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民国二十六年讲起。
北平，广和楼。
云书佩十七岁，是个借台唱戏的孤女。
师父死了，戏班散了，她带着一身本事和一把胡琴无处可去。
广和楼的赵老板听她唱了一折《牡丹亭》，拍着桌子说了一句“留下”。
每月三块大洋，管一顿饭，住后台的杂物间。三块大洋不多，够吃饭，够买胭脂水粉，够活。
温戎川第一次来广和楼，是被朋友拉去的。
朋友说这里有个唱昆曲的姑娘，嗓子好，扮相好，整个北平城找不出第二个。
他不信，去看了一眼。那一眼，就再也没走出来。
他坐在第三排中间，面前一碗盖碗茶，盖子是盖着的，没揭开。他不喝茶，他就坐在那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
云书佩出场的时候在台上看了他一眼，他正看着她，目光没有躲。
从那天起，他每天都来。
每天一块银元，每天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唱得真好、好听、还想听、明天唱什么。
她把纸条收了一沓，用红绳扎好，塞在枕头底下，银元没花，攒在梳妆台的抽屉里。
一个月后，他去了后台。站在门口等她卸完妆，然后送她回去。
从广和楼到她住的地方，走路一刻钟。
他走在左边，她走在右边，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他不说话，她也不说。
走到巷口，他停下来，说“到了”，她说“嗯”，他说“早点睡”，她说“嗯”。
他转身走了，她站在巷口看着他的背影拐过弯，忽然想起来，她住的地方，他从来没有问过。
他从来没有问过，但他知道。
温戎川出身北平温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体面。
父亲早年在北洋政府做过事，退下来后置了几处房产，收租过日子。
他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庶出的弟弟，姨娘生的，比他小两岁。
他在饭桌上跟家里提起要娶一个唱戏的姑娘时，父亲把筷子拍在桌上，说了四个字：“丢人现眼。”
娘追到后院拉着他的手哭，说戏子门第低，娶了她在圈子里抬不起头。
他没有争辩，第二天出门，没有再回来。
他去广和楼找云书佩，只说了一个字：“走。”
她问他去哪，他说去哪都行。
她没有再问，把梳妆台上的东西一股脑扫进包袱里，跟他走了。
他们在城南一间小客栈住了下来。
老板娘姓周，麻利人，看他们俩一身雨水，二话不说烧了热水。
那几个月是他们最好的日子。
没有温家，没有戏台，只有一间不大的屋子。她唱戏给他听，他给她念报纸。她做饭他洗碗，她洗衣服他晾。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块银元掰成两块花，但她觉得够了。
三个月后，温戎川收到庶弟的来信，说父亲病重，让他回去看看。
他把信给云书佩看，她说你回去看看，我等你。
那天早上天没亮他就走了，走之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敲门，听她在里面轻轻的呼吸声。
他回到北平，发现父亲没有病重。
庶弟把他骗回来，不是为了父亲，是为了温家的财产。庶弟趁他不在的三个月，已经把温家几处房产过户到了自己名下。
温戎川跟他理论，庶弟翻了脸，指着他骂：“你算什么东西？你为了一个戏子不要这个家，你还有脸回来争家产？”
温戎川没有争。他转身就走，一刻都没有多待。他要回去找云书佩。
他没有找到她。客栈老板娘说她走了，走了一个多月了，没有留地址，只说等人。
他问她等谁，老板娘看了他一眼，说等你。
他站在那间空了的屋子门口，墙上还贴着她剪的窗花，灶台上还有她没用完的盐。
他站了很久，走了。
温戎川找了云书佩四年。
他找遍了北平城里的每一家客栈、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她可能去的地方。他托人打听，登报寻人，甚至在津城、保定、石门都找过。没有找到。
他不知道的是，庶弟一直在暗中盯着他，知道他去找云书佩，就抢先一步派人去堵。
云书佩在津城生下儿子念戎后，庶弟的人找到了她。不是来传话的，是来要命的。
庶弟要她死，要那个孩子死。他怕那个孩子长大以后回来分温家的财产，更怕温戎川找到他们。
云书佩带着念戎逃了。
从津城逃到金陵，从金陵逃到沪市，从沪市逃到杭城。她隐姓埋名，不再用云书佩这个名字，改了姓，改了名，没人知道她是谁。
念戎六岁那年，她带着他在沪市逃命时，念戎丢了。
不是被人抢走的，是在逃命的路上，她拉着他的手跑，身后有人追，她跑得太急，摔了一跤，松了手。
再爬起来时，念戎不见了。
人群里她喊他的名字，没有人应。
她找遍了沪市的大街小巷，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她蹲在巷口哭了一夜，第二天起来继续找。再也没有找到。
温戎川也出事了。
庶弟不仅抢了家产，还要他的命。那年冬天，温戎川在津城一条巷子里被人堵住了，三个人，拿刀的。他不是练家子，挡了两下就倒在地上。刀捅在腰上，血往外喷。
那几个人以为他死了，收了刀走了。
他被路过的一个拉车的老汉救了下来，送到教会医院，捡回一条命。治了三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但落下了病根，一到阴雨天腰就疼，疼得直不起腰。
他没有再回北平。
伤好以后，他在津城住了半年，一边养伤一边打听云书佩的下落。没有消息。
后来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地下党的人，那个人姓周，说话慢条斯理的，跟他聊了三次，问他愿不愿意参加革命。
他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但他知道这个国家正在打仗，樱花国的人打进来了，到处是难民，到处是死人。
他想起云书佩带着孩子在逃难，不知道她们还活着没有。他答应了。
他参了军，打仗，负伤，升官，再打仗，再负伤。
他跟着部队走了大半个华国，走遍了他从前只在报纸上读到过名字的地方。每到一处，他都会去打听云书佩的下落。没有消息，一直没有。
四十岁那年，他坐在战壕里，旁边是炸塌的半面墙，头顶是飞机的轰鸣声，怀里揣着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信是写给云书佩的，写了八年，改了无数遍，开头永远是“书佩”，后面就写不下去了。
他不知道她在哪，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那封信他从来没有寄出去过，但他一直没有丢掉，贴身放着，打了八年仗，信纸磨得起了毛边，字迹模糊了，他又抄了一遍，继续放在胸口的口袋里。
他想，如果哪天他死了，这封信就当是他的遗书，替他把没说完的话带去给她。
不管她能不能收到。
抗战结束那年，他三十六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身上的旧伤叠新伤，腰上的刀疤、肩上的弹孔、腿上的弹片，一到阴雨天全身没一处不疼的。
他没有成家，没有孩子，一个人过着。
有战友给他介绍对象，他拒绝了，有人说他条件太高，他没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