上。窗外阳光很好，照在办公桌上，照在那盆茉莉花上。茉莉花开了一朵，小小的，白白的，香味淡淡的。他闭上眼睛。眼前是富士山，山顶有雪。和子说“我带你去”，他没有去。现在她嫁了，他再也去不了了。不是不能去，是不该去。
他睁开眼睛，目光落在那本英文笔记本上——封面已经磨得发亮，边角起了毛。他伸手翻开，看见自己前几天写下的那句话：“我不想靠渡边家了，也不想靠钟家。我只想靠我自己。”他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但他又想起和子信里那句话——“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是留给你的。”一个嫁了人的人，还能在心里留一个位置给别人。他忽然觉得，这世上有些东西，是渡边家、钟家、日本人、中国人、恨、算计、织网——都夺不走的。
他把相册合上，放回抽屉最里面。抽屉合上的时候发出轻轻的一声“咔嗒”，像一个句子被收进了段落里。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阳光很好，照在街面上，亮晃晃的。街上有人在卖栀子花，竹篮里堆着白花花的花苞。他站了一会儿，等心里的那阵潮涌退下去了，才转身回到桌前，翻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四月二十。和子来信，说她结婚了。祝她幸福。”然后他合上笔记本，拿起了周经理送来的那份调查报告。
四月二十一，苏城，云锦坊。
巧英在织机前坐着，立秋纹的经线上了一半。“凉风至”——立秋的第一节。她推了一梭子，咔哒。厂房里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运河水的腥气。说是凉风，其实还是热的，只是没有大暑那么闷了。天快凉了，树生哥快走了。
陈树生在院子里给红豆浇水。藤蔓已经爬满了整个架子，叶子密密匝匝的，把架子遮得严严实实。架子底下有一片阴凉，他站在阴凉里，水壶里的水洒出来，落在叶子上，滚成一颗一颗的水珠，在阳光底下亮闪闪的。花苞已经很多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有的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露出里面嫩黄色的花瓣。
“巧英，快来看！”
巧英放下梭子，走出厂房。她走到架子底下，顺着陈树生的手指看过去。一朵花开了。小小的，嫩黄色的，像一只刚睡醒的蝴蝶，翅膀还没完全展开。花瓣上沾着水珠，颤巍巍的，在阳光里闪着光。
“开了。”巧英的声音很轻。
“开了。”陈树生的声音也很轻。
两个人站在架子底下，头挨着头，看着那朵小花。春桃从灶房探出头来，远远地看了一眼，没有过去。她站在灶房门口，远远地看着——小姐和陈先生蹲在架子底下的背影，被阳光拉成了两道细长的影子。春桃见过陈树生写信，写过又揉了，揉了的纸塞进抽屉，从没寄出。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蹲在那里看花。
“小姐，红豆开花了！”她喊了一声。
巧英没有回答。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那朵小花。花瓣在她指尖轻轻颤了一下，像在跟她打招呼。“树生哥，你说得对。大暑开花，立秋结果。”
陈树生笑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错过？”
巧英看了他一眼。“你说过，‘酸碱度刚好，开春就能砌墙了’。去年冬天说的，今年春天才砌。”
陈树生愣了一下。“那是天气预报不准，不是我说错了。”
巧英笑了。那笑容很淡，但比阳光还亮。她知道陈树生为什么在笑，她也知道春桃为什么站在灶房门口远远地看着。她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该织的网还是要织。该留的人，还是要留。只不过留的方式，不是用绳子拴，是让他心甘情愿地站在架子底下看花。
“树生哥，你八月走，正好看花。”
“嗯。”
“等结果的时候，你不在。”
陈树生沉默了片刻。“寒假回来的时候，应该还有果子挂在架上。”
巧英伸出手，把一朵刚开的小花轻轻拨到叶子上面，让阳光照着它。“好。寒假回来，看果。”
四月二十二，苏城，钟氏纺织商行。
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周经理送来的调查报告。报告写了三页纸，密密麻麻的，全是关于渡边家在津沽码头的仓库情况。
“津沽码头，东五号仓库。面积约五百坪。储存物资：染料、化工原料、棉纱。每周有货轮从日本大阪直航，每月到港两至三次。仓库由三井商社码头课管理，实际控制人为渡边一郎。”
他把报告合上，靠在椅背上。五百坪。染料、化工原料、棉纱。每周从大阪直航。渡边一郎不是在替三井商社管仓库，他是在替军部囤物资。染料可以染军服，化工原料可以做炸药，棉纱可以做绷带。这些东西，不是商品，是军需。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知道，在津沽码头的东五号仓库里，堆着什么东西。也没有人知道，渡边一郎在下一盘多大的棋。他忽然想起他爹在监狱里说的话——“钟家的事，还没完。苏宛卿死了，但钟翰文是装的。他没瘫。”他爹一辈子都在恨，恨到在监狱里还在恨。但他没有别的东西可恨了，只有恨让他撑下去。钟庆堂不想恨，也不想像巧英那样织网。他只是想知道——渡边家到底在做什么。知道了，才好决定自己应该站在哪里。
他回到桌前，翻开那本英文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四月二十二。渡边家在津沽的仓库，存的是军需物资。他不是在经商，是在备战。华北，要出事了。”
他停下笔，看着这行字。然后继续写：“我应该告诉谁？巧英？宋云澜？陆怀瑾？还是谁都不要说？说了，他们信吗？说了，我能得到什么？”
他想了很久。最后在末尾写了一行字：“先留着。等时机。”他合上笔记本。但这一次，他的笔停了一下。他在想——“等时机”这三个字，是他对自己说的。但如果有一天，时机到了，他该把这份情报递给谁？巧英？她背后有宋云澜，有陆怀瑾，有陈树生。她不缺他这一份情报。但他缺一个能让他把情报递出去而不觉得亏欠的人。
他没有想出答案。他把笔记本放回抽屉，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四月二十三，苏城，云锦坊。
傍晚，陈树生蹲在红豆架子底下。花开了十几朵了，嫩黄色的，藏在绿叶中间，像一颗一颗小星星。藤蔓还在往上爬，已经超出了架子的高度，没有地方可爬了，垂下来，像一道绿色的帘子。
巧英走过来，蹲在他旁边。“树生哥，王教授来信了吗？”
“来了。说长沙的校舍快完工了，让我八月中旬动身。从苏城坐船到沪上，从沪上坐船到汉口，从汉口坐火车到长沙。”陈树生顿了顿，“要走十几天。”
巧英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十几天。”
“嗯。”
“路上小心。”
“好。”
两个人蹲在架子底下，看着那些小花。晚风吹过来，藤蔓轻轻摇着，花瓣微微颤着。巧英伸手把一朵歪了的花扶正，让它的花心对着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她没有看陈树生，但她知道他看见了——他看见她把那朵花扶正了，让花对着她，像是她在说“你看，我也舍不得你走”。
“巧英。”
“嗯。”
“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
“树生哥。”巧英打断他，“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云锦坊，有苏姨，有春桃。有你给我写的教案，有你给我留的参数。你走了，你还在。”
陈树生看着她，没有说话。他看着她把那朵花扶正，看着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他，看着她让那句话在暮色里悬了一会儿才落地。他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让他走得安心。她让他觉得自己走了，也还留着。她让他觉得自己是有用的，被需要的。他甘心。
“树生哥，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念书，做实验，写论文。把电光锦的配方再往前推一步。你在长沙做的事，和在苏城做的事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钟家，为了云锦坊，为了那些等着穿我们锦的人。”
陈树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还有试剂的痕迹，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染料。“巧英，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会道了？”
巧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被你逼的。”
她转过身，走回厂房。织机咔哒咔哒地响起来，在暮色里传得很远。
入夜，钟庆堂坐在办公室里。灯亮着，桌上摊着那本英文笔记本。他已经写了好几页了——渡边家在津沽的仓库，渡边一郎和军部的关系，华北的局势。他知道的越来越多，但说的越来越少。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月亮很亮，照在街道上，白花花的。
他忽然想起和子信里的那句话——“富士山的雪，已经替你看了很多年。”他抬起头，天上没有雪，只有一轮明月。苏城的月亮和东京的月亮，是一样的月亮。但他和和子看的是同一个月亮。她嫁了人，他在苏城，他们之间隔着一片海，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淡蓝色的信笺，栀子花的香味，清秀的字迹。他把信贴在胸口，站了很久。然后折好，放回口袋。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在笔记本上写：“四月二十三。和子结婚了。我应该祝福她。但我做不到。”他划掉了最后一句。重新写：“祝她幸福。真心的。”他合上笔记本，吹灭了灯。黑暗里，他坐在椅子上，睁着眼睛。窗外月光照进来，落在他脸上，凉丝丝的。他想起和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庆堂君，再见。”他说“再见”。他不知道，这个“再见”，是再也不见。
他闭上眼睛。富士山的雪，他没见过。但他见过和子的笑。那笑容，比雪还干净。然后他睁开眼睛，又想起另一件事——巧英如果知道了津沽仓库的情报，她会怎么做？她会先告诉宋云澜，让他从商路上拦。再告诉陆怀瑾，让他从军需上查。然后告诉陈树生，让他从化学上破。她一个人都不用自己动手，就把整条线断了。他忽然觉得，自己那个“先留着”的念头，也许可以变一变——也许他该把这份情报，递给巧英。不是因为她需要，是因为她能让它变成一件有用的事。他要的，只是让这件事变得有用而已。
四月二十四，苏城，云锦坊。
天还没亮，巧英就起来了。她走到院子里，蹲在红豆架子底下。花开了很多，嫩黄嫩黄的，像撒了一把碎金。藤蔓垂下来，像一道帘子，把架子遮得严严实实。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一朵刚开的花。花瓣在她指尖轻轻颤了一下，然后停住了。
“早。”陈树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巧英没有回头。“你也早。”
“睡不着。”
“我也是。”
两个人蹲在架子底下，看着那些花。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晨光从东边漫过来，落在院子里，落在架子上，落在那些嫩黄的花瓣上。
“树生哥，你今天做什么？”
“写论文。王教授说数据没问题，但讨论部分要再改改。”
“我织锦。立秋的纹样，还差一半。”
“好。”
两个人站起来，一个走回厂房，一个走回客房。织机响了，咔哒咔哒。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红豆花在晨风里轻轻摇着。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天一天，不快不慢。该开的在开，该写的在写，该织的在织。该等的在等，该走的，也快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