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照孤城(八)
第三十三章 证婚人
五月一日，广州落了今年第一场透雨。
杜明章凌晨四点就醒了。窗外雨声淅沥，打在新装不久的雨棚上，噼啪作响。他躺不住，起来熨衬衫——那件穿了四十年的旧西装，领口磨损处陈玉芬绣了一朵小小的茉莉，针脚细密，不细看看不出来。
“紧张？”陈玉芬也醒了，靠在床头看他。
“又不是我结婚。”杜明章把熨斗放稳，蒸汽袅袅升起。
“人家请你证婚，是把你当长辈。”陈玉芬顿了顿，“当父亲。”
杜明章没说话。他对着镜子打领带，手指不如年轻时灵活，试了三次才成。镜中人六十七岁，鬓角全白，背脊倒还直——三十八年讲台站出来的习惯，弯不下去。
婚礼在一家不起眼的酒楼举行，摆了八桌。陈实穿一身红裙，头发盘成髻，插着银簪。杜明章几乎认不出她——三年前那个蹲在夜校门口抽烟、被餐厅开除不敢吭声的女孩，今天眼里有光。
新郎姓周，也是夜校学员，学电工的，现在在一家物业公司当维修主管。两人对杜明章鞠躬，九十度，很久没直起。
“杜老师，谢谢您。”新郎声音有点抖，“要不是您，我可能还在工地扛水泥。”
杜明章扶起他：“你该谢自己。”
证婚环节，司仪把话筒递过来。杜明章站在台上，看着底下八桌宾客——陈实的工友、新郎的同事、夜校的同学老师。李经理来了，司法局的小王来了，连陈实当年打工那家餐厅的老板也来了，坐在角落，表情讪讪。
“我没有女儿，”杜明章开口，“但今天嫁女儿的心情，好像懂了。”
台下安静下来。
“陈实是我的学生。三年前她来夜校，坐在第一排，每次上课都记笔记，字写得很大，说视力不好。”他顿了顿，“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视力不好，是哭多了，眼睛落病。”
陈实在台下低下头，手被新郎紧紧握住。
“她跟我说，杜老师，我奶奶走的时候我没请到假，老板把我开了。我说那不是你的错。她说，可我还是没见到奶奶最后一面。”
杜明章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
“今天陈实结婚，我想对她说两句话。第一句：你奶奶如果还在，今天会很高兴。第二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记住三年前那个敢来夜校报名、敢学劳动法、敢为自己讨公道的你。那个你没丢，以后也不会丢。”
掌声响了很久。陈实趴在桌上哭，新郎搂着她的肩，自己也红了眼眶。
敬酒时，陈实走到杜明章面前，端起酒杯：“杜老师，我能叫您一声爸吗？”
杜明章看着她。二十五岁的姑娘，眼里有泪，有光，有这些年熬过的所有苦。
“能。”他说。
陈实跪下，认认真真磕了一个头。
满座宾客都看见，那个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弯下腰，扶起穿红裙的新娘，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就像拍自己远嫁的女儿。
第三十四章 种籽
六月，李秀英从老年大学毕业了。
毕业典礼在社区文化中心举行，杜明章作为特邀嘉宾坐在第一排。台上，李秀英穿着租来的学士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接过毕业证书时手在抖。
“我五十三岁，”她对着话筒说，“小学文化，在城里扫了八年地。以前我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
台下坐着她的儿子、儿媳，还有刚上小学的孙子。孙子举着手机录像，大声喊：“奶奶加油！”
“后来我遇到杜老师。”李秀英看向第一排，“他说，五十三岁怎么了？五十三岁还能活三十年，这三十年你想怎么过？”
她顿了顿，声音哽咽：
“我想过有尊严的日子。”
掌声雷动。杜明章坐在座位上，没鼓掌，只是摘下眼镜擦了擦。
典礼结束，李秀英捧着毕业证书来找他：“杜老师，社区给我介绍工作了，在街道办做档案管理，合同制的。”
“挺好。”
“工资比以前高一千。”
“那就更好。”
“杜老师，”她犹豫了一下，“我能常回夜校看看吗？”
杜明章笑了：“夜校的门，永远开着。”
七月，陈实夫妇度蜜月回来，第一件事是来杜明章家报平安。小两口提了水果和喜糖，坐了半小时，临走时陈实塞给陈玉芬一个红包。
“这是给师母买营养品的。”她说，“我现在工资涨了，周强也稳定了，以后每个月都来看您和杜老师。”
陈玉芬推辞，陈实不依：“您不收，我以后不来了。”
杜明章在一旁看着，忽然开口：“收下吧。”
陈玉芬看他一眼，没再推。
送走小两口，杜明章在账本上新开一页。他写下日期，写下金额，然后在备注栏写了两个字：
“回甘。”
这笔钱不是债，是果。种了三年，终于尝到一点甜。
八月，夜校来了个意想不到的人。
杜明章正在讲应用文写作，教室后门轻轻推开，进来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他站在最后一排，站了整整一节课。
下课后，他走过来：“杜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杜明章戴上老花镜。男人五十出头，发际线后退，但眉眼轮廓还在。
“李……李红军？”
“是。1985届初三（2）班，我是坐在最后排那个。”
杜明章想起来了。李红军，父母离异，跟奶奶过，经常迟到、旷课、打架。初二那年因为偷自行车被送进少管所，他去看过两次，后来就没消息了。
“老师，我出来以后，进厂当了工人。干了一辈子，去年退休。”李红军从兜里掏出一个红本子，“这是我外孙，今年六岁，上幼儿园大班。”
红本子里夹着照片，小男孩笑得露出豁牙。
“他爸妈都在外打工，我带他。”李红军说，“我想学点文化，好教他。想来想去，就找到这儿了。”
杜明章把红本子合上，递还给他。
“明天晚上七点，准时来。”他说，“从拼音开始教。”
李红军走了。杜明章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三十九年，足够一个少年变成外公，足够一个迷途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而他要做的事，其实一直没有变——站在这里，开着灯，等每一个需要方向的人进来。
第三十五章 病
九月，杜明章在学校门口晕倒了。
那天他去看王校长——校史馆的资料整理完了，最后一箱档案要移交。从办公楼出来时，太阳正烈，他走了几步，眼前忽然一黑。
醒来时，他躺在校医室的床上，周围一圈人。王校长、陈实、李经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年轻老师。
“杜老师，您中暑了。”校医递过来一杯淡盐水，“血压也高，得去医院系统检查。”
他点点头，没说别的。下午自己去了社区医院，量血压，开药，医生让休息，他没听。夜校的课不能停，马上要期中考试了。
陈玉芬不知道这事。她最近精神好了些，每天下楼散步，和邻居聊天，还参加了社区的合唱团。杜明章不想让她担心。
但瞒不过夜校的老学员。陈实每周都来，看见他手边多了降压药，什么也没说，只是课后把黑板擦得格外干净。
十月，杜明章收到了第三封请柬。
这次是李秀英的儿子结婚，请他去喝喜酒。请柬上写着：“敬请杜老师全家光临。”
陈玉芬问：“去吗？”
“去。”杜明章把请柬压在玻璃板下，“人家的喜事，要去。”
婚宴在番禺一家农家乐，摆了二十桌。李秀英穿着暗红旗袍，头发染黑了，精神得像换了一个人。她儿子在台上敬酒，儿媳穿着白婚纱，笑得羞涩。
轮到杜明章这桌时，李秀英领着新人过来：“这是杜老师，我的恩人。”
新人鞠躬，九十度，诚惶诚恐。杜明章扶起他们，从口袋里掏出红包——这是他想了很久准备的，里面是五千元，林静母亲那张存单取出来的本息。
“这是我一个学生的母亲留下的，”他对李秀英说，“她说要‘谢恩’。我现在把它转给你。”
李秀英看着红包，像看着一团火。
“老师，我不能要……”
“你不是给我。”杜明章把红包放进她手里，“是给你儿子的。等以后他有了能力，也这样去帮别人。恩，就是这样传下去的。”
李秀英握紧红包，用力点头。
那晚回家路上，陈玉芬忽然说：“明章，你累吗？”
杜明章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路灯。累吗？当然累。六十七年，他几乎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
“还行。”他说。
陈玉芬没再问。她把头靠在他肩上，像年轻时坐绿皮火车那样。
第三十六章 传灯
十一月，杜明章收到一封北京来的信。
信封很厚，拆开是一沓照片。莉莉的演出照——国家大剧院，舞台灯光璀璨，小女孩穿着白色舞裙，像一只真正的天鹅。
照片背面有字：“爷爷，我当上领舞了！老师说我可以考专业院校！”
杜明章把照片一张张看过去，然后压在玻璃板下，和刘建国的君子兰挨着。
陈玉芬凑过来看，看了很久。她没说话，但嘴角一直翘着。
“明年，”杜明章说，“咱们去北京过年。”
“好。”
“坐高铁，三个多小时就到了。”
“好。”
“带她最爱吃的腊肠，你做的。”
“……好。”
那天晚上，杜明章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还是二十三岁，站在三中初一（2）班的讲台上。底下四十五张脸，稚嫩、好奇、带着对未来的茫然。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行字：
“同学们好，我叫杜明章，从今天起教你们语文。”
粉笔灰簌簌落下，沾了他一肩膀。
窗外，1983年的阳光正好。
醒来时，枕巾湿了一块。他侧过脸，看见陈玉芬安睡的侧脸，月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薄霜。
他轻轻握住她的手。
这双手牵了四十三年，从珠江边牵到洱海边，从青年牵到暮年。还会继续牵下去，牵到走不动的那天。
十二月，夜校举办年终总结会。
李经理在会上宣布：市里把夜校列为“终身教育示范基地”，明年开始，场地免费，经费增加。他还宣布了一个决定：聘请陈实担任夜校兼职教务主任，协助杜明章管理教学工作。
“杜老师年纪大了，我们想让他轻松一点。”李经理说，“但杜老师说，夜校的课他还要上，上到上不动为止。”
台下掌声如潮。
杜明章坐在第一排，没起身，只是点了点头。
会后，陈实来找他：“杜老师，我有个想法。”
“你说。”
“明年开春，咱们开个新班——‘家庭教育指导’，专门教爷爷奶奶怎么带孩子。现在很多留守儿童，老人不会辅导功课……”
杜明章看着她。三年前那个蹲在夜校门口抽烟的女孩，现在学会了想别人。
“去做。”他说，“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说。”
腊月，杜明章收到第四封信。
信封很薄，拆开是一页泛黄的稿纸。字迹娟秀，蓝色墨水褪成了灰蓝：
“杜老师：
我是1989届初三（4）班的林晓燕。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班里作文最差的那个，有一次您把我的作文当堂念了，说‘虽然错别字多，但情感真挚’。
那是我第一次被表扬。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在老家教了三十年小学。去年退休了，孙子刚上幼儿园。
前两天整理旧物，翻出初三时的作文本，第一篇您批的评语是：‘多读书，多观察，多动笔。你行的。’
我想跟您说，老师，我行了一辈子。
谢谢您。
学生林晓燕
2025年12月”
杜明章看着这封信，很久没动。
他想不起林晓燕的样子了。1989届，初三（4）班，五十个学生。他能记住的只有几个特别调皮或特别优秀的。这个作文很差、被他当堂念过的女孩，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她记住了三十年。
三十年，从一个写作文错别字连篇的女孩，变成在老家教了三十年小学的老教师。她把从他这里得到的一点点肯定，传递给了无数孩子。
这就是教育。你想不起给了什么，但有人记得。你以为只是随手一推，但对那个人来说，那是改变一生的力量。
杜明章把信叠好，放进通讯录的最后一页。
那一页已经写满了名字，密密麻麻，像春天的草籽。他不知道这些种子会飘向何方，会长成什么模样。
但他知道，总有一些会落地生根，长成树，开出花，结出果。
第三十七章 除夕
2026年2月17日，农历丙午年腊月三十。
杜明章和陈玉芬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
窗外，南方的青山渐渐褪去，换成北方的平原。麦田覆盖着薄雪，村庄升起炊烟，电线杆上蹲着几只麻雀。
陈玉芬靠在他肩上，睡着了。她的呼吸平稳，胸膛里那枚小小的起搏器安静地跳动着。杜明章侧过头，看见她花白的鬓角，看见她嘴角若有若无的笑纹。
她梦到了什么？
也许是1982年，她穿着红裙子在学校门口等人。也许是1991年，杜宇第一声喊“妈妈”。也许是2019年，莉莉出生那天，他们坐了一夜火车去北京。
也许是洱海的月光。
杜明章不知道。他只是继续握着她的手，像过去四十三年每一个并肩而行的时刻。
北京南站，杜宇和晓婷早早等在出口。莉莉举着接站牌，上面用彩笔画了两个人，写着“全世界最好的爷爷奶奶”。
她第一个冲过来，扑进陈玉芬怀里：“奶奶！我想你！”
陈玉芬抱着她，笑出了眼泪。
年夜饭是在儿子家吃的。晓婷做了满满一桌菜，杜宇开了瓶茅台，莉莉穿着新裙子表演白天鹅。窗外，北京的夜空被烟花点亮，一朵接一朵，像春天的花。
杜明章坐在沙发上看。他喝了一点酒，脸有些红。陈玉芬靠在他身边，莉莉枕在他腿上，已经睡着了。
杜宇举起酒杯：“爸，这些年，辛苦您了。”
杜明章看着他。三十九岁的儿子，鬓角也白了，眼角的皱纹是熬夜加班留下的。但眼神还是那个在作文里写“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的男孩。
“不辛苦。”他说，“自己儿子，有什么辛苦。”
窗外，零点的钟声敲响。2026年来临了。
杜明章走到阳台，点了一支烟。北京的夜空被烟花照得忽明忽暗，远处cbd的写字楼还有几扇亮着的窗，有人在加班，有人在赶路，有人和他一样，在异乡想念故乡。
他的故乡在哪里？
在珠江边那间已经拆掉的老屋里。在四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在夜校的讲台上。在这个有妻子、儿子、孙女的城市里。
他的故乡，是他托举过的每一个人。是他们回头叫他的那一声——“老师”。
手机震动了。
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来自那些存进通讯录的名字：赵海在新加坡发来新年祝福，附了一张海上日出的照片；林静在值班，发来医院年夜饭的照片；陈实和周强在老家，放烟花的视频里笑声清脆；李秀英在家庭群发红包，配文“祝杜老师身体健康”；刘建国发来君子兰的照片，今年开了十二朵；林晓燕发了孙子背唐诗的视频，小朋友摇头晃脑……
还有更多，1985届、1989届、1992届、2003届……那些他记不清脸的学生，那些他不知道自己影响过的人生。
杜明章一条条看完，没有回复。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掐灭烟头，转身回屋。
客厅里，陈玉芬和莉莉挤在一张沙发上睡着了。杜宇和晓婷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啦，偶尔传来压低的笑语。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然后轻轻走进去，从卧室拿出那床旧毛毯，盖在祖孙俩身上。
月光从窗帘缝挤进来，落在毛毯的绒面上，落在他布满老年斑的手背上。
窗外，北京的夜还很长。
但春天已经来了。
尾声·满月
次年清明，杜明章独自回了一趟广州。
老城区已经拆平，围挡里长出了野草。他站在工地门口，努力辨认曾经的方向——这里是他站了三十八年的讲台，那里是他住了四十年的老屋。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珠江还在原来的地方流，不急不缓，像四十年前一样。
他在江边坐了很久。阳光很好，照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鳞。有老人带着孙子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线在手里绷得紧紧的。
“爷爷，风筝会飞走吗？”孩子问。
“不会。”老人说，“线在你手里，它飞得再高，也记得回来。”
杜明章看着那只风筝，忽然笑了。
傍晚，他去了夜校。新教室在教学楼三楼，有电梯，有投影仪，有中央空调。陈实在讲台上讲劳动法，底下坐满了人，有年轻的、中年的、头发花白的。
他站在后门口听了一会儿，没有惊动任何人。
下课铃响，陈实收拾教案，抬头看见他。
“杜老师！您怎么来了？”
“路过，看看。”
陈实跑过来，像以前在夜校那样，站在他面前：“您身体好吗？师母好吗？北京的孙女跳舞还跳吗？”
“都好。”杜明章说，“都很好。”
他走出教学楼时，月亮刚好升起来。又大又圆，悬在珠江上空，悬在脚手架林立的工地，悬在这座永远年轻的城市上方。
他走到公交站，等车。
一个年轻女孩从夜校出来，匆匆跑过，差点撞到他。
“对不起对不起！”她停下来，看清他的脸，“您是……杜老师？”
杜明章看着她。陌生面孔，二十出头，背着书包，眼里有光。
“我是刚来夜校的学员，上陈老师的劳动法课。”女孩说，“我听说过您。陈老师说，夜校是您办的。”
“不是我办的，”杜明章说，“是大家一起办的。”
“那您是第一个。”女孩认真地说，“第一个在这里等我们的人。”
公交车来了。杜明章上了车，靠窗坐下。
女孩在站台上朝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
车启动，夜校的灯光渐渐远了，变成夜色里一个温暖的光点。
杜明章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铃声——四十年前，三中老校区的下课铃，声音清脆，穿越时光。
他好像又站在那间朝南的教室里，粉笔灰落了一肩。四十五双眼睛望着他，等待他开口。
窗外，1983年的阳光正好。
他翻开语文书，清了清嗓子：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月光照着珠江，照着北京，照着洱海，照着每一个他走过的讲台，每一个他教过的学生。
满月照孤城。
孤城万里，春风吹又生。
（全文完）