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照孤城(五)
第十八章 丈量
拆迁办公室设在老菜市场二楼，红色横幅褪成了粉白色：“支持旧城改造，共建美好家园”。杜明章排在队伍里，前面是七楼的王阿婆，耳朵背，跟工作人员嚷嚷：“我住四十年了！四十年！”
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机械地重复：“阿婆，按政策办。”
轮到杜明章时，他递上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像他六十五年人生的全部证明。
“杜明章，401房，建筑面积39.8平米。”年轻人敲着键盘，“按最新补偿方案，每平米三万二。您算一下。”
杜明章心算：39.8乘以。。他在心里重复这个数字：一百二十七万三千六百。
“有两种选择。”年轻人打印出表格，“一、货币补偿，全额给您。二、产权置换，可以选西朗的安置房，一平米换一平米，超出面积按市场价八折购买。”
“西朗多远？”
“地铁六号线终点站，过去一小时。”
“那里有医院吗？我老伴要定期做理疗。”
年轻人查了查：“社区医院有，三甲医院要坐车。”
杜明章看着表格上的两个选项，像站在岔路口。选钱，能解儿子燃眉之急，但要从零开始找房。选房，有地方住，但远离熟悉的一切。
“我能想想吗？”
“下周五前决定，逾期视为放弃协商，走法律程序。”年轻人递过表格，“这是补偿细则，您回去看。”
走出拆迁办，冷风扑面。王阿婆坐在花坛边抹眼泪，几个老街坊围着她劝。杜明章走过去：“王老师，怎么了？”
“他们说我违建！阳台封窗算违建，要扣面积！”王阿婆抓住他的手，“杜老师，你评评理，那窗子封了二十年了，现在说违建！”
杜明章知道那扇窗。1998年台风，王阿婆家的窗被吹垮，儿子从深圳寄钱回来封的。后来儿子车祸没了，窗成了念想。
“我帮您问问。”他说。
回到家，陈玉芬正在看补偿细则，老花镜滑到鼻尖。“西朗……那么远。”她喃喃道。
“嗯。”
“要是选了房，去看莉莉就更麻烦了。”
“有高铁。”
“那钱呢？”
两人都沉默。账本摊在桌上，最新的几页写满了算式：如果选钱，扣掉税，剩一百二十万左右。给儿子五十万还贷，剩七十万。郊区买个六十平二手房，算四万一平，二百四十万——不够，还得贷款。
如果选房，不用花钱买房，但位置偏，妻子看病难，自己上课远。而且房子是安置房，将来卖也卖不上价。
“要不……”陈玉芬犹豫着，“咱们租房子？钱留给孩子们？”
“租房子你舍得吗？那些书，那些照片，放哪？”
陈玉芬不说话了。她看向墙上的照片：结婚照黑白，儿子百日照彩色，莉莉满月照笑得没眼睛。每一张都嵌在墙里，像长在肉里的刺，拔出来会流血。
晚饭后，杜明章去阳台抽烟。对面楼搬走了一半，黑着的窗户像缺失的牙齿。月光很淡，被城市的灯光稀释了。他想起刚搬来时，1983年，珠江还能看见星星。儿子在阳台上学走路，摔了一跤，额头磕出疤，现在还能摸到。
手机响了，是女儿杜蓉。“爸，听说要拆了？”
“嗯。”
“补偿多少？”
“一百二十多万。”
“那……爸，”女儿声音低下去，“能借我十万吗？你外孙要上国际班，一年八万……”
杜明章闭上眼。账本在脑子里翻页：儿子房贷、亲家医药费、孙女舞蹈课、妻子理疗费、老家礼金、学生借款……现在又多一笔。
“我想想。”他说。
“爸，我知道您难，但我更难。他爸下岗后天天喝酒，孩子就指望我了……”
“下周给你答复。”
挂了电话，烟已经燃尽。杜明章把烟头摁灭在茉莉花盆里——这盆花今年可能熬不过冬天了。
第十九章 谈判
杜明章决定选钱。但王阿婆的事让他多留了个心眼。他找到拆迁办那个年轻人：“同志，我想查查房屋测绘的原始图纸。”
“图纸在档案馆，不对外。”
“我是业主，有权看。”
年轻人推了推眼镜：“杜老师，您别为难我。按图纸，您家阳台也算违建。”
“阳台是原建的，1983年交房就有。”
“图纸上没有。”
杜明章去了档案馆。接待员听说是拆迁的事，眼皮都不抬：“图纸不外借，要查得开证明。”
“什么证明？”
“单位证明，或者律师函。”
他想起赵海。电话接通，赵海一听就懂：“老师，我让公司法务去办。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开发商惯用这招压面积。”
第二天，一个穿西装的律师找到杜明章：“杜老师，我是赵总公司的法律顾问。图纸调出来了，您家阳台确实在原始图纸上。”
律师摊开复印件，泛黄的图纸上，401房阳台位置标着“生活阳台”，面积计入建筑面积。“他们用的是后来改的图，把阳台标成了‘设备平台’，不算面积。这是违规操作。”
“能怎么办？”
“发律师函，要求重新测绘。但您要做好准备，他们可能会拖，拖到您受不了签字。”
“我不怕拖。”杜明章说，“但我那些老街坊，他们怕。”
律师看着他：“您想帮所有人？”
“能帮一个是一个。”
接下来的三天，杜明章挨家挨户敲门。大多数人不信：“胳膊拧不过大腿。”只有七户愿意联名：王阿婆，楼下的刘师傅（儿子残疾），五楼的李老师（癌症术后）……
联名信交上去的第二天，拆迁办主任亲自打电话：“杜老师，您是老教师，我们尊重您。但拆迁是政府工程，希望您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不等于任由老百姓吃亏。”
“这样，您家阳台按一半面积算，其他几户也适当考虑。但不能再多了。”
“按图纸算，该多少就多少。”
电话挂断了。晚上，杜宇从北京打来：“爸，听说您在跟拆迁办闹？”
“没闹，维权。”
“爸，您别这样。万一他们使绊子……”
“使什么绊子？我不偷不抢，按法律办事。”
儿子叹气：“爸，您这脾气……妈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
杜明章看着里屋，陈玉芬正在吃药，一把药，要分三次才咽得下。
“我心里有数。”他说。
挂了电话，陈玉芬走过来：“小宇说什么？”
“让我别闹。”
“你怎么说？”
“我说没闹。”杜明章扶着妻子坐下，“玉芬，如果我坚持，可能会拖很久，补偿款也晚拿。你治病……”
“治了这么多年，不差这几天。”陈玉芬握住他的手，“你做你该做的。咱们结婚时你说，做人要站得直。现在还能站，就别弯腰。”
月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两人交握的手上。杜明章的手粗大，关节突出；陈玉芬的手肿胀变形。但握在一起，还是当年领结婚证时的温度。
第二十章 阴影
律师函起了作用。拆迁办同意重新测绘，但只限联名的八户。消息传开，又有十几户找上门，杜明章家的门槛快被踏破了。
他买了本《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白天看，晚上看，老花镜换了两副。重点段落用红笔画线：“应当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评估结果应当公示”“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评估”。
王阿婆的儿子从深圳赶回来，提着水果登门：“杜老师，谢谢您。我妈说要不是您，她真不知道怎么办。”
“应该的。”
“这点心意……”男人递过来一个信封。
杜明章推回去：“拿回去。邻里几十年，不讲这个。”
男人眼眶红了：“杜老师，当年我妈腿摔了，是您背她下楼的。我记得。”
杜明章也记得。四年前，王阿婆摔在楼道里，他背她去医院，垫了三千医药费。后来阿婆儿子寄钱还，他收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人跟人的情分，有时候就是一层层欠与还垒起来的。欠多了，就还不清了，只好记着。
重新测绘那天来了五个人，扛着仪器。杜明章跟在后面，看他们量尺寸、拍照片、做记录。到王阿婆家时，带头的突然说：“这个阳台确实有争议，暂时按一半算吧。”
“为什么？”杜明章问。
“图纸不清晰，存在争议。”
“原始图纸上清清楚楚。”
“杜老师，”带头人把他拉到一边，“您见好就收。八户都给您重测了，其他的真不行。再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软中带硬的话，杜明章听懂了。他看着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年轻人，忽然觉得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你明明站在理上，却要跟不懂理的人讲理。
“按规矩办。”他只说了四个字。
最终结果，八户平均每户多算了三到五平米。王阿婆多出四平米，十二万八千元。老太太拿着新的评估单，手抖得拿不住：“杜老师，这……这够我住养老院了……”
其他住户眼红了。没联名的人找上门：“杜老师，您不能只顾自己啊！”“当初叫您一起，您不是怕吗？”吵吵嚷嚷，像菜市场。
杜明章关上门，外面的声音被隔成模糊的背景音。陈玉芬在里屋咳嗽，他进去看，见她把药藏在枕头下。
“怎么不吃？”
“吃了也没用，省点。”
“胡说。”杜明章倒水，拿药，看着她咽下，“钱的事别操心，有我。”
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翻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写着一行小字：“若拆迁补偿得款，分配如下：儿子房贷50万，女儿10万，妻子医疗20万，莉莉教育10万，自己养老10万，剩余备用。”
算了算，刚够。但这是选钱的情况。如果选房呢？如果房价涨呢？如果妻子病情恶化呢？如果……
没有如果。生活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应用题，你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解对了是侥幸，解错了是命。
月光从窗帘缝挤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光痕。杜明章想起很多年前教过的一篇课文：《月光曲》。盲姑娘说：“我仿佛看到了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他现在懂了，月光下的大海之所以美，是因为有黑暗衬托。没有黑暗，月光就只是光而已。
就像人生，没有这些沉重的托举，那些轻盈的飞翔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二十一章 签字
签字的日子定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
拆迁办布置得像售楼处，铺了红地毯，摆了绿植，音响里循环播放《欢乐颂》。每签一户，工作人员就敲一下锣，“哐”的一声，喜气洋洋。
杜明章排在中间。前面签完的人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茫然。轮到王阿婆时，老太太手抖得写不了字，杜明章扶着她手，一笔一画签下名字。
“杜老师，我签了……签了……”王阿婆重复着，像在说服自己。
“嗯，签了。”
“我家没了……”
“新家会有的。”
终于轮到他。工作人员递过厚厚一沓文件：“杜老师，选哪种？”
“货币补偿。”
“确定？安置房其实不错，地铁口……”
“确定。”
签字，按手印。红色印泥沾满食指指纹，像一个小小的伤口。一份份文件签过去：补偿协议、放弃安置房声明、房屋移交确认书……最后一份是银行转账授权书，补偿款将在一个月内到账。
“好了。”工作人员收起文件，伸出手，“恭喜杜老师。”
杜明章握住那只手，温热的，年轻的。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签名字，是参加工作，在教师聘用合同上。那时手不抖，心不慌，觉得前路光明。
现在手抖了，心还是慌，但前路还得走。
走出拆迁办，手机响了。是赵海：“老师，签了？”
“签了。”
“选的钱？”
“嗯。”
“那您住哪？我公司有公寓，先住着，不收钱。”
“不用，我租房子。”
“老师，您别跟我客气……”
“不是客气。”杜明章看着街上来往的车流，“小海，老师这辈子，没欠过人情。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让我自己安排，行吗？”
电话那头沉默，然后说：“好。但您有事一定找我。”
“嗯。”
回到家，陈玉芬已经把行李打包了一部分。书捆成捆，衣服装进箱子，照片从墙上取下，擦干净，用报纸包好。四十年的家当，摊开来能铺满整个屋子，收起来也就十几个纸箱。
“这么快就收拾？”杜明章问。
“早晚的事。”陈玉芬指着墙角，“那些教案，还要吗？”
杜明章走过去。三十八年的教案，从纸质笔记本到电脑打印稿，堆了半人高。他翻看最上面一本，1999年，《岳阳楼记》的教案，页边批注：“需补充范仲淹生平，联系学生实际。”
都过时了。现在学生用平板上课，教案都是电子版。但他一本都舍不得扔。
“要。买个书柜装。”
“新家不一定放得下。”
“放得下。”杜明章说，“放不下就少买件家具。”
傍晚，两人坐在打包好的箱子上吃饭——最后一次在这间屋里吃饭。菜很简单：剩菜热了热，加了个蛋汤。电视开着，播新闻，但谁也没看。
“什么时候搬？”陈玉芬问。
“下个月十号前。”
“租的房子看好了？”
“看了几家，明天带你去定。”
“贵吗？”
“不贵。”
其实是贵的。离医院近、有电梯、朝南的房子，月租要三千五。他看了套朝北的，二楼，没电梯，两千。但陈玉芬上下楼不方便。
月光升起来，透过没窗帘的窗户，照在空荡荡的墙上。那些挂过照片的地方留下浅色的印子，像记忆的疤痕。
“明章，”陈玉芬忽然说，“要是……要是我先走了，你把钱都给孩子，别留着。”
“胡说什么。”
“我说真的。你一个人，花不了那么多。”
“你会好的。”
“我知道我好不了。”陈玉芬声音很平静，“这病，耗着。耗我，也耗你。耗完了钱，就该耗命了。”
杜明章放下筷子。他想起医生私下说的话：“杜老师，您要有心理准备。类风湿性心脏病，预后不好。尽量让病人舒服些，别的……顺其自然。”
他当时点点头，像听懂了。但其实没懂，或者不想懂。
“玉芬，”他握住妻子的手，“咱们还没去云南呢。你说想看洱海，等开春，暖和了，我带你去。”
“好。”陈玉芬笑了，眼泪掉下来，“拉钩。”
“拉钩。”
两根小指勾在一起，一个关节肿大，一个布满老年斑。但勾得很紧，像很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牵手时那样紧。
月光移过来，照在交缠的手指上，照在没吃完的饭菜上，照在打包好的纸箱上。这个家马上就要散了，但有些东西散不了，比如承诺，比如记忆，比如这两根勾在一起的手指所代表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都不分离。
夜深了，杜明章在阳台上抽最后一支烟。对面楼几乎全黑了，只有零星几盏灯，像最后的守望者。茉莉花在寒风里瑟缩，他把它搬进屋，放在朝南的窗台上。
“撑过这个冬天，”他对花说，“明年春天，咱们搬新家。”
花不会回答，但叶子在月光下闪着细微的光。生命就是这样，卑微，顽强，在裂缝里也要开出一朵花来。
就像人，在生活的重压下，也要挺直脊梁。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肩上扛着的，是所有你爱和爱你的人的重量。
这重量很沉，但正是这沉，让你知道自己在活着，在爱着，在坚持着。
月光满城，照孤城。城里的人来了又走，只有月光不变，照着所有离别，所有坚守，所有在深夜里不肯熄灭的灯。
杜明章摁灭烟头，回屋。陈玉芬已经睡了，呼吸轻浅。他在床边坐下，看了她很久，然后轻声说：“晚安。”
晚安，老屋。晚安，四十年。晚安，所有托举与被托举的岁月。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明天，生活继续。明天，他还要上课，还要算账，还要在人生的应用题里，寻找下一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