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照孤城(四)
第十四章 沉默的对抗
九月开学季，杜明章在夜校迎来了新生。教室坐满了年轻面孔，大多是外卖员、快递员、餐厅服务员，白天奔波，晚上来认字。
今晚讲应用文写作。杜明章在黑板上写：“通知、请假条、申请书。”粉笔灰簌簌落下，像时光的碎屑。
“写请假条要注意三点：事由明确、时间具体、礼貌用语。”他边说边写范例，“比如：‘因家中有急事，需请假一天，望批准。’”
坐在第一排的小伙子举手：“老师，要是老板不批呢？”
教室里安静下来。杜明章放下粉笔：“那要看什么事。如果是急事，要跟老板好好沟通。”
“我上个月奶奶去世，请假三天，回来工作没了。”小伙子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硬邦邦的，“老板说旷工自动离职。”
杜明章看着这个最多二十岁的年轻人，想起自己教过的很多学生——他们缺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被公平对待的机会。
“你叫什么名字？”
“陈实。”
“陈实同学，”杜明章擦掉黑板上的范例，重新写，“我们学写劳动仲裁申请书。”
教室里响起窸窣声。有人惊讶，有人兴奋，有人低头假装记笔记。杜明章知道自己在越界，夜校的宗旨是“扫盲”，不是“维权”。但他还是讲了，讲劳动法基本条款，讲证据收集，讲维权流程。
下课后，陈实等在门口：“老师，您能帮我看看这个吗？”他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纸，是餐厅的排班表和工资条。
杜明章戴上老花镜，在路灯下看。加班没有加班费，请假扣三天工资，没有社保。“你有劳动合同吗？”
“没有，就说干一天给一天钱。”
“明天你来办公室，我帮你整理材料。”杜明章把纸折好还给他，“别怕，合法维权不丢人。”
回家的公交车上，他收到李经理的微信：“杜老师，听说您今天上课讲了劳动仲裁？有学员反映说想多听这些实用的。咱们下个月开个‘劳动者权益保护’专题班怎么样？您主讲。”
杜明章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他知道这是试探，也是机会。回复：“可以。但内容要严谨，请个律师一起讲。”
“好！我跟司法局联系，他们肯定支持。”
车窗外，广州的夜晚流光溢彩。写字楼里还有加班的灯光，像一个个透明的蜂巢，年轻人在里面燃烧自己。杜明章想起儿子，此刻应该也在北京某栋楼的某个格子里，对着电脑屏幕，为下个月的业绩发愁。
每个人都在被生活挤压，但总得有个地方，让人学会不被挤扁。
第十五章 中秋的月光
中秋前一周，杜明章收到了两个快递。
第一个是北京来的，纸箱里塞满月饼——广式双黄白莲蓉，陈玉芬最爱吃的。还有莉莉的手工贺卡，画着一家五口坐在月亮上。背面，孩子用拼音写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莉莉，永远在一起。”
第二个快递没有寄件人信息，打开是一盒冬虫夏草和一张卡：“老师，中秋安康。林静。”卡片里夹着化验单复印件——陈玉芬最新的检查结果，各项指标都在好转。
杜明章把虫草收进柜子，太贵重，不能收。但卡片和化验单他留下了，压在玻璃板下，和莉莉的贺卡挨着。
陈玉芬捧着月饼看了很久：“小宇还记得我爱吃这个。”
“嗯。”
“这得多少钱啊……”
“孩子的心意，别算钱。”
话虽这么说，杜明章心里还是算了：一盒月饼两百八，快递费三十，够买半个月的菜。但他没说，只是切了一小块给妻子：“尝尝，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陈玉芬小口吃着，眼泪掉进月饼里：“甜，太甜了。”
中秋夜，老两口做了四菜一汤：清蒸鲈鱼、白切鸡、蒜蓉菜心、莲藕汤。菜摆上桌时，杜明章开了瓶黄酒——女儿去年寄来的，一直没舍得喝。
“来，碰一个。”
两只杯子轻轻相碰，声音清脆。窗外，月亮又大又圆，挂在珠江上空，像一盏巨大的灯笼。
视频电话响了。北京那边，杜宇一家也在吃饭，餐桌比这边大，菜比这边多。莉莉穿着汉服，举着兔子灯：“爷爷奶奶看！我自己做的！”
“真好看。”
“爷爷，老师说中秋要团圆，你们什么时候来团圆？”
“等奶奶身体再好点。”
晓婷把镜头转向餐桌：“爸、妈，我们做了您爱吃的。这是盐水鸭，这是糖醋排骨……”
杜明章看着屏幕上丰盛的菜肴，再看看自家桌上的四道菜，忽然不觉得寒酸了。他有酒，有月，有相守三十八年的人，够了。
“小宇，工作还顺利吗？”他问。
“还行，这个季度达标了。”儿子笑得很轻松，但杜明章看见他鬓角有白发了，才三十八岁。
“注意身体，别太拼。”
“知道。爸，您和妈也是。”
视频结束，月亮已经升到中天。陈玉芬收拾碗筷，杜明章站在阳台上抽烟。月光如水银泻地，把老城区的屋顶镀成银色。远处传来隐约的歌声，不知谁家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手机亮了，是群消息——教师节时建的“1985届初三（2）班”群。赵海发了个大红包，写着：“祝杜老师和各位同学中秋快乐！”红包秒光，群里炸开锅：
“谢谢赵总！”
“杜老师节日快乐！”
“同学们都还好吗？”
杜明章看着屏幕上滚动的消息，那些名字对应着一张张青春的脸。三十八年过去，有人富了，有人穷了，有人走了，但此刻在月光下，他们又变回了当年的少年。
他打了一行字：“谢谢大家。愿诸位此生都有明月可赏，有归处可往。”
发送。然后关机。
月光太亮，亮得让人想哭。
第十六章 裂缝
十月的广州终于有了凉意。杜明章在整理校史馆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信封。
信封没有署名，夹在1998年的教师考核表里。他打开，里面是一沓照片——都是他上课的样子：在黑板上写字，低头批改作业，站在讲台上讲解。照片背面有日期：“1998.3.12”“1998.4.5”……持续了整整一学期。
翻到最后一张，背面有字：“杜老师，对不起。当年偷拍您，是因为您讲课的样子让我想起父亲。他也在农村教书，肺痨走的。谢谢您让我考上了师范，现在我也成了老师。祝您健康。——一个不敢留名的学生”
字迹娟秀，应该是个女生。杜明章拿着照片，在满是灰尘的校史馆里站了很久。他想不起这是哪个学生，1998年他教初三，两个班，一百多个孩子。很多面孔已经模糊，但他们都真实地存在过，在他的课堂里成长，然后走向各自的人生。
也许这就是当老师最深的慰藉：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哪个瞬间，成为了别人生命里的光。
他把照片装回信封，放进自己的文件夹。这是他的“校史”，比任何奖状都珍贵。
回家路上，自行车链条断了。杜明章推着车找修车铺，路过一家房产中介。橱窗里贴满房源信息，他看见自家那片老楼也在其中：“地铁口学区房，40平米，128万。”
他停下脚步，看着那个数字。128万，够还清儿子房贷，够给妻子治病，够让莉莉学舞到成年，够他再也不必对着十四块的烟犹豫。
但也够买断他所有的记忆：结婚时刷的淡绿色墙漆，儿子学步时撞出的桌角凹痕，妻子在阳台种了二十年的茉莉，他批改作业到深夜的那盏台灯。
修车师傅叼着烟：“阿叔，看房啊？”
“随便看看。”
“这片快拆了，听说开发商在谈补偿。一平米补三万，您家要是四十平，能拿一百二十万呢！”
杜明章推着修好的车离开时，心里揣着这个数字。一百二十万，像一块巨石，投进他原本就拥挤的生活里。
晚饭时，陈玉芬说：“楼下张老师搬了，儿子接去深圳。她说开发商找她谈了，一平米补两万八。”
“嗯。”
“要是真拆了，咱们去哪？”
“再说。”
夜里，杜明章失眠了。他打开账本，翻到空白页，开始算：如果补偿一百二十万，给儿子五十万还贷，剩七十万；买套郊区小房子四十万，剩三十万；妻子治病预留十万，剩二十万；莉莉教育基金十万，剩十万；自己养老……
算到最后，还能剩点。但账本能算钱，算不了别的。算不了邻居老李每天找他下棋，算不了菜市场老板娘总给他留最新鲜的鱼，算不了从家里走到珠江边要多少步——三千二百步，他数过。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正好落在账本上。那些数字在月光里变得透明，像随时会消失。
手机震动，是杜宇：“爸，睡了吗？”
“没。”
“有个事……我可能，要失业了。”
杜明章坐起来：“怎么回事？”
“公司裁员，我们部门砍掉一半。我年纪大了，工资高，可能……”儿子的声音在夜里显得特别疲惫，“爸，要是真失业了，房贷……”
“别想太多，先等通知。”
“嗯。爸，您和妈都好吧？”
“都好。”
挂断电话，杜明章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月光慢慢移动，从账本移到墙上，移到衣柜，最后消失在地板缝里。夜很深了，远处传来货船的汽笛声，悠长如叹息。
他想起父亲去世前说的话：“明章，人这辈子就像挑担子，一头是责任，一头是良心。重是重了点，但挑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现在他的担子又多了一头：儿子的失业，孙女的未来，还有这片可能消失的老屋。
但挑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第十七章 暗涌
十一月的冷空气终于南下。杜明章穿上旧毛衣，领口已经松垮，但还能保暖。
夜校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班开课了。司法局派来的律师很年轻，讲《劳动合同法》条理清晰。杜明章负责案例部分，他讲了陈实的故事——那个因奶奶去世请假被开除的年轻人。
“后来呢？”有学员问。
“后来他拿着我们整理的材料去劳动监察大队，餐厅赔了两个月工资。”杜明章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数字，“三千六百元。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权利。”
教室里响起掌声。杜明章看见陈实坐在最后一排，咧着嘴笑。这个笑容值三千六，他想。
下课后，李经理找他：“杜老师，司法局想把咱们这个班做成样板，在别的夜校推广。您看……”
“好事。”
“他们还想请您当顾问，有点补贴，不多，一个月一千。”
“钱不重要，能把事做好就行。”
回家的公交车上，杜明章收到陈实的微信：“杜老师，我找到新工作了，正规餐厅，签合同，交社保。谢谢您。”
他回复：“好好干。”
然后又加了一句：“有空常来听课。”
车窗外，广州塔变换着灯光色彩。这座城市永远在变，但总有些不变的东西，比如对公平的渴望，比如知识的力量，比如一个老教师站在讲台上的坚持。
到家时，陈玉芬在看电视。新闻里正在报道老城区改造：“……惠及三万居民，改善居住环境……”
“要拆了。”陈玉芬说，“居委会今天来登记了。”
“嗯。”
“你舍得吗？”
杜明章没回答。他走到阳台，看对面的楼。有些窗户已经黑了，搬走了。还有些亮着，像最后的坚守。
茉莉花在冷空气里耷拉着叶子。陈玉芬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要是搬了，这花带上。”
“好。”
“书也得带上，一箱箱的，重。”
“我慢慢搬。”
“孩子们的照片……”
“都带上。”
月光下，两杯茶冒着热气。他们并排站着，看这座生活了四十年的城市。珠江在不远处流淌，货船拖着长长的光带，像时间的指针。
“明章，”陈玉芬忽然说，“要是搬了新家，买个油烟机吧，现在这个太旧了。”
“好。”
“再买个洗衣机，你手洗衣服费劲。”
“好。”
“别的……就没什么了。”
其实还有很多：冰箱该换了，沙发弹簧坏了，电视机是十年前的老款。但他们都默契地没说。有些东西能将就，有些记忆不能丢。
夜里，杜明章打开那个带锁的抽屉。通讯录已经写满了，他在最后一页的背面继续写：“2023年11月，老屋将拆。四十年岁月，于此终结。”
写完，他翻开账本，在新的一页写下标题：“搬迁预算”。然后停住了笔。预算需要数字，而他对未来的所有想象，都还没有数字。
手机亮了，是赵海：“老师，听说您那片要拆了？我公司有楼盘，给您成本价。”
他回：“不用，有安置房。”
“那装修我包了，您别推辞。”
这次杜明章没回。他关了手机，继续看着账本。月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空白的纸上，像在等待被填满的明天。
明天会有新的数字，新的计算，新的担忧。但也会有新的阳光，新的课堂，新的、需要被托举的人。
账本永远算不完，就像月光永远会升起，照着这座孤城，照着城里每一个挑着担子前行的人。
他们走得慢，但从未停下。因为肩上的重量，既是负担，也是生命全部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