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照孤城(六)
第二十二章 迁居
腊月十六，宜入宅。
杜明章凌晨四点就醒了。窗外的广州还在沉睡，只有环卫工人的扫帚声，沙沙沙，像蚕啃桑叶。他躺不住，起来煮粥，米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水汽模糊了玻璃。
今天搬家。
陈玉芬也醒得早，坐在床边叠最后几件衣服。动作很慢，每一下都像在告别。毛衣是儿子大学时穿的，洗得发硬，领口松垮；围巾是她自己织的，毛线褪了色；还有一件杜明章的旧衬衫，袖口磨破了，她一直说要补。
“带走吧？”她问。
“带。”杜明章没看，他知道是哪件。
七点，搬家公司打来电话，说路况堵，要晚半小时。杜明章说没事，不急。其实急也没用，这些年他学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等。
等钱攒够，等病好转，等孩子长大，等老屋拆迁。等来等去，把半辈子等没了。
八点，搬家工到了。两个年轻人，一个高瘦，一个敦实，进门就干活。书一箱箱往外搬，床拆成木板，沙发抬起时掉出积年的硬币。五毛、一块、五块，叮叮当当滚了一地。
“阿叔，您的钱！”高瘦的小伙子捡起来递给他。
“不是我的，是屋子的。”杜明章接过硬币，在手里掂了掂，“屋子给我的临别礼物。”
陈玉芬笑了。她已经很久没这样笑了。
最后一趟，杜明章亲自搬茉莉花。他捧着花盆，在空屋里站了很久。四面墙壁露出原来的颜色——淡绿色，1983年他们自己刷的。刷了三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晚上躺在新家地板上，闻着油漆味，觉得这就是天堂。
墙角有几道铅笔印，是儿子五岁时画的，歪歪扭扭的小人，旁边写着“爸爸”。墨水褪成浅灰，但还能辨认。杜明章蹲下，摸了摸那些印痕。手指触到粗糙的墙面，像触到三十八年前的某一天。
“走了。”陈玉芬在门外轻声说。
“嗯，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他听见里面有什么东西落下。也许是墙上残留的钉子，也许是终于松脱的记忆。他没有回头。
新家在白云区，三楼，朝北。电梯只能到二楼，三楼要步行。中介说这就是“半电梯房”，价格便宜三成。杜明章签合同时，陈玉芬在旁边没说话。她知道他在算账——每月省八百，够做两次理疗。
搬进新家第一晚，两人坐在塑料板凳上吃泡面。家具还没到齐，箱子堆了半屋，但窗台上已经摆好了茉莉花。陈玉芬说：“还行，比想象中亮堂。”
窗外没有珠江，只有隔壁楼的晾衣架。满月被遮挡了一半，斜斜地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块菱形光斑。
“以后去江边远了。”杜明章说。
“四十分钟地铁。”陈玉芬算了算，“还行。”
还行。这是他们四十年来用得最多的词。房子小——还行；工资低——还行；病痛——还行。不是真的行，是必须行。
夜里，杜明章在陌生的床上失眠。隔壁有婴儿哭，楼上有人拖椅子，水管里传来不明的水声。老屋是安静的，隔音差，但安静。这里样样都好，就是不像家。
他起来翻账本。补偿款已经到账，元，比他算的少了四百。银行扣了转账费。他在“收入”栏写下这个数字，在“支出”栏写下：
“给杜宇房贷：
给杜蓉应急：
陈玉芬医疗专户：
莉莉教育基金：
老家堂弟贺礼（补）：5000
王阿婆慰问：2000
夜校李经理儿子满月：500
备用金：……”
算来算去，剩二十万出头。够租几年房，够日常开销，够偶尔奢侈——比如去云南的火车票，比如给陈玉芬买双好鞋。
他在备用金后面写了“”。其实应该更少，但人总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万一明年还要去北京看莉莉呢。
账本合上时，窗外传来货车的轰鸣。京广线在远处穿城而过，列车载着货物和人，从一个夜晚驶向另一个夜晚。杜明章想起自己三十八年前坐绿皮火车来广州，硬座，36小时，脚肿得像馒头。出站时看见珠江，想：这辈子的路，就在这里走了。
路还在走，只是换了方向。
第二十三章 留守
春节前夕，杜宇打来电话：“爸，今年我回不去了。公司新换了领导，我得留下来值班表现。”
杜明章看着桌上写好的春联，“福”字墨迹已干。他说：“工作要紧。”
“莉莉想爷爷奶奶，天天念叨。”
“让她暑假来。这边凉快。”
“妈身体怎么样？”
“还行。”
还行。电话那头的儿子信了，电话这头的父亲挂了电话，去厨房给妻子煎药。煤气灶是老式的，打火要三次才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药汤咕嘟咕嘟地响。
陈玉芬的新药比旧药贵三倍，医生说效果好些。杜明章没犹豫，直接去缴费窗口刷了卡。药房的人说：“阿伯，这药自费的，医保不报。”他说：“知道。”
账本上多了一行：“新药（三个月）7800。”
年三十，老两口吃年夜饭。四个菜：清蒸鲈鱼、白切鸡、蒜蓉菜心、莲藕汤。和往年一样，只是桌子小了，对面空了。
电视里播春晚，热热闹闹的，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杜明章喝了半杯黄酒，脸红红的，对陈玉芬说：“明天初一，咱们去白云山走走？”
“你膝盖行吗？”
“走得慢点。”
“那去吧。”
初一早晨，白云山人山人海。杜明章拄着伞当拐杖，陈玉芬扶着栏杆，两个人在人流里慢慢挪。爬到半山腰，她喘得厉害，他找了个石凳让她坐下。
“老了。”陈玉芬说。
“早就老了。”杜明章递水，“又不是今天才老。”
她笑。他也笑。阳光从树隙筛下来，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像碎金子。
下山时，陈玉芬忽然说：“明章，下辈子你还教书吗？”
“教。”
“还找我吗？”
杜明章想了想：“看缘分。”
“什么叫看缘分？”
“就是投胎的时候要记得路，别走岔了。”
她没说话，但下山的一路上，手一直牵着他的。
初五，杜蓉打来电话：“爸，我带孩子回去了，初六到广州东站，能住家里吗？”
“能。”杜明章看看新家的客厅，沙发还没买，但有张折叠床可以支起来，“住多久？”
“三四天，孩子补课不能请太久假。”
挂电话，他开始收拾。从箱子里翻出被褥，在阳台晾晒。陈玉芬擦地板，把茶几挪到角落。四十平米的小屋转不开身，但转不开也得转。孩子回来了，家就得是家。
初六晚上，杜蓉带着外甥到家。孩子长高了，变声了，进门叫了声“外公”，就低头刷手机。杜蓉瘦了，眼袋比上次重，在厨房帮陈玉芬洗碗时，忽然哭起来。
“妈，我想离婚。”
陈玉芬手顿住，油花在水面慢慢散开。
“他天天喝酒，喝了就打孩子……我实在受不了……”
杜明章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抹布。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能谈就谈，不能谈就离。家里给你留着铺位。”
杜蓉抬起泪眼：“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杜明章说，“你回来，就是回家。”
那晚他睡客厅折叠床，把里屋让给女儿和外孙。月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脸上。他想起1988年，杜蓉出生那天，他抱着这个皱巴巴的小婴儿，承诺要给她一个家。
三十五年了，家还在，承诺还在，但住进这个家的人，却一个比一个疲惫。
账本在床头柜里。他摸出来，借着月光写下：“杜蓉离婚备用金：。”
写完，他又划掉了。有些债不是钱能还的。她需要的是一个父亲，不是一台提款机。
第二十四章 夜校的灯
过完年，夜校开学了。
杜明章还是骑自行车去，四十分钟，从白云区骑回越秀。这条路他骑了四十年，只不过以前是从家到学校，现在是从新家到临时教室。
李经理说：“杜老师，您年纪大了，要不咱们改线上课？”
“线上没温度。”杜明章换灯泡——教室的灯管坏了，他爬上梯子，下面几个学员扶着，“学生看不见我的脸，学不进去。”
陈实还在。那个因奶奶去世被开除的小伙子，在新餐厅干得不错，学了劳动法，还帮工友维权。他成了夜校的“助教”，新学员有不懂的，他先教。
“杜老师，您看这个。”陈实递来一张工资条，“我涨工资了，扣完社保到手四千二。”
“不错。”
“我还想学电脑。现在餐厅用系统点单，不会电脑以后没出路。”
“有夜校，有成人高考，你想学总能学会。”杜明章看着他，“怕的是不想学。”
陈实点头：“我不怕。”
三月，夜校来了个新学员。女的，五十多岁，鬓发花白，坐在最后一排，低头记笔记。下课后，她走到讲台前：“杜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杜明章推推老花镜，看了很久。记忆像老照片，渐渐显出轮廓。
“你是……李秀英？”
“是。1992届初三（2）班，我是语文课代表。”
三十年。那个扎马尾辫、作文总是写得很长的女孩，如今头发白了一半。她嫁到湖南，离了婚，儿子在广州打工，她来投奔。在小区做保洁，听说夜校有免费课，想学点东西找份好工作。
“杜老师，您还跟当年一样。”李秀英笑，眼角的皱纹层层叠叠，“上课的时候，粉笔灰落一肩膀。”
“老了，肩膀落不住灰了。”
“老师不老。”她说，“老师站在讲台上，就还是老师。”
杜明章没说话。他给她找了本成人高考教材，扉页上写了八个字：“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李秀英接过书，眼眶红了。她没说什么，鞠躬，转身走了。
四月，夜校报名人数翻倍。李经理来找杜明章：“杜老师，司法局说咱们这个‘劳动者权益保护’班是全市示范，下个月要开现场会。您能准备个发言吗？”
“讲什么？”
“就讲您为什么坚持办这个班。”
杜明章想了很久。他不是演说家，一辈子只会站在黑板前说话。但有些话，说了三十年，也该换个地方说了。
“行。”他说，“我讲。”
现场会那天来了很多人。司法局、教育局、工会、电视台。杜明章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西装——1985年买的，陈玉芬说第一次穿去学校，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陌生的面孔。灯光很亮，刺得他眯起眼睛。
“我不是什么模范，”他开口，“我就是个退休老师。”
台下安静。
“三十八年前，我来广州教书。那时候想，当老师就是教学生认字、算数、写作文。后来发现不是。当老师，是教学生怎么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他讲陈实，讲李秀英，讲那些夜校教室里埋头写字的人。他们白天送外卖、扫大街、端盘子，晚上来这里学知识、学法律、学怎么不被欺负。
“有人问我，都快七十了，还折腾什么？”杜明章顿了顿，“我不知道。可能一辈子教书，习惯了。学生有事，老师不能不管。”
台下有人鼓掌。杜明章没听见，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继续说：
“我教过最好的学生，不是考上名牌大学那些，是那些被生活打倒过、又爬起来的人。他们让我知道，教育不是给人贴金，是给人壮胆——壮了胆，才有勇气面对这辈子的难。”
掌声持续了很久。
散会后，李秀英等在门口。她穿着保洁制服，头发整齐地别在耳后，手里拿着那本翻旧了的教材。
“杜老师，我考上了。”她递过一张录取通知书，是老年大学的管理专业，“以后不做保洁了，想去社区工作。”
杜明章看着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他说：“好，好。”
李秀英哭了。三十年前她是个作文写得很长的女孩，三十年后她是个拿着录取通知书流泪的中年女人。中间隔了婚姻、生育、离异、漂泊，隔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夜。
但路还在走，书还在读。这就够了。
第二十五章 账单
五月，陈玉芬的病情加重了。
起初是气喘，走两层楼梯要歇三次。后来是浮肿，脚踝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起来。杜明章带她去复查，医生看着新的检查单，眉头皱成川字。
“杜老师，您爱人的心脏功能下降了。建议住院系统治疗，调整用药方案。”
“住多久？”
“至少两周，看情况。”
“费用呢？”
医生没直接回答，开了张住院通知单。单子上的预估费用栏是空的，但杜明章知道，那是个无底洞。
他第一次没有立刻答应住院。不是不想治，是账本上的数字不允许。
“先开药，回家调理。”他说。
“杜老师，回家调理效果有限……”
“我明白。”杜明章声音很低，“让我想想。”
回家路上，陈玉芬靠在他肩上，睡着了。公交摇晃，她的头一点一点往下滑，他用手托住。窗外是广州的黄昏，晚霞把天空烧成一块巨大的红烧云，美得像假的。
他想，年轻时他们说退休了就去旅行，走遍中国，看遍风景。现在风景就在窗外，她累得睁不开眼。
晚上，杜明章翻出通讯录，找到林静的名字。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最终没有按下去。已经欠她一万了，不能再欠。
他打给赵海。
“老师？”
“小海，上次你说的顾问工作，还有吗？”
“有！公司正在筹备新项目，正缺您这样的专家。我让人明天联系您。”
“不用顾问费，按活算钱。”
“老师……”
“按活算钱。”杜明章重复，“这是我的规矩。”
第二天，赵海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发来一整套资料。杜明章戴上老花镜，从上午看到深夜。安全教育手册需要重新编写，案例要更新，法规要核对。他把自己埋在纸堆里，像四十年前准备公开课一样认真。
三天后，初稿完成。他发过去，负责人秒回：“杜老师，太快了！质量还这么高！”
“缺钱。”他诚实地说。
对方沉默了一下：“赵总交代了，给您按最高标准结算。”
三天后，银行短信：“您尾号3378的账户转入人民币元。”
杜明章没动这笔钱。他在账本新的一页写下：“赵海公司，安全手册报酬，元。待存：陈玉芬住院基金。”
写完，他算了算。够住几天院？五天？六天？不够。那就继续攒。
夜里，他梦见年轻时的陈玉芬，扎着两条麻花辫，在学校门口等他下课。梧桐叶子黄了，落了一地。她踩在落叶上，哗啦哗啦走过来，笑着说：“明章，回家吃饭了。”
他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块。
第二十六章 满月
六月，莉莉放暑假。
杜宇请了假，带女儿来广州。这是儿子工作后第一次不是过年回来。杜明章去火车站接，看见莉莉冲出闸口时，差点没认出来——长高了，瘦了，辫子剪了，换成齐耳短发。
“爷爷！”她扑进怀里，还是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
“哎。”杜明章接住她，像接住一颗小小的太阳。
陈玉芬在家等了整整一上午。菜热了两遍，沙发套罩了又取，最后索性坐到小区门口的石墩上。莉莉远远看见，跑过去抱住她：“奶奶我想你！”
“奶奶也想你。”陈玉芬摸着孙女的头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天晚上，四十平米的小屋挤了四口人。折叠床支在客厅，杜宇和莉莉打地铺。杜明章睡沙发，陈玉芬睡里屋。门开着，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莉莉说：“爷爷，我给你跳舞。”
她在客厅中央踮起脚尖，旋转，伸展。月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她纤细的身影上，像舞台追光。杜明章坐在沙发上看，想起三年前，国家大剧院实验剧场，也是这个身影，也是这段舞。
“爷爷，明年我还来。”
“好。”
“你们也要去北京。”
“好。”
杜宇靠在墙边，沉默地看着父亲。他鬓角全白了，背比以前更驼，但眼神还是那样——温和，坚定，像有什么东西永远不会被生活压弯。
“爸，”他开口，“房贷那个事……”
“钱给你了就别想太多。”
“我不是说钱。”杜宇停顿，“我是说，谢谢爸。”
杜明章没回答。窗外的月亮移到中天，又大又圆，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
“我小时候不懂，”杜宇说，“为什么您对学生比对我还有耐心。后来懂了，您不是偏心，是觉得老师这个身份，比父亲这个身份要担的责任更重。”
他顿了顿：“您现在退休了，可以只当父亲了吧？”
杜明章看着儿子。三十八岁的男人，鬓角也有了白发，问出的话却像八岁时的那个小男孩——等爸爸下班，等爸爸辅导作业，等爸爸夸一句“做得好”。
“我一直在当父亲。”杜明章说，“只是这个身份，不需要发工资。”
杜宇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那天夜里，所有人都睡了。杜明章走到阳台，点了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远处珠江上航行的船。他想起父亲，那个邮递员，骑着永久自行车，驮着五个孩子的未来。
他想起1983年，他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手心全是汗。底下四十五双眼睛看着他，他结结巴巴地说了第一句话：“同学们好。”
他想起1998年，杜宇考上大学，他送儿子去北京。绿皮火车，36小时，硬座。杜宇靠在窗边睡着，他把自己的外套盖在儿子身上，一夜没合眼。
他想起2019年，陈玉芬确诊类风湿，他握着医生的手问：“能治吗？多少钱都治。”医生说：“尽力。”他说：“好。”
烟燃尽了。他掐灭烟头，转身回屋。
月光还亮着，照在拥挤的客厅、熟睡的儿子、踢开被子的孙女身上。照在账本上，那页写着“陈玉芬住院基金：元”，旁边用红笔加了一行：“还差很多。”
没关系，他想。差很多就慢慢攒，日子还长，账可以一页一页翻，路可以一步一步走。
窗外，满月悬在孤城上空，照见每一扇窗户里的人间。有人在梦乡，有人在漂泊，有人在深夜里计算明天。
杜明章躺回沙发，闭上眼睛。耳边是莉莉平稳的呼吸声，像小小的潮汐。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教过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他的故乡在哪里？在珠江边的老屋里，在这间新租的小屋里，在每一张讲台前，在每一本账本里。
月光照不到的地方，是故乡。月光照得到的地方，是家。
他睡着前，最后想的是：明天要去医院问问，能住几天院。不够的话，再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这些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月光静静落着，落在旧账本未干的墨迹上，落在阳台茉莉花含苞的枝头，落在这个沉默的老人为生活而弯了三十八年的脊背上。
满月照孤城，照见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力地活着，用力地爱着，用力地把光传递给下一个天亮。
夜还很长，但月亮总会落下去。
太阳也总会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